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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金策與1990年代的台灣左翼媒體: 《群眾》雜誌及《群眾之聲》電台(三)

文 / 林恕暉

作者按:2014年318反服貿佔領立法院運動,反中的國族意識、反自由貿易的階級意識大舉宣揚,徹底摧毀國民黨政府執政基礎,使國民黨在2014年底地方選舉、2016年初總統與立委選舉接連大敗,但在民進黨執政之後,台灣的社運、左翼運動如何往前走?成為許多人思考的問題。台灣在1980年至90年代也發生過類似的政治變局,社運、學運進入狂飆期,1990年3月的中正廟學運也促使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社運、學運人士的投入,當時也在台灣興起一波左翼運動浪潮,作者希望藉著引介、反省二十多年前台灣的這波左翼運動歷史,透過反省與歷史分析,作為當今社運工作者、左翼運動者推動反資本主義、反帝國霸權運動的借鏡。(本文同步刊登於《傳播、文化與政治》)

張金策與1990年代的台灣左翼媒體: 《群眾》雜誌及《群眾之聲》電台()()()()()(

上述論述呈現《群眾》雜誌雖未明確主張社會主義,但關注「階級矛盾」,也批判民進黨政治人物無法面對財團治國、貧富差距擴大問題。

《群眾》第一期發行三千本,除了約近一千本為訂戶,兩千本透過書報攤零售點的販售不理想,僅約兩、三成,退回雜誌社數量達一千多本,《群眾》檢討後,不再透過書報攤零售系統販售,改於每週六、日由工作人員到台北市龍山寺前廣場、三重大同公園等黨外人士聚集之處街頭演講,宣傳階級意識、階級矛盾等社會主義左翼理念、販售雜誌,形成「宣傳車喊街—演講會販售雜誌—推展左翼論述」的巡迴宣傳的活動模式,在台灣各地廟口、公園舉辦演講會,並在演講會旁擺攤販售雜誌、接受捐款贊助,閱聽眾大多為中下階層,並以民進黨支持者居多。《群眾》成員也都須經街頭喊街、即席演講等集訓,讓人人都能獨當一面上街演講、推廣理念,士林夜市被成衣商聘請喊街賣衣的康惟壤,更是《群眾》「喊街」高手,也成為成員學習的對象(黃國良訪談紀錄,2016年4 月6日;林致平、丁穩勝訪談紀錄,2016年6月20日;林正修訪談紀錄,2016年6月22日)。

此外,1993至1996年間在台北市各社運團體、政治團體發動的反核、環保、勞工、反國民黨遊行,《群眾》幾乎無役不與,更在大台北地區與社區民眾、環保團體多項抗爭,包括反捷運廢土、反對林口棄土場、反對台北港工程侵犯漁場、反輻射傷害、反水泥東移、反興建高球場、反大漢溪污染等抗爭,同時也參與勞工團體的秋鬥等遊行,在公職人員未能積極參與、聲援情況下,《群眾》主動聲援、協助抗爭的作法,頗受好評,也捲動許多學運幹部參與其中,《群眾》各期也報導、呈現這些抗爭運動的動態。顯示《群眾》藉由透過反黨國威權、反財團資本家壟斷的公共政策參與市民社區組織活動,逐漸發展出「工農小市民」運動路線。

《群眾》發刊初期也邀請社運、學運人士與左翼學者撰稿,並維繫與左翼社群、社運團體、學運社團之關係,《群眾》雜誌前兩期有王振寰探討社會運動面對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問題(王振寰,1993)等學者的外部稿件,第四期也有趙剛探討台灣族群衝突(趙剛,1993)及郭紀舟討論日本統治台灣本質的文章(郭紀舟,1993),並邀請吳永毅、陳素香、毛振飛、簡錫堦、劉芳萍、白正憲與張金策、鍾維達等人座談討論工運走向、階級政治路線問題的內容(群眾雜誌社,1993)。

不過,左翼學者撰寫文章因字數多、艱深,閱讀不易,與《群眾》其他文章文字淺白的風格不同,考量工農小市民讀者的接受程度,自第6期之後並未出現,取而代之的是由學運社團學生與環保聯盟總會、台北分會成員撰寫的關於社運、環保運動稿件。但國內政治經濟生態分析、選舉評論仍是每期雜誌的主軸,但多半以化名、非本名方式寫作,張金策、黃泰山、林正修、鍾維達等人為主要寫作者。

