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威同（台東女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前總統李登輝曾表示，他任內推動十二年的「寧靜革命」，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民主化轉型。然而，他更關心的是，國人的民主素養、法治精神，能否與民主化的台灣接軌。民主素養、法治精神則有賴於公民教育的陶鑄，但是，公民教育「應該被教導」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台灣過去的發展往往被喻「經濟奇蹟」，在這種模式的教育體制所培育的公民，到底表現如何？我們的公民素養（citizenship）是否能夠因應逐步邁向民主鞏固與深化的政治發展？
80年代的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因為政治上的解嚴，同時也讓累積已久的社會力瞬間迸發，各種倡議百家爭鳴，但隨著政黨輪替、社會運動竟也沈寂下來，隨之而來的政治冷漠感，在年輕一代特別明顯。但是這幾年，從苗栗大埔事件、台東美麗灣事件、聲援關廠工人、洪仲丘事件所引發的公民覺醒聯盟、反服貿學運，在在顯示出另一波社會運動的崛起，其關鍵，就是年輕一代公民意識的覺醒，他們挺身而出，為弱勢族群、土地正義、環境生態、永續發展而勇於發聲。
教育現場的公民教育
當前台灣已逐步邁向民主鞏固國家之林，公民資質之良莠取決於公民教育，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學科係為增進學生的公民資質，其所欲達成之目標有三項。一、充實社會科學與相關知識。二、培養多元的價值關懷與公民意識。三、增進參與民主社會的行動能力。然而，在教育現場的實踐上卻各有值得省視之處。
一、公民知識趕進度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95暫綱）將原有的「三民主義」、「現代社會」、「公民」等三科整併為「公民與社會」，以及正式實施的《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99課綱），都標示出公民教育課程內容的改革方向，從傳統的意識型態、教條式的宣導，走向社會科學領域、整合式的論述，並且培養適應現代社會生活所需的相關知識與技能。張茂桂更指出（2009：1），《公民與社會》學科「以養成未來公民資質為課程目標，並未嘗用社會科學概論來全盤取代公民教育。但同時認為，新的公民養成必須通過相關的社會科學知識的學習進行，而不是回到傳統文化與德育品格教育途徑。」更重要的是，讓人權教育能夠透過課程的實施，引導學生發現別人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讓尊重與包容不再淪為口號。
回歸社會科學的專業本質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教學現場卻有幾個隱憂。第一，99課綱的份量雖有減少，但內容仍明顯吃重，目前高一、高二每週兩節，高三選修每週三節的教學時數讓教師疲於奔命趕進度，幾乎無法實施教學活動。第二，自2009年「公民與社會」納入大學指定考科之後，教學壓力明顯增加，教科書編撰者寧可增加內容以減少教師備課負擔。未來考題設計如果仍侷限在選擇題型，恐落入「考試領導教學」之困境，而讓公民知識淪為片斷和零碎化的記憶。第三，在教科書市場多元化之後，教師多依賴出版社所提供的教案、教材與題庫，教師自編教材、發展課程的能力有待提昇。
攝影／Shaojeng Ku
二、德行教育形式化
教師最難著力的，就是情意教育的引導，這個部分能否形成有效的學習遷移，很難藉由紙筆評量得知。公民德性教育即屬情意教育，民主國家公民所需具備的人格特質，包括守法精神、理性自制、尊重寬容以及品格教育都必須透過潛在課程與生活教育雙管齊下。
公民知識的傳授需要專業的公民師資，然而，公民德行的涵養則需要全體老師的身教。但目前國高中的民主法治教育，無論其活動和內容都流於形式化。以教育部所推動的「友善校園」為例，其核心價值在於強調人權教育的啟蒙，但各學校學務工作的執行者多以管理者的心態在處理學生的問題，甚至班會、班聯會等學生組織並沒有發揮其原有的功能，更淪為校方的橡皮圖章。
教師可以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為例，呈現政府濫用權力致使人民受到無端迫害的遭遇，人權教育要能深入人心，必須減少說教、道德勸說，而輔以深具故事性的影片、繪本、紀錄片等多媒體教材，才能達到情意教育的效果。筆者曾以兩位政治犯的個案，《希望小提琴》裡陳孟和先生如何藉由音樂找到生存的意義，並探討監獄人權的議題。《綠島的一天》裡黃溫恭先生由原本的15年有期徒刑、被蔣中正改判死刑，彰顯出戒嚴時期正當法律程序的欠缺、司法不獨立導致諸多迫害人權的案例，而家屬竟然在他遇難56年後才收到遺書，更讓我們重新思考轉型正義的必要性。
三、應加強學生自主性
學校公民教育的根本工作，在於強化班會的論述功能，尤其校方必須重視學生意見、願意接受其經過理性討論後的會議結果，學生自然會產生一種效能感。此外，校方也應尊重班聯會等各種學生組織的自主性，放手讓學生去規劃屬於自己的社團活動。或許學生的意見不夠成熟，但透過討論協商的過程，教師便在無形中輔導學生如何理性表達、容忍異己的態度和技巧，進而達成公民教育的目標。
此外，近年來「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推動「公民行動方案」，鼓勵學生發掘班級、學校、社區甚至是全國性的公共議題。首先是訓練學生分析其成因和現況以掌握解決問題的相關資源，接著學生必須共同討論出可行的改進策略，最後將之轉化成實際的計畫與行動。
