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時光會客室

《燦爛時光會客室》第357集|失去青春的孩子 建教生為何成為賤價生?

文 / 陳睿恩

涂曉蝶的碩士論文《扭曲的學生,變調的勞工:檢視臺灣 美髮建教合作制度,一九五三——二○一三》獲得臺灣社會學會的最佳碩士論文獎後,因緣際會將其改寫,以書名《失去青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於2021年9月出版。

涂曉蝶與美髮建教生的連結,來自於她的表妹。曾同住半年、感情至深的姊妹,因為表妹高中時成為建教生後,兩人的生命步上了不一樣的道路。表妹彷彿跳過了本應擁有的少女時代,轉瞬成了會梳妝打扮的大人,本應享受著絢麗的校園生活,卻在建教體制內,成了高工時、低收入的「賤價生」。

本集節目邀請到《失去青春的孩子》作者 涂曉蝶,討論建教生是否真能獲得脫離經濟困境的機會?成為建教生後,真能獲得一技之長,完成自己的夢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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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學習一技之長而進入建教體制 最後卻失去了青春

作者涂曉蝶分享,表妹國中畢業之後,在暑假時間尋找打工時,因緣際會下認識了髮廊內的建教生,於是決定進入高職,加入建教合作的計畫。除了想學習一技之長,也希望能減輕家裡的經濟負擔。

在看似實際又光鮮亮麗的選擇背後,卻是逐漸占滿生活的工作時間,以及早熟的打扮,如化妝、捲髮、穿高跟鞋,一瞬間揮別了青春少女的樣貌。涂曉蝶提及最衝擊的記憶是,表妹在過年除夕夜因工作無法和家人團圓。

雖然一開始時,表妹熱切地投身建教體制的懷抱,但是,當時間過去,她感嘆自己錯失了豐富的校園生活、畢業旅行,和許多一般人可以擁有的青春年華,涂曉蝶說,這就是建教人生,也就是書名的緣由。

建教合作以國家發展作為開端 學生在學校和業界間拉扯

建教制度的發展自1934年發展自今,最初在國民政府時期便有此概念。直至1953年建教合作辦法成立,而台中的沙鹿高工在1969年,成為了第一個辦理建教合作的學校。

涂曉蝶指出,本以為是為了促成學校、學生、業者間三贏的局面,沒想到建教合作的初衷是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其背景因為當時的人才跟不上台灣經濟起飛的速度,因此期望學校與企業銜接,讓業主擁有足夠的人力,推動經濟發展。

因此,在建教合作的施行方式中,總會看到經濟發展的思維以及企業在其中的角色。例如,建教體制中常聽到的「三三輪調」即是一個學期中,有三個月在學校、三個月在公司,且以兩個班為單位,相互輪替。或是採「階梯制」,也就是到第三年才出去實習,且過程中沒有寒暑假,如同正職工作。

但是,作者的訪談個案表示,一學期的課程遭到壓縮,學期間不斷會更換課本,造成學習效果大打折扣,學生也會覺得學到的知識不如親自經歷來的實際,間接否定了學校教育的意義,而這也更擁護了建教合作的價值,讓學生在學歷和工作之間不斷拉扯,明知學校課業中看不重用,卻又不得不好好聽課,以拿取學歷;明知自己在企業只是廉價勞工,卻又為了學到實戰的專業技能,不得不在其中奮鬥掙扎。

「賤價生」從何而來?什麼原因鞏固了賤價生的存在?

依據涂曉蝶2008到2013年的田野資料顯示,美髮建教生的酬薪方式採「計件制」,也就是若要賺取更多錢,就必須長時間待在店裡,才能接到越多的客人,但洗一次頭僅有20元的酬勞,揭示了美髮建教生所面臨的高工時與酬勞不平等,此外,還有常見的職業傷害,如皮膚乾裂、指甲脆化等等,以及作息不正常。

