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公庫特約記者 黃凱薈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在5月18日於南華大學舉辦「高教工會中正/南華分部成立大會」，選出「大雄分部*」召集人，並針對組織設立的目標進行意見交流。會後，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系教授謝青龍與南華大學應用社會系教授周平針對「KPI如何摧毀高等教育」進行演講，分析南華大學實行KPI制度（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經驗。
不合理的標準 導致造假亂象
周平認為，KPI制度的好壞應該視整個社會脈絡來衡量。南華大學當初實施KPI制度時採取由下而上的方式，由各院系自行制定相關績效指標。但自新任校長上任後，在KPI的操作上徹底改變，轉為由上而下地制定指標，並要求KPI呈「陡坡成長」，幾年之內甚至要求KPI達到100%。因為這些過度理想的制定，迫使校內出現許多造假和荒謬的亂象。
謝青龍進一步指出大學執行KPI制度的荒謬性，他說，南華大學為了達到「學習指標」的數字效果，學生們被帶到圖書館「秒借秒還」；而為了符合「每學期六次班會」的標準，也有老師請學生一次帶六套衣服，拍攝六張不同衣著的照片放進會議記錄以便交差。謝青龍強調，動員學生造假完成的績效指標，學生們都會看在眼裡。南華大學就曾發生過修課人數不達標準，導致教師需自付鐘點費的情況，當時同事都勸該名教師隨便找幾位學生來造假蒙混過關就好，然而該名教師開設的課就跟「道德」有關，實在不願將就造假。KPI制度可能迫使老師不斷讓步妥協，道德底線不斷被迫後退，教學內容以及言行實踐的結合越來越難。
本末倒置 教學為行政服務
台灣高教學府為了追求教學卓越計劃及維持招生率，積極透過量化數據來展現辦學成果的競爭模式，已經形成一種極為形式主義的操作，造成行政人員、教師、助教、學生連鎖的權益受損。謝青龍認為，大學教育本來應以學生為主體，行政工作用來服務老師及學生，但南華大學目前的做法則完全背道而馳。現在的教學是為了行政、行政是為了KPI制度、KPI制度是為了教學卓越計劃的申請，而教學卓越計劃是為了能夠過讓南華大學安全地在每一年的招生比率過關。教職員工長期以來接受「若不這麼做，南華會倒」的邏輯，不敢吭聲地去迎合KPI的制度，猶如溫水煮青蛙。
2013年教育部公布提出私立大學退場機制，將「招生未達3000人」列為標準之一。周平認為，南華大學校方或許過度揣摩，以至急於充量。實際上行文要求教育部加以說明時，教育部的回應是「大學自治，你們自己決定就好」。
謝青龍說，他與周平兩人曾對校長以及校內高層提出建議，希望校長放棄追逐表面功夫的績效指標展現，將經費用在提升教學品質和研究品質。然而，校長直言「我做不到，因為其他學校也都一樣」。
績效亮眼的背後 教職員血汗勞動
周平也強調，行政單位以及教學單位之中最弱勢的人可能會產生衝突，但他們都忽視了真正躲在後面做決策的人是最邪惡、最可惡。這些人造成底層的衝突，他卻安坐他的位子無法撼動，等到你有成果的時候，媒體和外界就會讚美這些人來了學校之後帶來了多大的成就。事實上，教職員都知道KPI的制度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追求「陡坡成長」效果的同時經費卻沒有相應的提升，導致校內非典僱用增加以及教職員工勞動條件惡化。周平指出，校內大部分的職員被要求責任制。底層的教職人員必需付出更多的血汗勞動，去滿足虛幻的超高執行率數字。教職員在整個權力結構的擠壓下，成為彼此的對立面，教師曾在執行活動時因要求行政人員的協助而產生衝突；職員也會為了老師催繳資料產生摩擦和對立。
有量無質 學生受教權受損
周平舉例，南華大學舉辦「成年禮 」，舉辦各類的活動和講座，要求同學已累積點數的方式，在九項活動之中必需至少參加六項。這些活動或許有其潛在功能，但要求同學參加恰好利用他們成為教卓活動的基本觀眾，學生被迫參與很多與自己學習興趣無關的活動，影響了學習的自主和自由。
與會的南華大學職員表示，目前南華大學的KPI制定上規定UCAN（就業職能診斷）、ICAN、e-Portfolio（電子履歷競賽活動）實行率要求百分之百，學生在必修課被安排到電腦教室，並無老師授課，而是由助理教導大家怎麼填才能達標，以得到最大的效益。學生被迫犧牲一小時的時間填寫，影響了學生的受教權力。校內學生參與此類活動的時候，也會調侃地說自己只是去「+1」而已，甚至對教授開玩笑說「老師，你又要去集八點噢？」。
集權操作 犧牲學術自由
大學教育強調自主和自由，南華大學的KPI制度實施卻是集權的操作模式，制定績效指標的權力握在高層的手裡。高教學府若長期只重視量化數字的績效展現，卻忽視教學與研究的質量提升，就只是在集體完成一個虛幻的數字提升。KPI制度應用在教育領域是否合適，值得反省。
*分部成員主要是位於「大」林鎮與民「雄」鄉的南華大學與中正大學教職員及學生，故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