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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金策與1990年代的台灣左翼媒體: 《群眾》雜誌及《群眾之聲》電台(二)

文 / 林恕暉

作者按:2014年318反服貿佔領立法院運動,反中的國族意識、反自由貿易的階級意識大舉宣揚,徹底摧毀國民黨政府執政基礎,使國民黨在2014年底地方選舉、2016年初總統與立委選舉接連大敗,但在民進黨執政之後,台灣的社運、左翼運動如何往前走?成為許多人思考的問題。台灣在1980年至90年代也發生過類似的政治變局,社運、學運進入狂飆期,1990年3月的中正廟學運也促使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社運、學運人士的投入,當時也在台灣興起一波左翼運動浪潮,作者希望藉著引介、反省二十多年前台灣的這波左翼運動歷史,透過反省與歷史分析,作為當今社運工作者、左翼運動者推動反資本主義、反帝國霸權運動的借鏡。(本文同步刊登於《傳播、文化與政治》)

張金策與1990年代的台灣左翼媒體: 《群眾》雜誌及《群眾之聲》電台()()()()()(

參、《群眾》形成前的操練

在黨外運動多年的「國會全面改選」聲浪下,李登輝主政下的國府於1992年底進行首次國會全面改選──第2屆立法委員選舉,以台獨為訴求的陳婉真1991年原本在台中地區活動,因街頭抗爭而聲名大噪,由於鍾維達曾與陳婉真在美國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擔任正副會長,1992年初鍾維達評估,民進黨在台北縣仍有立委當選空間,鍾維達力勸陳婉真到北縣參選,透過參選介入政治運動(陳婉真訪談紀錄,2016年2月19日;鍾維達訪談紀錄,2015年9月20日),陳婉真也同意參選,在鍾維達引薦下,黃泰山、張素真與左翼讀書會成員邱襄陵、周幸宜、康惟壤、黃國良、林志侯、包玉文、林恕暉等人都為陳婉真1992年底參選立委助選,陳婉真以「終結中華民國」作為參選訴求,對於為陳婉真助選的動機與過程,黃泰山指出:

我們動機很簡單,是去練兵。選舉是台灣最密集的動員形式,強調有別於社會運動,選擇陳婉真,一來因為和她是舊識,二來,陳婉真很晚才宣佈參選,又沒班底,可參與和發揮的層面和空間,相對的比較大。我主要參與組織工作。陳婉真在北縣沒人,找得到人就不錯了。同時陳在選舉過程沒有什麼保留,她強調文宣、造勢、對組織則沒有特別看法和要求。陳婉真這次選舉是靠她的知名度來動員,她的票是空氣票,而非組織票,她的選戰模式就是靠一次一次的造勢活動,拜訪樁腳的行程不多(野百合通訊,1993年2月)。

此論述顯示,《群眾》成員參與陳婉真立委助選,是在黨外運動資源、人際關係、助選位置、成員歷練等考量下的結果,助選也有利於爭取在反國民黨、台獨運動內的左翼論述位置,也可讓《群眾》成員熟悉黨外運動、民進黨基層助選運作方式,特別選舉多年來一向是台灣最密集的政治動員、宣傳活動,1992年國會首次全面改選,區域立委是採複數選區投票制度,而立委席次大增,台北縣為一個選區,應選席次高達17席,陳婉真在衝撞國民黨政權引發的高知名度,及台灣建國運動組織(簡稱台建)成員、《群眾》成員助選下,1992年當選立委。

對陳婉真立委助選工作,是《群眾》成員的重要操練,使黃泰山等學生成員與康惟壤、黃國良等基層社運工作者合作,累積政治經驗,尤其陳婉真的總部設新北市三重區,也為日後《群眾》在新北市的民進黨地方人脈的動員形式,倚靠「造勢活動」、催出「衝組」投票的助選方法,成為《群眾》日後助選主要策略。同時也吸納新成員並透過助選,參與政治運動、工運、環保運動等抗爭,累積政運、社運經驗。