教師應扮演「轉化型知識份子」
教師作為課程的組織與導引者，除了具備課程綱要所要求的專業知識外，能否扮演「轉化型知識份子」的角色，將教學視為一種通過知識而獲得解放的實踐。不但將學校轉化成一個師生可以彼此對話的民主場域，共同分享進步的觀點，教師能否帶領學生一起質疑既有的校規、或是課本內容的真實性。Apple（1993）就直指教育是政治的奴婢，社會上有權力的階級或統治團體可以界定「官方知識」（Official knowledge）的範疇，該知識不但具有正當性，其內容更是充滿壓迫與虛假的意識型態，官方還可以透過教育當局審定的教科書、國家考試制度來宣示「官方知識」的合法性與唯一性。
攝影／江佰川
因此，我們應當反思：即便「官方知識」具有形式的合法性，其正當性的基礎何在？亦即追問「誰有權力來決定教育的目標？」、「誰有權力決定課程綱要的內容？」、「學生究竟是教學的主體？還是客體？」
或者進一步追問：教育有沒有可能中立於政治場域之外？
2014年初，教育部罔顧「程序正義」，允許適法性有疑義的「課綱檢核小組」以檢核教科書用語「是否符合憲法」為由，在12年國教的「課程審議委員會」火速通過社會領域課程綱要微調案。有一群高中公民老師自發性地在臉書串連，組織「公民教師行動聯盟」，希望能在教育部長尚未核定課綱「違」調之前有所轉圜。2月5日這一天，將近50位公民老師集結在教育部，遞交陳情書來表達他們反對的意見，第一，請蔣偉寧部長暫緩核定課綱「違」調乙案。第二、公佈審查委員名單，廣納多元意見以化解社會疑慮。第三，立刻公佈課綱草案，重啟公聽會程序，讓審查委員與基層教師展開理性對話。
開學之後，教師各自回到校園，透過教師專業社群的連結，向其他同事說明「公民教師行動聯盟」的行動理念與程序正義之堅持。並在自己的課堂展開陣地戰，從「公民與社會」教學專業知能出發，論述「程序正義」的實質內涵，並引導學生思辯「違」調課綱過程，所呈現的專家政治與民主審議等問題。
雖然教育部後來仍公告通過課綱「違」調並於104年8月1日實施，104學年度入學的高中一年級即適用新課綱，教科書也同步修改。即便他們的行動是失敗的，但其作為具體實踐「轉化型知識份子」的自我期許，他們想說的是：當教師面對體制的不義，作為一個批判行動者應該展現何種具體身教？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無愧於自己的。
公民德行是一種心靈習慣
公民教育是一種整合性教育，除了充實的社會科學相關知識面向之外，公民情意教育、德行涵養也相當重要，托克維爾認為公民德行乃是一種心靈習慣，是一個人基於民主價值的正確認知，而表現於日常生活的道德行為。美國的民主風氣盛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蓬勃的民間結社活動，而公民參與的意願與能力進而得到提昇。
台灣社會普遍缺乏民主素養，與儒家思想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息息相關。儒家嚴守一套長幼有序（天地君親師）的倫理位階，而父母和老師的意見往往不容侵犯和挑戰，學生們從小缺乏表達意見的機會，更無助於深化民主所強調平等對話的信念。此外，學校作為提供系統化知識的場所，並以紀律與規範來形塑個人社會化的歷程，此雖有助社會秩序維持及穩定發展。然而，過度強調集體主義、追求效率，容易基於管理的便利而崇尚服從關係，學生淪為學習的客體，必然壓抑個人的尊嚴與自我發展，無益於民主政治的發展。
攝影／江佰川
國家機器有權力制定「課程綱要」，藉此影響教科書文本內容，並以「審定」為由染指教科書的實質審查，尤有甚者，「課程綱要」尚能引導考試內容、左右教師的教學指引，更是形塑未來公民具備「多元的價值關懷與公民意識」，以「增進參與民主社會的行動能力」（課綱的核心目標）。然而，多數公民教師針對此次課綱爭議，選擇不表態或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消極心態應對，只有極少數教師選擇以行動來喚起社會輿論，除了強調「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的主張外，他們也提出「教育政策應嚴守政治中立」、「下放教育高權、回歸專業自主」與「柔性課綱」的訴求。
時至今日，有愈來愈多的學者（花亦芬2014，黃丞儀2015）引介國外對於課程綱要的研究與相關論述，對於教育部粗暴、反民主的作為亦多所批判。「公民教師行動聯盟」雖然未能成功阻擋「課綱微調」，但其結合部份歷史教師，與其他民間社團串連，成功整合為「反黑箱課綱聯盟」，也漸漸讓媒體開始設定議題，學術界舉辦相關課綱研討會，引發更多的討論，其所造成的漣漪效應正逐漸影響台灣社會對於教育議題的關注與省思。
參考資料：
花亦芬，2014，〈公民社會如何讓教科書政策走向「去國家化」?〉。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4/05/，檢索日期：2015年10月2日。
黃丞儀，2015，〈從民族主義教科書中拯救憲法〉。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03/article/968，檢索日期：2015年10月2日。
張茂桂，2009，〈再探公民：反思高中《公民與社會》新課綱之訂定〉，《公民訓育學報》（20），第1～31頁。
Apple, M. W., 1993, Official knowledge: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conservative age. New York:Routle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