明明是低薪資、高工時的工作待遇,為什麼每年仍有許許多多的學生願意投身其中?根據政府的官方資料,在一般的學習體制中的低成就,以及家庭經濟匱乏、需要分擔家裡經濟,是孩子加入建教體制的兩大原因。但是在涂曉蝶的研究中發現,家庭關係也是原因之一。她補充解釋,建教合作所提供的經濟資源,對家庭關係欠佳的孩子來說,是獨立自主、脫離原生家庭的開端。

而學生是怎麼知道建教合作的呢?依涂曉蝶的經驗,職業學校和合作企業會到國中進行招生,形式有幾種,如就業博覽會,或是統一在學校朝會向學生說明。並設計出一套吸引人的話術,例如,「三有一進一出」告訴學生成為建教生後,就會有錢、有文憑、有技術證照,還會請國外的專業人士授課,以及帶學生到大城市,甚至出國工作。而這對需要的學生來說,彷彿如救世主一般,誘使學生走進建教體制。

在理想與現實間取得平衡 建教生其實具有能動性

當我們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建教體制的不公不義,並替建教生打抱不平的同時,他們其實和我們的想法一樣。涂曉蝶解釋,建教生並不把自己看作接受企業施捨的受益者,而是利益的交換關係,也就是說,兩者是平等的對價關係,彼此都有獲得好處。畢竟,沒有人會做出對自己不利的選擇。

例如,建教生認為他們擁有比一般生更多的實戰經驗,如專業技術及職場的人際應對,此外,他們相信透過建教合作,可以畢業即就業,達到雙贏的結果。因此,建教生並不如我們所想的,遭到剝削還渾然未覺。

主持人管中祥說,學生都是獨立不同的個體,即便在制式的結構中,每個人都擁有力量,仍具有能動性。雖然各自具有某種的能動性,但這樣的觀點,會不會間接成為現有體制的擁護者呢?讓剝削的問題不斷出現?

涂曉蝶表示,他不在兩者之間做定論,希望因此能看見行動者的力量,也要明白結構體制加諸在其中的作用。舉例而言,在作者的訪談個案中,他們都明白自己擁有《勞基法》的保護,也心知肚明業者對他們所採用的伎倆,如偷翻老闆娘的記帳本以驗證自己被剝削的事實等,消除了作者一開始的擔憂,並表明其實學生是有勞權意識的。

而在書中,涂曉蝶以兩個具有代表性的個案為例,小葉與曉涵。

小葉在企業中遭到不平等的對待,因學校不願意協助處裡,於是他開始蒐集資料、詳讀法令條文,並尋求勞權的幫助,在最後獲得了勝訴。雖然他已經休學、離開學校,但她依舊會關心同學的工作情況。涂曉蝶提及,雖然這只是一個人的經驗,但這會讓更多也遭受相同境遇的人擁有反抗的意識,更留意所處環境的勞權狀況。

而曉涵初始並未有勞權意識,直到遇見新進公司的學妹,主動和店家指控其違反勞基法。主動表明的正當性除了是維護自身利益,有時候也是提醒業者跟上時下的法規。涂曉蝶指出,過去的師徒制本就不牽涉勞資關係,因此對部分的業者來說,並非刻意所為。

管中祥說,大人的誤判常常忽略了年輕人的能力和主動性,事實上體制中的細微處,可以看到他們反抗的身影,而並非大人所認為的「小孩甚麼都不會」。

承認自身的限制和極限 離設身處地更靠近

涂曉蝶坦言,研究過程中最難的是「設身處地」。在一場建教合作招生的現場,建教生好奇她的學校與生活,卻從未聽聞涂曉蝶讀的清華大學、更認為當時二十四歲的她或許早已成婚生子。建教生彷彿在不一樣的平行世界,而她的發現成為了兩個世界交會的起點。

涂曉蝶說,若我們單從自身眼光認識世界,便永遠不會理解建教生,因此,設身處地相當重要。但在這之前,承認自己對認識的限制和極限,才有辦法成為一名研究者,以了解他們的處境。

不過,涂曉蝶表示,設身處地其實只是一種想像,就算真的成為了表面上的建教生,還是無法真的成為他們,因為各自的生命經驗皆不相同。在節目最後,她說道,越同理會越認識,關係會更加友善,未必共好,但可以和平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