肆、建立組織基地、延伸社運發展

除了助選之外,《群眾》成員也發展新的社運組織,1992年9月,曾參與讀書會、且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成員的簡淑慧、林正修、林志侯、蔡萬吉、康惟壤、鍾維達、邱襄陵、黃國良等多人,因不滿環保聯盟總會的學術菁英領導作風,決定落實草根經營、發展在地環境議題為目的,成立環保聯盟「台北分會」,以類似新潮流參與社運方式,推選淡江大學教授張正修擔任會長,《群眾》成員簡淑慧擔任副會長,祕書處則成為培養幹部的基地,由林正修擔任首任總幹事,中興法商學運社團出身的劉思龍任副總幹事,其後歷屆接任環盟臺北分會祕書處總幹事的包玉文、林志侯、李貞瑩、呂建蒼、陳建志、賴偉傑等人都曾參與《群眾》相關活動,林正修指出:

「環保聯盟台北分會」正是《群眾》成員建立、不同於環保聯盟的運動組織。等於我們弄細胞進去,人家也知道,以施信民為主的人都知道,這一掛與他們不同掛,他們一直怕我去搶環保聯盟總會秘書長,其實位置對我們不重要,但有三個問題對我們很重要,一、有優秀的組織幹部、年輕人。二、是運動的籌碼。三是募款的來源。我們在台北分會是自己募款,張正修會長提供他自己的房子給我們用。這些都是組織工作,有點像是細胞在打進去,這我們在學誰?就學新潮流嘛!新潮流在民進黨內是少數派,但是他在各個社運團體都佔最重要的秘書長位置,我們群眾也是這樣,只是我們更清楚的,旗幟是左翼!而且某個程度是更衝的(林正修訪談紀錄,2016年6月22日)。

在《群眾》讀書會成員忙於成立臺北分會、為陳婉真助選期間,1992年9月26日張金策闖關返台,與張金策有私誼的黃信介、陳菊、鍾維達等人都前往接機,張金策抵達桃園機場就被警方逮捕,移送台北地檢署,經審訊後當晚獲交保(程川康、鍾沛東,1992),張金策在宜蘭礁溪老家休息幾日後,隨即北上與鍾維達、黃泰山等讀書會成員見面。

林正修形容第一次見到張金策時指出:

我看到張金策第一個感覺,這才像列寧,張金策沒有那種學究氣,他不會囉囉唆唆,不會講一些排場的話,說自己多偉大。見面第二天我問他,我叫什麼名字你記得嗎?他說「很歹勢」,我都還記得這些,這個人的土氣。我覺得要搞事情就是跟這種人搞,我不是菜鳥,我在學運搞過,也看過頭面的人物,看到那些人我都沒感覺,對,就是他!只有看到張金策有這個感覺。為什麼?他有那種草根的開放性,又有一些最關鍵的理論認識,不是說要讀辯證法那些,我記得他用閩南語說,什麼叫做辯證法?就是一個事情「要活跳跳來看」(林正修訪談紀錄,2016年6月22日)。

面對有深厚黨外運動資歷與左翼運動經驗的張金策返台,林正修的說法,也呈現了當時左翼學運、社運幹部的雀躍心情,在鍾維達、黃泰山、林正修等人帶動下,當時50歲的張金策也迅速成為《群眾》成員的領導人。

伍、發行《群眾》雜誌

張金策返台是《群眾》雜誌創刊的關鍵,也因為張金策能籌募營運資金,才能使《群眾》雜誌社於1993年初在臺北市嘉興街的一處公寓開辦(鍾維達訪談紀錄,2015年9月20日;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

在《群眾》財務部分,張金策的外甥藍偉新是《群眾》雜誌最主要的財務支持者,《群眾》雜誌社先後在台北市嘉興街、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的房租,都因張金策而使藍偉新願意贊助(鍾維達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張金策妻子陳金釵找親友借款60萬元作為雜誌開辦費外,其餘經費大多由藍偉新支付(張金策訪談紀錄,2016年2月27日)。藍偉新當時每月贊助《群眾》15萬元(張素真訪談紀錄,2016年4月15日)。

在《群眾》人員部分,由鍾維達以左翼運動為號召邀請台大學生黃泰山、張素真、邱襄陵擔任編輯,康惟壤擔任發行經理(康惟壤訪談紀錄,2016年2月17日),原為立委洪奇昌國會助理的簡淑慧也決定轉任《群眾》雜誌行政經理,專職人員無論職務高低、包括社長鍾維達在內,月薪一律2萬元,彰顯左翼組織內平等原則,發行人張金策則不支薪。在發行部分,初期訂戶以內部成員在社運界人脈為主,並透過全島巡迴演講會宣傳等累積訂戶。(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黃國良訪談紀錄,2016年4月6日)
對於《群眾》在當時左翼團體的比較,當時東吳大學蘇菲亞社幹部江仁傑指出:

