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桂芳
艋舺公園是台北市無家者重要的聚集地之一 ，台北市政府公園處推動的「艋舺公園改建案」預計在6月19日動工，將耗資1.9億餘元以「日本表參道」為概念重新打造環境 。然而，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無家者聯盟」於6月9日召開記者會，擔憂長達一年多的施工期間 ，北市府若沒有有效的配套措施，恐將造成台北市最大的「社會排除事件。」
「無家者聯盟」的訴求是什麼？改建真的能做到共好嗎？「改善環境」是否也隱含著「驅離異己」的想法？為何政府提供了安置空間，許多無家者仍不願前往？為何萬華會成為無家者的聚集地？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人生百味創辦人巫彥德，一起來聊聊這個議題。
歷史脈絡下的聚集：公園作為無家者的夜宿據點
巫彥德指出，艋舺公園的改造具有特殊性，必然會對長期夜宿於此的無家者造成衝擊。若改建計畫未納入對無家者權益的考量，將可能演變為大規模的社會排除。過去市府曾在寒冬中以水柱驅趕無家者，引發爭議，也凸顯政府與無家者社群之間長期潛伏的緊張關係。
他回顧艋舺地區的歷史，指出無家者與龍山寺、夜市及在地居民之間有著長期共處的經驗。早在公園尚未整建、仍為夜市時，無家者便已融入當地生活。有些店家甚至會雇用無家者幫忙看守攤位，彼此形成日常互助的社會網絡，展現出某種程度的共生模式。
對無家者來說，艋舺公園不只是夜晚棲身的場所，更是日常生活的核心。巫彥德提到，一位無家者「秀秀姐」曾因遭遇詐騙而選擇回到公園尋求庇護，顯示出這個場域對她而言相對安全。其他無家者也會提醒新來者不要睡在騎樓，而應回到公園，因為在這裡更能獲得保護與協助。
艋舺公園不僅是一個容身之所，更像是一個具有自我組織能力的社群。當無家者被迫離開這個空間，不只是失去過夜的地方，更是失去了熟悉的生活節奏、人際網絡與集體支持。
改建願景與潛在排除：從設計語言看政策心態
巫彥德強調，夜宿公園的無家者多在深夜現身，清晨便會收拾物品離去，長期以來並未對在地居民構成實質困擾。真正引發居民抱怨的，多與部分無家者的「異常」行為、深夜噪音等現象有關，與無家者是否在公園露宿本身沒有必然關聯。
目前北市府對艋舺公園的改建構想，是藉由設計中軸線，串聯龍山寺與周邊景點，打造觀光亮點，吸引年輕族群與觀光客。然而，在城市美學想像背後，卻隱藏著對弱勢者的無聲驅離。巫彥德指出，改建計畫中，北市府擬移除公園內的涼亭與其他遮蔽設施，正是出於讓無家者無法停留的目的。
當市府以空間改建為名，設計出讓無家者無法停留的環境，卻未提供足夠的安置或支持服務時，就是一種社會排除。不是明文禁止無家者進入，而是透過移除涼亭、設計開放空間等看似無害的手段，實質上剝奪了無家者們在公共空間中的生存可能。
巫彥德認為，北市府似乎覺得無家者只要無法夜宿艋舺公園，無家者問題就會消失，但本質上就是一種逃避責任的懶惰治理。反之，公園裡的遮蔽物被移除，無家者可能會轉移至騎樓、住家一樓空間，將會引發更多衝突。
安置的現實困境：不是不配合，而是制度無法容納
艋舺公園改建初期，北市府曾考慮以分段施工進行，盡可能保障夜宿公園無家者的權益。然而，考量分段施作恐拉長工期、影響周邊商家，市府最終決定採取一次性圍籬施工，預計工期為一年。改建正式啟動前，市府曾詢問無家者是否願意移往中和、大同等地的安置中心，或入住公園周邊設置的臨時收容站，但這些選項，對無家者而言並不理想。
巫彥德指出，無家者安置問題關鍵不在於「要不要搬遷」，而在於「去哪裡」、「怎麼去」以及「去了之後怎麼辦」。他強調，安置的成功仰賴兩大條件：其一是無家者的主動意願，其二則是安置服務本身的條件是否足以接住人。
