圖/Stuart Williams
文/管中祥
最近幾年台灣社會常以「獨立媒體」形容這些相對具反叛性、行動性的新興媒體，但一般來說，只要資金獨立、運作獨立，都能稱之為「獨立」媒體，但媒體「獨立」是最基本的經營原則，至於強調弱勢發聲、推動社會進步、促成社會變革的媒體，通常稱為「另類媒體」。
「另類媒體」不只是市場上的另一種選擇，他會鼓動閱聽眾採取實際行動，參與社會變革。另類媒體又稱為「行動者媒體」，源生於政治與社會運動，並且開宗名義表明自己的立場是支持社會變革的一方，同時也鼓吹讀者參與行動，也因此，另類媒體的「行動者」與「媒體」的雙重身份，經常受到較多的關切與討論。
這樣的「雙重身份」，不但會讓官府及警方另眼相待，在採訪時也會遇到不少阻礙，不僅公務機關阻止進入，在抗議現場也常受到阻擋，更有許多「搞不懂狀況」的警察以此為藉口，惡意逮補抓人，迫害新聞自由。
這主要是因為，另類媒體相對於主流媒體更基進地站在權力機制的對立面，不但是讓弱勢發聲的重要管道，促成公共議題的討論，同時也紀錄了官府及警方及粗暴行徑，監督國家不當 的施維。
但即使如此，社運媒體和另類媒體的「密切」關係，也是另一個需要被檢視的媒體倫理議題。
這幾年，台灣的社運團體經常採取突襲式地「佔領」行動，不論是大家熟悉的「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反課綱行動」佔領教育部部長辦公室；或者，台灣農村陣線發起的「八一八拆政府」佔領內政部的廣場、苑裡反風車民眾佔領經濟部、國道收費員佔高速公路，以及文資團體衝進「南港瓶蓋工廠」工地阻止施工，這些突然其來的「佔領」行動都讓警方及官署措手不及。
這類的行動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但由於是「秘密」的「突襲」行動，訊息傳遞時只能選擇信任的內部網絡，以免遭到警方監控，或走漏消息。行動雖是「秘密」，抗爭者終究希望能有媒體效益，一方面想透過此種「激進」的作法引發衝突，吸引社會目光，進而促成公共討論，達到所欲之目的，另方面，也擔心即使「佔領」卻因行動者太少，而立即遭到驅離，因此希望透過管道招喚更多聲援者。
於是，可信任的另類/獨立媒體，就成了他們經常「合作」的對象。
這樣的「合作」是有效的，行動者的不但能成功的「秘密」佔領，同時也能「公開」地引發關切，並招喚出更多聲援的力量。對另類/獨立媒體來說，不但能夠得到「獨家」新聞，同時還能有機會協力公共議題或弱勢聲音的擴散，並且對抗不義的國家機器及資本霸權。
當然，這也逐漸形成了社運團體與另類/獨立媒體之間特殊的「親密關係」。
新聞社會學者Gans就曾用「舞會中的男女」形容記者和消息來源的關係，他說，兩者之間總是存在相互吸引、相互利用的曖昧情愫。雖然這樣的文字是在描述主流媒體和傳統消息來源的關連，但形容社運團體和部分另類/獨立媒體之間的關係，有時也相當合適。
從弱勢者的角度來看，當主流媒體對其存在與訴求經常忽略或扭曲，轉而尋求「另類媒體」的報導是人之常情。但如果另類/獨立媒體是獨立的，具有主體性，該如何面對這樣的關係呢？該如何面對在彼此「需要」上的相互依賴？或者如何在報導時能夠釐清日漸綿密且深厚的「兄弟情誼」？
這樣的「情誼」有時也會展現在報導者就是行動者的雙重身份，在香港就有「媒體人」會「利用」這樣的雙重身份，在社運現場不斷的轉換，有時是「行動者」動員群眾，有時是「報導者」以規避警方的驅離。此外，由於另類媒體工作者與行動者的關係密切，有些社運經驗也較為豐富，因而在抗爭現場，偶而也會有不經意地提醒行動者要如何面對媒體，當然，這樣的情況，在主流媒體的身上也會發生。
「另類媒體」有時被認為是「行動者媒體」，因為他立場鮮明，不僅站在主流價值與政體的對立面，讓弱勢發聲，也鼓動閱聽眾採取實際行動，參與社會變革。另類媒體會自詡或被認為是社會運動的媒體，也因為這樣，另類媒體也經常會與社會運動者有著良好的情誼，甚至容易被認為是「同路人」。
然而，「另類媒體」是「社會運動」的媒體，但並不該是社會運動「者」的媒體，其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要推動社會變革，而非成就社會運動者，更不該是社會運動者的附傭。也因此，站在主流政體對立面的同時，「另類媒體」也需要回過頭來監督社會運動（者），並且保持一定的距離，這一方面是要確保報導時最低限度必要的客觀與冷靜，同時也是保有「媒體」該有的主體性，並得到社會長久的支持與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