當時學生在臺灣左派的選擇,就是工委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勞工陣線、《群眾》、環保聯盟等幾個地方能去,學生最喜歡就是東看西看。《群眾》對我們比較友善,也比較草根,也不會只在學生圈子裡,不會說「你們就是要向工農學習啊,你們這些混蛋!」這種工委會的態度。會去勞陣是因為鍾維達的關係,後來勞陣太像新潮流了(江仁傑訪談紀錄,2016年7月15日)。

對於主張與中國統一的《夏潮》、勞動黨,曾為夏潮系統學運幹部的徐文路指出:

勞動黨是「統」優先於「左」,80年代工運的高潮退去後,勞動黨在工運搶不到戰場,都在講「統」,「左」只能提提國際歌、共產主義運動,對台灣情況、切不進去社會現實,我因此慢慢的跟勞動黨體系走遠(徐文路訪談紀錄,2016年5月29日)。

《群眾》創刊時,鍾維達、黃泰山出面邀請左翼的學界、社運人士擔任社務顧問,工運包括:曾茂興、吳永毅、毛振飛、王文祥、方來進、林明賢、黃清賢、簡錫堦、郭吉仁。環運有:施信民、張國龍、曹愛蘭、高成炎、蔡萬吉。左翼學者有:許文龍、王振寰、趙剛、夏鑄九,與主張台灣獨立的楊碧川、原住民運動者夷將、客家文化運動者鍾肇政等人(群眾雜誌社,1993),範圍包括社運人士、台獨運動者、左翼人士,但其中並無《夏潮》或勞動黨人士,也呈現《群眾》當時其他團體、左翼社群的關係,以及與左翼統派較無合作的情況。

此外,《群眾》與鄭村棋領導的「工作室」,當時曾有多次的團體接觸對談、互訪(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對於《群眾》與鄭村棋「工委會」的差異,黃泰山指出:

 張金策的理論是認為,當時臺灣的局勢是要介入政治鬥爭,張金策以列寧「怎麼辦?」批判鄭村棋是「侷限在手工業的經濟抗爭,放棄用大量生產的意識形態鬥爭」,當時鄭村棋只有針對關廠勞工,依照「怎麼辦?」,這都是以手工業的經濟鬥爭,只著墨經濟利益,經不起大風浪,一個大浪來就沒了。張金策認為左翼應該進入意識形態鬥爭、應該介入選舉,但在介入選舉之前,必須有宣傳工具,雜誌社就是宣傳工具(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

黃泰山的說法也呈現了當時《群眾》以雜誌作為政治宣傳工具,與右翼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企圖。對於如何對台灣當時的右翼政黨進行意識形態都鬥爭?《群眾》(1993)雜誌於創刊號發刊辭〈開創群眾作主的時代〉指出:

台灣在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下,國民黨與大資本家階級貪得無厭、橫行霸道、無所顧慮地掠奪台灣的資源,榨取人民的血汗,不只造成貧富的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群眾雜誌社,1993,頁4)

顯示《群眾》雜誌透過社會主義的階級觀點,在1990年代就點出的財團治國問題,至於民進黨等「民主運動」政治人物,《群眾》雜誌也在發刊辭認為:

台灣人民群眾,尤其是工農小市民也一再地打拼,做好「抬轎」的工作,將不少政治人物抬上政治舞台。但是,四十多年來,多數反對政治人物由於其中智階層的出身或認同,受其既有的階層利益和意識型態所制約,站在中智以上階層看待台灣政治社會事務,從來不曾碰觸到台灣社會問題根本的階級矛盾,對作為國民黨統治後盾的大資本家的所作所為,總是很自然地加以忽視,聽任那些財團的魔掌伸展到台灣的每一角落、每一行業,隨心所欲地搜刮、榨取,而無從阻止社會貧富差距等問題的日趨惡化(群眾雜誌社,1993,頁4-5)。

上述論述呈現《群眾》雜誌雖未明確主張社會主義,但關注「階級矛盾」,也批判民進黨政治人物無法面對財團治國、貧富差距擴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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