面對李登輝當時以「本土化」為號召的台灣國族主義,《群眾》第2期以〈再會吧!李登輝—錯誤的愛,何必再留戀?〉(孫麗娟,1993),批判李登輝「民主化、自由化、本土化」的虛幻性,批判其「民主化」的宣傳總統直選、卻擁抱五權憲法,是建立了總統有權無責的獨裁體制,所謂經濟自由化,更是使財團、資本家富上加富,貧富差距更大。所謂「本土化」則是讓地方派系從外省保守集團奪權,壟斷社會財富,使台灣由政客、財團、地方派系組成的政商聯盟主控,呼籲民眾走出「李登輝情結」。

第11期首篇文章〈民進黨怎麼辦?〉(張金策,1994)嚴厲批判民進黨公職以人頭黨員鞏固權力問題,並以「民進黨不等於台灣民主運動」為標題,指「不必再動不動以民主運動的角色加在民進黨的頭上」,並表明「改變台灣體制,讓受壓迫的台灣下階層群眾翻身作主,大家只有另作長遠打算」等字眼,也暗示了《群眾》不一定要繼續留在民進黨內,可能朝向政治團體轉型的企圖。同期也刊出〈民進黨也有妖魔鬼怪〉(孫麗娟,1994),批判民進黨接納國民黨、黑道人士帶槍投靠、買票賄選等問題,甚至拉攏炒地皮、搞特權、魚肉鄉民者,文章結尾並指出:

事實上功利思想在黨內一日不清除,民進黨必然愈選舉愈墮落,愈多選舉就愈多鬼怪纏身。如果民進黨陣容裡依舊是有錢有勢的人說話大聲,沒錢沒勢的人說話沒人聽,即使讓民進黨選贏了,執政了,又有何意義?(孫麗娟,1994,頁8)

此段評論呈現了當時的左翼社會主義者在民進黨內助選的觀察,在二十多年後來看,甚至是對民進黨執政問題的一段預言。呈現當時《群眾》透過傳佈左翼思潮,轉化黨外運動進入左翼運動的企圖。

陸、發展工農小市民運動

儘管《群眾》雜誌努力尋求出路,但1990年代初期,在報禁開放下,商業報刊、雜誌強調專業形象,受市場機能控制的只剩《新新聞》等政治新聞雜誌,黨外雜誌都已走進黃昏,只剩辜寬敏出資的《黑白新聞週刊》以「贊助人-侍從」(Patron-client)關係,不是靠市場機能經營(馮建三,1995)。而不靠商業、市場機制為主要經營《群眾》雜誌,每月出刊僅一、兩千本,收支出現嚴重問題(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

由於刊物銷售量有限,1993年下半年《群眾》出現財務問題,為降低壓力,《群眾》成員黃泰山、張素真、簡淑慧、邱襄陵、康惟壤等人1993年7月起分別至淡水、新莊、永和、板橋等地,為民進黨提名、無派系支持的台北縣議員候選人助選,並向候選人支領薪資,以減少《群眾》支出、維持編務,也拓展地方人脈關係,並吸引學運幹部參與、歷練。

尤其自1970年代以來,台灣選舉活動已是黨外運動者主要的政治宣傳期間,《群眾》成員也將選舉視為政治運動的宣傳管道,《群眾》成員嘗試將工農觀點的政見放入選舉宣傳,例如在永和為民進黨縣議員候選人林雪琴助選時,《群眾》成員提出反特權、反金權、反黑道暴力、抗議金牛買票、廣設公立托兒所等訴求(林恕暉,1994),在永和助選的邱襄陵也邀請學運出身的林恕暉參與選務,林恕暉也介紹林淑芬等人參與助選。鄉鎮市民代表選舉時,也於三重、蘆洲、五股等地尋此模式助選,林淑芬也由《群眾》成員介紹至三重為民進黨助選,林淑芬也因助選而進入國代張倉顯服務處任職,開啟日後議員、立委之路(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

《群眾》第12期以〈小市民對抗大財閥—現階段台灣階級矛盾的特質〉一文(黃泰山,1994),指當時下層勞動群眾尚未形成對抗國民黨與大財閥的「階級意識」,使工運抗爭被視為單一的社會事件,打破貧富不均也不是靠資本主義式的議會民主、兩黨制衡,而是強大的工運力量,但台灣工運缺乏政治發言力量,政治的詮釋權也不在工運團體手中,下層勞動群眾必須有大規模的政治宣傳,才能形成政治發言力量。

該文認為,「勞資對立」不足以解釋階級矛盾,當時台灣許多服務業受僱者甚至自認是中產階級,而台灣下層社會有許多人以自雇方式謀生,如攤販、小包工、小商家等,雖是弱勢者,但不認為自己是工人,指勞工階級訴求有局限性,而當時國民黨與財團、地方派系掛勾下的都市計畫與土地政策,及教育費用、稅制等公共政策,都不利於下層大眾,本質是「劫貧濟富」,因此提出以「小市民」對抗大財閥、地方派系,是當時台灣階級矛盾的主要特徵,不能侷限於勞工運動,提倡「小市民運動」就是「階級運動」(黃泰山,1994)。

