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外的公民課

什麼都學 什麼都無感的歷史教育

圖/kennysarmy

文/許全義(台中一中歷史科教師)

「過去不只是過去。過去的事讓我們看見未來不能走哪一條路,以及未來必須走哪一條路。」

如何讓學生有感 ?

這次光復中學展演納粹案,展演內容和學生反應所引起的批判聲浪不相上下。學生認為,他只是變裝秀,就像畫畫,有畫得像,有畫不像的。他們高中短短三年,忙著考試,升大學,豈有餘裕理解此展演的普世人權意義。

台大電機系教授葉丙成很精確地指出,台灣的歷史教育只是將知識灌輸給學生,學生對當中的歷史意義無感。這種無感是真實的。這似乎比媒體所關注的,高中生白目和無知,還更令人恐懼。白目或無知的,或許只是少數高中生。可是對歷史課中所隱含的普世人權價值的意義感,無感的,比比皆是。

如何讓學生對歷史課有感,知道過去不只是過去,還會讓我們看見未來不能走哪一條路,以及未來必須走哪一條路? 這恐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怎麼讓學生有感呢? 這牽涉的不只是葉所鼓吹的翻轉教室和教育改革,還牽涉到整個體制的翻轉。

如葉所指出的,「以目前考試為主的教學、效率為主的教學,德國、二次大戰、納粹、屠殺,只不過是課本中的一個內容。我們的老師是否能有時數去引導孩子以同理心去感受這些歷史事件在發生的當時,侵略者、受害者等等的各方感受?」

沒有。

我們的教育太在乎知識,因為有太多的知識要教,以至於我們必須很有效率的把所有知識塞給學生。體驗?感受?同理?這些在教室裡都是奢侈,用傳統教學的老師是很難在繁忙進度中引導孩子做這些。

台灣學生要學的歷史,橫跨三個通史,台灣史,中國史( 或東亞史)和世界史。全世界沒有任何國家,像我們這樣灌輸學生一大堆有的沒有的史實。學那麼多,連看個電影,或讀小說和不割裂穿鑿地讀原典,都不可能。他怎麼可能,好好理解一段史事,讓過去融入其情意系統中,尋求與過去的人取得共識,對某段史實有感呢?

歷史教學,多不如少,少不如精熟。甚麼通史都學,也就是甚麼都沒學,無法神入,發展出過去之眼來觀察世運與人心。

其實,我們課綱所要求的核心能力,也知道自己的限制,所以只談認識過去所需要的能力,如時序觀念、歷史理解、歷史解釋和史料證據等等。這種歷史教學想像是虛無的,無法給學生往事並不如煙的感動,因為我們避開談史事的意義( significance )和歷史反省等等,讓過去不只是過去,而是攸關我們未來何去何從的倫理判準基礎。

如果我們放寬歷史教學的眼界,單是如何造成納粹之惡,或美國1960年代的人權史就可以教一整個學期了。我們要讓學生更有同理心,更能寬恕與憐憫過去所發生的事的話,確實不得不進行歷史教學大翻轉了。

不過,單是聚焦在歷史教學恐怕還是不夠。如歷史教師深根聯盟所指出的,學生還是活在威權統治教育中,所以對仿效納粹一事無感。

能近取譬,才能有感。我們歷史從業人員,為什麼不好好追溯中學高壓管理制度的由來呢? 學生被逼著吃團膳。因為幹部集合遲到,被逼著做愛校,打掃多年來沒人掃的社團大樓廁所? 被逼著關在校園裡,爬牆就記大過。教官還留在校園監視中學師生,這些怎麼來的?

如以被逼著吃團膳而言,學生認為這一點都不尊重其財產權與選擇決定的權利。

財產既然是學生的,學生就有權有責任處分,不需要透過學校中介。學校中介還是沒比較好。真正能吃的只有一家,其他三家只是花瓶,以避免壟斷之譏。同理,那是學生的變裝秀展演,為什麼要導師審查,行政人員審查,然後校長同意呢?他們又不是白痴,自有其倫理判斷準則。我們絲毫不尊重他們,如何要求他們尊重受害者的感受?

這些同意,蓋那麼多章,某種程度稀釋了個人所認知到的責任感。導師是歷史老師,如果這事情完全由他決定。我猜,基於職業倫理,他會完全將此案擋下來,畢竟類似的事情在台灣、在全球已經發生很多次了。

如果學生完全主導,也類似。他們就不得不關注觀眾反應,會跟自己所思所想的有所不同。他們將計畫案,送給學校行政體系審查。其實,不用花太多心思,注意社會觀感,因為這問題學校會注意。校長認為,行政人員、導師和學生會注意。導師認為學務處會謹慎。學生信任導師。結果,層層稀釋就是沒有人注意,如何才不會在受害者的傷口上灑鹽。

一件事情很多人管,就產生逆公有地悲劇,變成無人可管。而且,每個人也完全沒責任感。歷史老師何嘗不知道,歷史課本裡沒有史學成分呢? 用選擇題評鑑學生,讓他們選出正確的史學選項,根本違反史學作為建構之學的特質。

他們就只是認為,既然書商與作者依據課綱編寫,而且還通過教育部審查,那自己當然就可以擺脫責任了。他們也只是認為,既然大考中心都可這種題目,出版社也給這種題庫,歷來其他學校老師也都這麼出題的,那用選擇題評鑑學生就沒問題的,至少對學生有個公平的評分標準。

每個人的角色似乎如此卑微,卑微到他們根本不會有機會面對任何道德困境。此教育體制,小地方的人權侵犯以及平庸之惡,恰好是納粹藉以迫害猶太人的思想基礎。

何雪瑩引述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時,所指出的,大屠殺不只是違反人類文明的野蠻行為,它還是人類文明到達現代性(modernity)的表現。現代性的特點在於推崇理性、效率和官僚制度,而這些原則在執行屠殺時表露無遺。

納粹德國執行種族滅絕時極有系統。每個政府部門都參與在來,連教會和內政部也提供出世紙證明誰是猶太人、財政部充公猶太人財產、德國企業解僱猶太僱員。

每個人的角色似乎如此卑微,卑微到他們根本不會有機會面對任何道德困境。所以Bauman提出的是大屠殺並非人類文明的一場意外,相反,雖然現代性不會直接導致屠殺,但正是人類走到現代性一步,為屠殺提供了思想基礎。

人面對現代體制的卑微,卑微到沒有任何機會面對道德困境,不就是台灣教育官僚體制的寫照嗎?一個很多人管,其實沒有人有責任感的體制。

總之,要讓學生有感,一方面要終結那種甚麼都學,結果甚麼都無感的歷史教育;另一方面也要反思、翻轉那個很多人管卻沒有人有責任感的現代體制。

 

【參考資料】
葉丙成,《納粹事件的反思──無感比無知更可怕》
何雪瑩,《納粹屠殺是人類文明的果 — 記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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