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威同（台東某國立女中教師）
心裡一直很清楚，教育就是細水長流、涓滴成海。做為教師，你很難知道自己對學生的影響究竟有多大？要扭轉一個人的觀念或思考習慣，很難；教師本身，往往就是一群難以教化的頑固份子（包括我自己）。幾個月前得知，2015年我第一次參加「國際特赦組織」的「寫信馬拉松」所援救的個案翁斐斐獲釋，這個消息令我振奮，原本以為不太可能的事，不到一年之內竟然發生。因此，我決定在12月的「國際人權日」前後，將「人權教育議題」融入公民與社會課程（我很聽從教育部的指示吧）。
我要以最敏感的「政治」作為切進公共議題的第一刀。
「上課鐘響」[1]後，進到向來吵鬧的教室，我保持一貫的微笑、眼光緩緩掃描過教室一遍，仍有人繼續聊得渾然忘我，等到有同學噓了一聲才漸漸安靜下來。
請同學幫忙發下今年要援救個案的相關資料與明信片，我接著詢問：
「有人聽過『國際特赦組織』嗎？」只有稀疏的兩三人舉手，有點讓我驚訝。
「那麼，你們覺得這個國際組織成立目的、或主要的工作是什麼？會跟政治有關係嗎？」
「應該是個推動廢除死刑的組織，跟政治沒有關係吧？」舜敏猜測性地回答。
「嗯！國際特赦組織也反對死刑。因為，死刑不但是對人權的蔑視，也往往是獨裁政府透過法律來剷除異議份子的手段。不過，難道『推動廢除死刑』這件事和政治真的沒有關聯嗎？我還蠻好奇，你們在這個年紀對於『政治』這兩個字的想像，究竟是什麼？忘掉以前課本裡的定義，有人願意說說看嗎？」
「政治就是選舉投票吧！」于明說。
「政治就是政黨惡鬥、口水戰啦！」有人半開玩笑地說
「這是大家對政治最普遍的認知，除了選舉之外，其實政治是無所不在的呢！比如俗話說『兩個和尚挑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到底是為什麼呢？」
「老師，我知道了！『三個和尚沒水喝』就是他們很愛計較，沒有人願意吃虧而去挑水。或者，政治就是一種妥協嗎？」
「政治究竟是不是妥協？你又問了一個好問題。先說，這句俗話裡的『挑水』就是勞務分配，究竟是誰來決定「如何分配」的規則，誰就掌握政治。一個人，本來就不需要分配；只要兩個人以上的群體生活，就會涉及權力與資源的分配，兩個人的情況最單純、就是雙方合作挑水比較省力；而三個人，到底要如何分配挑水的次數與搭配方式？會不會有人偷懶？或者有人會多挑一次。如果誰也不肯退讓，或者沒有出現一個比較有權力的人來決定，就會擺不平；最後無論是有人願意退讓而妥協，或者接受權威者的規則，都是一種政治的結果。」
「其實，你們每天在家裡、或者在班上，都有一些政治的現象。有沒有人要舉例說明？」我繼續提問。
「不會吧！家裡也有政治？」舜敏驚呼。
「對，決定誰去洗碗？就是政治；討論放假到底要去哪裡玩，也是政治啊！就算我們不想去某個地方，爸媽一旦決定之後，小孩還是得跟去，難怪我們要上『家政』課啊！」恭旻立刻反應過來。
「我們決定要不要開冷氣？或是分配學校的打掃區域、班上的清潔工作，也都是政治！」
「因此。政治現象普遍地存在於人類的各種社會組織。就公共領域而言，政府制訂法律與維持社會秩序，更被視為公權力的唯一代言人，有學者甚至將政府比喻成『宣稱合法並壟斷的暴力組織』[2]。換言之，即使是專制國家，也會制訂憲法，但政府未必遵守憲法規定，一旦某些國家有違法侵害人權之情事，國際特赦組織就會展開救援行動。」
「他們援救的對象，早期以良心犯和政治犯為主，近幾年更揭露全球酷刑危機，一個人的身體自主權受到嚴重侵害，特別是女性。你們可能很難想像，強迫婚姻在布吉納法索已經導致數千名女孩的童年受到摧殘，其中最年輕的只有13歲。拒絕強迫婚姻而逃離的女孩們，面臨龐大的家族、社會壓力、甚至暴力威脅。待會，我們將介紹幾個今年要援救的個案，國際特赦組織特別製作一系列的短片、投影片，可以讓你們瞭解：世界上的某個角落，正有一群和你們年紀相仿的人，他們無時不刻活在恐懼中。人權不是抽象的概念或法律文件，而是真實生活的本身；當某個人的生命經驗受到威脅，正代表人性尊嚴蕩然無存。」
有些同學臉上表情愈來愈凝重。「老師，那我們可以採取哪些行動呢？」