許多無家者為中高齡長者，長年在地生活，早已建立起日常所需的人脈與生活節奏。搬往偏遠、陌生的地點，不僅等同於切斷這些生活支撐，也意味著失去原有的臨時工機會、經濟來源與社交網絡。此外，多數無家者對政府體系抱持高度戒心，甚至不認識社工，自然難以配合或主動接受服務。巫彥德指出，與其強調無家者是否配合，而是安置條件無法回應無家者的現實需求。
他強調，安置關鍵在於信任建立，而不是管制與搬遷。他認為，一開始能透過洗澡、用餐等基本服務建立連結，自然比較有可能讓人願意接受下一步的安置計畫。但這些初步服務卻常因社區反對無法實行，導致信任無從建立。
安置還是隔離？自立才是關鍵
大台北地區的無家者安置中心多設於新北市中和、金山、萬里等地，位置偏遠，缺乏就業機會，也難以重建社會支持網絡。表面看來是完成安置，實際上卻是一種隔離，無家者遷入後便不再規劃其生活出路。
巫彥德指出，無家者要離開街頭，無非仰賴工作自立或社福自立支援。但安置中心往往地處偏遠、工作機會有限，讓原本就處境困難的無家者更難突破困境。許多無家者也擔心，一旦進入安置機構，就會被限制行動自由，失去生活的彈性與希望。
巫彥德以日本的自立支援制度為例，主張政策應以「支持生活」為核心，而非僅將人從城市空間中移除。目前大台北的安置措施雖提供了臨時居所，但多數為半年到一年的短期方案，缺乏後續就業與生活支援。安置期限一到，許多人仍不得不重返街頭，形成惡性循環。
巫彥德強調，政策不能只問「搬去哪裡」，更應思考「搬去之後怎麼生活」。若缺乏長期而穩定的支援系統，艋舺公園的改建爭議將不會是個案，而是揭示整體社會在處理弱勢群體議題時的共同盲點。
「共存」的想像不是妥協，而是責任分擔
面對無家者與在地居民共處的課題，巫彥德強調，「共存」不應等同於要求居民單方面包容，而是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應主動介入，協助吸收無家者可能產生的外部成本。他提到，以艋舺公園為例，目前所配置的清潔與保全人力是一般公園的兩至三倍，這正是促進不同使用者和平共處的務實做法。
他進一步建議，在公園周邊設置洗澡間、行李寄放站與食堂等基本設施，當無家者的日常需求獲得滿足，他們便不再需要在公園堆放大批行李，或因資源競爭而產生衝突。這樣一來，他們將回到最單純的「夜宿者」角色，不再帶來氣味、髒亂或秩序問題，也更容易融入公共空間的日常。
巫彥德也認為，能夠借鏡國外政策，進一步引導無家者參與社區經濟，例如消費在地便當店、使用置物空間等，便有可能打造出一種彼此互惠的共生關係，讓無家者的生活樣態更接近一般市民。
值得注意的是，艋舺公園原本的設計案中，曾規劃設立社工服務中心空間，讓社會資源能長期駐點，與使用者建立連結。然而，這項設想最終遭到市府刪除。巫彥德批評，這可能反映出公園處與社會局之間缺乏整合，政府也缺少以空間作為社會介入工具的整體政策想像，錯失了透過設計回應脆弱社群需求的契機。
中央角色的缺位：無家者政策長期漂浮
除了地方治理的侷限，巫彥德直言，無家者政策最大的問題，在於中央政府的長期缺席。至今，台灣仍無《無家者專法》，無家者甚至不具法定社福身分，導致政府在預算編列、人力配置上皆缺乏依據，只能被動處理突發狀況，無法提供長期支持。
更諷刺的是，超過七成的台北市無家者來自外縣市。有些甚至是被其他縣市的社福機構「送來」的。巫彥德提到，他曾遇過一位無家者來自澎湖，社工為他買機票送往台北，這些現象顯示，地方之間缺乏協調與責任分擔機制，使台北市在無家者服務上承擔過大壓力，也間接鼓勵其他縣市以排除取代照顧。
他呼籲，中央政府應制定長期政策，設立明確的補助制度，扮演全國服務網絡的督導角色。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特定縣市為了維持形象、減少財政負擔而將驅趕作為治理策略，導致問題不斷循環、無人真正解決。
無家者本就是一種流動狀態，若中央不正視這種流動性所需的跨區協作機制，地方永遠只能在原地打轉，疲於應付眼前的安置與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