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玥希
相較於台灣，日本更早進入高齡社會，擁有比台灣更完善的長照制度，照顧者殺害被照顧者的案件卻一再發生？為何憾事不斷重演？和鄰國相比，台灣可以借鏡什麼？本集節目邀請到國立台北健康護理大學，長期照護系的陳正芬教授，與我們談談日本長照悲歌與台灣相似之處，以及應該如何改進。
《我殺了我的家人：「照顧殺人」當事者的自白》為日本NHK調查小組撰寫，在超高齡化的日本，長照已成為許多人生活的日常。書中提到不同案例，如高齡配偶間彼此照顧、為照護而辭職的照護離職，多種照顧狀況顯示家庭照顧者的痛苦與難處。陳正芬解釋，NHK在本書不只是分析各個案例，更有預防性功能，達到防患於未然的效果，避免發生同樣的案件。日本家庭照顧者殺人的原因有兩個面向，第一種是照顧者看到被照顧者長年的痛苦，心有不忍及無力感，因此選擇殺人；另一種則為平均年齡逐年增長，導致照顧時長沒有盡頭，只能日復一日無限循環，令人感到無助。
改善長照 避免更多照顧殺人
對某些照顧者來說，殺人是為了解決彼此的痛苦，但為什麼照顧會成為痛苦之事？陳正芬說，日本提倡零家庭照顧者，便是希望透過國家的福利資源，讓長照由專業人員服務，而非家庭照顧者獨自扛住照護責任。但實際卻沒辦法真正落實，即使使用居家服務或日間照護，長照人員只會在特定時段服務特定項目，假如一天服務四小時，仍有剩下二十小時以及整整兩天的周休二日需要由家庭照顧者承擔。
陳正芬表示，很多照顧者長年耗費精力照顧家人，最後自己也成了病人，因為資源不足，逐漸產生無助感，無法抽身喘息，反倒成了病人照顧病人的情況，如何不讓照顧者患病？如何讓照顧者得以喘息？節目主持人管中祥提到個人助理制度，個人助理相較長照資源有更多的空間，時間上較彈性，不是框架住照護服務，以固定程序及內容服務每個人，相反的，是因應每個被照顧者的需求，做出個人服務。陳正芬回應，現今社福教育並沒有這樣的訓練，未來需要提供相關的培訓，並謙卑地面對家庭，讓個人助理與長照銜接搭配，減緩家庭照顧者壓力。
台灣長照的課題 司法上的判刑
和日本不同，台灣家庭照顧者殺人分為四類：成年子女殺害父母、配偶照顧者的殺害、父母殺害身心障礙之子女，及手足間的照護殺害。照顧殺人的案件中，有部分的照顧者會在殺害被照顧者後自殺，演變成自殺殺人。陳正芬說，自殺殺人的議題，往往都是照顧者為逃避社會的譴責、對自己做出殺害行為的自責，而在殺害被照顧者後選擇輕生，這其實是社會沒辦法接住照顧者的後果。
在台灣殺人是重罪，殺害父母更是社會文化與道德不允許的行為，刑責更加。照顧殺人是照顧者長期照顧家人，感到無力、沒有盡頭所做出的決定，不該將其視為一般殺害親人之案件，用普通標準判刑。不過，若以台灣的減刑要件來看，自首、精神鑑定以及其情可憫是主要的條件，也就是法官可以視事件不同，給予不同的處分，而緩刑的部分則為兩年以下才能申請。以第三項其情可憫來說，和法官個人的生命經驗息息相關，每位法官對於父母、子女、手足在家庭之中的責任皆有不同的認知，判決結果會有極大的落差，在殺害父母之案件中，更只有微乎其微的機會能申請緩刑，在照顧殺人的案件中，從寬量刑的機會非常小。
陳正芬表示，在家庭照顧協議中，長照服務法第十三條便寫道，在成為家庭照顧者後，國家有責任提供照顧者所需要的知識技能與喘息服務，全台目前有超過一百五十個家庭照顧者據點提供服務。即使設立多處據點，許多照顧者仍不會向外界求助，因為這和家庭照顧者如何認知自己的角色有關，一般來說，兒女會認為照顧父母是自己的責任，而非「照顧者」，便不會求助相關資源，擔心會顯現自己不夠盡責。
喘息不是不負責 而是讓生活更好維持
陳正芬說，在企業中，若發現有人因為家庭照顧而離職，應引進長照資源，鼓勵立法家庭照顧假，讓照顧者有互助喘息的機會，也可以有更多時間安排照顧，能夠實行至少周休一日的權利。家庭照顧者一旦離開職場，對國家與個人經濟都有很大的損失，期許民眾與國家都能有進步的思想，讓長照介入家庭，避免自殺殺人的憾事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