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Roy Ngerng
文 / Kirsten Han；翻譯 / 張柔
公庫按：鄞義林和張素蘭
文中提及的兩位「激進人士」為鄞義林和張素蘭。今年5月，新加坡進行補選，鄞義林和前張素蘭在臉書等社會媒體網站轉載有關選舉文章，並且發表對選舉的看法。
雖然他們轉轉的文章已發表多時，但仍被新加坡政府認為涉嫌違反選舉廣告條例，遭到警方約談，並進入其全住處蒐索，查扣電話以及電腦，甚至詢問臉書上的留言訊息。
一般認為，新加坡政府的行動並非只是針對對鄞義林和張素蘭而來，而是要「殺雞警猴」，對新加坡民眾與以警示。
張素蘭原為維權律師，也是1987行動黨政府「光普行動」大型逮捕所謂「馬克思主義陰謀」人事的關鍵人物之一，被內部安全局扣留。
鄞義林則發表有關公積金長期回報率低、運作不透明資訊，而被李顯龍控訴毀謗，法院判鄞敗訴，被罰款而破產。
六月的新加坡，似乎不太平靜。兩位激進人士，同時也是我的朋友，遭受警方查緝。隸屬於行政院的選舉部（Election Department）宣稱他們違反了競選法，原因是於補選（by-election）的前一天在臉書上張貼與政治有關的訊息。
警方的審問時間相當長，而後突然襲擊他們的家，進行搜查。筆電、電腦、行動電話以及硬碟全被搜刮，當局更是要求取得社群媒體（如：臉書）的帳號。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警方強行進行了所有調查與審問。
除了警方與選舉部的聲明外，主流媒體與國際媒體並沒有報導此調查，我是唯一坐在警察局外等候的記者。
此事件達到了它預期的效果，恐懼於新加坡社會起了漣漪。人們意識到當局持續進行搜尋，可能有更多的人捲入其中，在手機裡下載緊急安全的App、將資料加密、移出硬碟。這件事使我們想起，在1980年末期，有社工、激進人士與律師被拘留（其中一位被調查的張素蘭，便是當年被拘留其中一員）。
我花了幾天的時間清理電腦、加密檔案。我起先試圖一笑置之，但太多人警告我必須有所準備。許多朋友認為我就是下一位，我不敢否認他們的想法是錯的。
當我與我朋友談及行動的關鍵時刻，我們常想的是失敗或勝利，以及我們能從中能學習一些什麼。
比起其他國家的記者與激進人士面對更恐懼的威脅時，審問與沒收電腦所帶來的恐懼與威脅似乎成了發牢騷。但每當我們談及公民抵抗與激進行動時，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恐懼、壓力不能也不應該被忽略。
前往美國的幾週前，我小心謹慎，有突然被告知違法的可能，警方將沒收我所有物品。我發現我自己無精打采地徘徊在我狹小的公寓，不斷想著那些捲入風暴的朋友，他們失去工作、遭受調查與起訴。
在新加坡，身為一位參與倡議活動的自由記者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國際間不常到關注，也無任何保障。每當年經的自由記者蜂擁而至地報導世界各地的新聞，我常捫心自問，為何我仍堅持跋涉於驚險地壕溝裡？
此疑惑在我拜訪印尼的家務移工時不斷想起。她在工作期間受到傷害與暴力威脅，而後安置在移工人權組織裡。新加坡，是一個讓她無法工作，語言也不通的國家。聊了一會兒的天後，我借她手機打國際電話回印尼。她歷經三個禮拜的時間，沒辦法負擔國際電話的費用，沒辦法和她的家人說話，聽到遠方家鄉熟悉的聲音。她拿著手機，不斷地哭，淚流滿面。
這裡有許多故事需要被訴說。許多的故事，在表面上經濟的成功與穩定裡，需要被發現，然而記者鮮少關注。即便有公民記者與獨立／另類媒體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在體制內不斷掙扎，仍會有許多重要的議題被掩蓋過去。
我還沒決定我是否該繼續待在新加坡，一個會使我犧牲掉家庭、生活以及工作的國家，但是，是這些故事使得我的工作有意義，也是使我繼續留下來、繼續寫作的原因。
原文：The Stories That Need To Be T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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