「『寫信馬拉松』的行動代號是『W4R』代表 ”Write For Rights” ，為權利而書寫，馬拉松則是行動長久持續的隱喻。透過寫信、網路連署的方式，呼籲那些漠視人權的政府能採取一些人道的措施，例如，給予當事人醫療照顧、予以公平的審判機會，對於良心犯能夠減輕刑責、甚至加以釋放。或者，你也可以寫信鼓勵當事人，讓他們知道有人正在關心他們受到迫害這件事，國際特赦組織的這些作為，就是一種政治行動。」
「老師，但是我很懷疑，我們這麼做，真的有用嗎？」底下開始有人竊竊私語。
「我以前也懷疑過，但後來想想，如果我們寫信去向該國政府表示關切，當事人的處境會有兩種後果，一個是真的有所改善、另一個則是變得更差；然而，在什麼都不做的情況下，他們變得更糟的可能性則是極大。換言之，如果這是一種賭注，付諸行動是否就有變得更好的機會？而就目前看到的資料，國際特赦組織的倡議、以及其所關注的人權迫害的現象，藉由媒體的披露，也受到『聯合國人理事會』（UNs Human Rights Council）持續關注，有些個案陸陸續續都獲得改善或無罪釋放。」
「老師，可是阿公都說『囝仔郎、有耳無嘴』，教我好好讀書、少管閒事，不要談論政治耶，我採取行動寫明信片，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啊？」舜敏又問。
「嗯，或許你阿公曾經看過或聽過某些事情，導致他對談論政治保持冷漠吧！你們覺得原因是什麼？」
「老師，會不會是受到白色恐怖的影響？我阿媽說，他的叔叔以前因為看了有關社會主義的書，在讀書會時批評政府，結果被鄰居檢舉而入獄十幾年，送到綠島去思想改造。所以，他們整個家族也連帶受到排擠與異樣眼光，特務人員持續不斷地監控騷擾，有些人找工作還受到阻撓。從此之後，就沒人敢談論政治，即使是私下場合，都要擔心隔牆有耳。」恭旻說。
「很有可能喔，其實白色恐怖留給台灣社會的傷害，不是立法予以政治受難者金錢補償或是恢復名譽就可以弭平的。白色恐怖長達數十年，那個『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魔咒不斷地盤旋在台灣人民心中，並在腦袋裡形成一個『小警總』隨時進行自我思想審查。白色恐怖摧毀的是人與人彼此的信任，每個人都要謹言慎行，以免惹禍上身、牽連家人，於是漸漸形成政治冷漠症。」我接著回應。
「或許仍有同學會覺得，就算我們寫信表達關心，到底有什麼意義？漢娜鄂蘭[3]曾提到：身為一個人，除了維持必要的勞動以謀生之外，我們還可以選擇『政治行動』，其重要意義在於透過集體行動，例如為了捍衛人權而響應『寫信馬拉松』，這樣就開創一個足以影響世界的事件，這件事會不斷地被接續下去，個人有限的生命因此不朽，即使我們行動可能面臨失敗的風險，也絲毫不影響我們的意志。」
「所以，社會運動也算是一種廣義的『政治行動』囉！那也是一群人民以有組織、有計畫性的集體行動，希望能夠改變目前不合理的社會現象。」順敏若有所思地回答。
「的確，社會運動是人民表達對於政策的異議、或者提出有關環境運動、生態保育的倡議等等。當然，運動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必須是持續耕耘、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歷史不斷地證實一件事，只有付諸政治行動，才有改變的可能；不行動，人民將永遠受到統治者的宰制。」
「好吧，就讓我們來看第一個個案，馬拉威白化症女孩安妮的故事……..」
[1] 本校過去向來有「鐘聲權威」的傳統，不但要求教師準時進教室，學生更要肅靜起立、齊聲向老師問好，待老師回禮後再坐下安靜聽課；至今仍有不少資深教師信奉此道並樂此不疲，而本人上課從不時興這一套SOP。
[2]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胡宗等譯，《民族國家與暴力》，台北：左岸文化，2005。
[3]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林宏濤譯，《人的條件》，台北：商周出版，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