在不直接主張社會主義之下,提出「小市民運動」主張,也代表《群眾》自1994年初開始的政治路線,除了結合民進黨支持者等傳統反國民黨勢力之外,其策略是透過基層選舉、助選等密集的政治宣傳活動,並介入都市計畫、教育、稅制各類型的公共政策抗爭,特別是土地、房產利益越高,階級衝突矛盾也越激烈,集結受害者進行「小市民運動」,形成對抗大財團的階級意識,全面推展階級運動。

針對台灣與中國之間問題,《群眾》於第8期以〈掃蕩中華沙文主義的幽靈—中共白皮書的霸權心態〉(林玉紅,1993)表達看法,《群眾》認為中國一貫主張的一個中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等是「霸權主義」,對台灣人民自行決定前途、獨立主權已形成壓迫、障礙,必須加以反抗,也批判國府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說法,是不切實際。

《群眾》也在第3期以〈國民黨有幾個老爸?〉(羅年英,1993)一文,描述國府背後的美國、日本、中國,其中批判美國「以台灣國際監護人自居」,指美國以兩手策略對付國府,若國府聽話則給予美援、貿易優惠,若不聽話,則拿出人權、民主法寶對付,又讓反對人士常懷感激。該文批判日本是台灣資本主義的奶爸,台灣從二戰前的被殖民,轉換為政經從屬關係,長期貿易逆差、不平等貿易,關鍵技術往往掌握在日本商社等跨國公司手中,使台商成為日資全球戰略的馬前卒,不平等關係反映在政治上,則是台灣親日派的掌權,使日本成為支配台灣發展的經濟強權。該文也批判中國強要台灣認同祖國,指中國將在21世紀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也極可能在台扶植代理人,但代理人「未必是外省人」,抵抗北京的打壓,依賴的不應是美國製的飛機、機巧的政治人物,甚至不全是經濟發展,而是進步的人民群眾,強調「台灣應該放手發動群眾、改造社會,只有一個成熟且具動員力的台灣社會,才能制止兩岸任何冒進的力量」。

此文顯示《群眾》認為國府控制下的台灣,受制於美國、中國、日本強權,唯有台灣人民群眾翻身作主,成為透過成熟而有動員力的台灣社會,才能擺脫美中日三股強權、帝國主義者的糾纏。其論述結論雖嫌粗略,但已於當時分析台灣在美、中、日強權局勢下的處境,特別是當時台灣處於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卻仍受宰割,又逢國民黨統治、美國帝國主義宰制,於1990年代所面臨的困境,該文已可具體凸顯其關鍵問題,至今仍極具意義。

柒、轉型《群眾之聲》電台

但議員助選結束後,雜誌社仍面臨嚴重財務問題,黃泰山等成員認為應透過參選募款維持團體運作,黃泰山等人也再於蘆洲、三重、五股等為民進黨提名的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助選、提供文宣,並向候選人支領費用,減輕雜誌社財務負擔,同時也可透過選舉宣傳「小市民運動」理念,並擴大組織人脈。

除了財務危機使內部摩擦激烈,對於《群眾》成員是否參加1994年底省議員選舉,鍾維達與張金策、黃泰山等人持不同看法。鍾維達認為,張金策有意將《群眾》帶往選舉道路,與其想法不符,加上財務危機引發內部摩擦衝突,張金策多次與鍾協調無效,鍾維達於1993年11月表明不再擔任社長,此後逐漸淡出《群眾》核心,其後轉任立委陳婉真國會辦公室主任(鍾維達訪談紀錄,2015年9月20日;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張金策紀錄,2016年2月27日),張金策、黃泰山成為《群眾》主要領導者。

《群眾》在財務壓力下,決定推派張金策於1994年底參選台北縣選區的台灣省議員,藉選舉募款、拓展資源,期望建立左翼的政治灘頭堡,並透過公職資源回饋社運,並累積左翼政治能量,期能在民進黨內形成黨中之黨,進而與新潮流等派系競爭,奪取黨內主導權,以大規模推動具階級意識的左翼政治路線。張金策原希望《群眾》再發展一段時間,於1995年再參選立委,但黃泰山、林正修等人擔心張金策若1994年不參選,則《群眾》財務難以維繫營運,最後在《群眾》召開成員會議、歷經長時間討論後,張金策勉強同意參選省議員,並由黃泰山擔任競選總部執行總幹事。(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張素真訪談紀錄,2016年4月15日;林正修訪談紀錄,201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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