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机瑋琪
冤案為何一再發生？在許多人想像中，司法制度層層把關，從警方偵查、檢察官起訴，到法院審判與上訴程序，理論上應足以避免錯判。然而，無論是台灣、日本，甚至其他民主國家，冤案始終沒有消失。當無辜者被捲入司法系統，一場錯誤往往不只是個人悲劇，更暴露制度深層的風險與漏洞。
近期出版的《冤罪學：解析冤獄的成因與預防，揭露司法制度的風險》，便試圖重新回答這個問題。這本由日本律師西愛礼所著的作品，收錄42起日本冤罪案件，從心理學、醫學、科學鑑定到司法制度文化，分析錯判如何形成，又該如何預防。
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冤獄平反協會執行長羅士翔，以及本書譯者之一、日本一橋大學法學博士李怡修，從日本與台灣的經驗出發，重新檢視冤案背後的人性偏誤與制度問題。
從六件無罪判決 開始追問司法為何犯錯
《冤罪學》作者西愛礼原先是日本法官，且是極少數在大學時期便通過司法預備試驗的菁英法律人。然而，在擔任法官期間，他卻在短時間內判出六件無罪案件，其中甚至包括四件國民參與審判的案件。
這樣的經驗讓他開始意識到，司法制度雖然不斷強調避免錯判，但無罪判決出現後，體系內卻很少真正回頭檢討，錯誤如何發生？那些案件往往在宣判後便悄然結束，沒有留下制度性的反思，也缺乏進一步分析。
擔任法官不久後，西愛礼轉任律師，投入冤案辯護與研究工作，並完成《冤罪學》一書。這本書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在於，它並不只是討論個案，更試圖將「冤罪」視為一門能夠被研究、被分析的學問。
從「隧道視野」到科學迷思 冤案如何一步步形成
書中大量引用認知心理學概念，其中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隧道視野（Tunnel Vision）」。所謂隧道視野，指的是偵辦人員一旦在案件初期認定某人有罪，後續調查便容易只尋找支持原先假設的證據，而忽略其他可能性，甚至忽視對被告有利的資訊。
羅士翔以台灣「張月英案」為例，當年警方偵辦一起肇事逃逸案件時，依據目擊證人記下的車牌，鎖定張月英涉案。張月英到案後始終否認犯行，表示自己案發時正在黃昏市場擺攤。警方後來也確實調閱她的手機通聯紀錄，顯示她在案發前位於市場附近。然而，警方最終並未將這份資料提供給檢察官。
原因在於，辦案者認為，即使五點還在市場，六點仍可能趕往案發現場，因此這份資料「與案件無關」。直到多年後再審才發現，當初目擊者記下的車牌其實與張月英的車牌僅差一個英文字母，她最終獲判無罪。羅士翔認為，這正是典型的隧道視野。當偵辦者已經認定「真兇就是她」，對被告有利的證據，便可能被忽略、淡化，甚至直接排除。
科學證據也可能存在錯誤
除了心理偏誤，《冤罪學》也對「科學證據」提出反思。李怡修表示，社會普遍認為DNA或鑑識技術具有高度客觀性，但實際上，科學本身也可能存在誤差與限制。
書中提到，日本曾有涉及「搖晃嬰兒症候群（Shaken Baby Syndrome）」的冤案。過去醫界認為，只要嬰兒出現特定三項症狀，就代表曾遭強力搖晃，因此照護者常被認定施虐。然而近年研究逐漸發現，這些症狀也可能與其他疾病有關，原先被視為「科學定論」的知識，後來也受到挑戰。
羅士翔也提及台灣冤平協會首位平反者「陳龍綺」。當時DNA鑑定結果僅表示「不排除有其DNA」，法院卻直接解讀為「DNA就是他的」，最終造成錯判。他認為，科學證據不僅可能出錯，也可能因法律人誤讀，而被賦予超出原意的證明力。
自白迷思下的司法文化
在東亞司法文化中，社會普遍存在一種想法：「如果不是你做的，怎麼可能講得這麼詳細？」也因此，一旦嫌疑人做出自白，往往容易被視為強而有力的證據。但事實上，人在長時間訊問、心理壓力、恐懼或疲憊狀態下，仍有可能做出虛偽自白，甚至迎合辦案者期待，說出並非事實的內容。
相較之下，美國部分州的司法制度，則較傾向依靠客觀證據推進案件，並允許律師在偵訊時全程在場。即使嫌疑人不願認罪，案件仍可依據證據進入後續程序，而不會過度追求「一定要自白」。
東亞社會對於「認罪」與「悔過」的高度期待，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文化對司法的想像。只是當制度過度相信自白，便可能讓供述凌駕於其他證據之上，進一步增加錯判與冤案發生的可能。
司法系統內部 是否缺乏檢討錯誤的動力？
《冤罪學》也提出司法體系內部可能存在的「內團體偏誤」。人在組織內，往往更容易信任與自己屬於同一群體的人。對司法體系而言，法官、檢察官接受相似訓練，也共享同樣制度文化，因此容易產生「自己人不太會犯錯」的心理。這種潛在的信任感，可能讓案件即便進入二審、三審，也難以真正重新檢視前面的錯誤。
此外，司法體系長期過勞，也讓反省與檢討變得更加困難。法官與檢察官平時案件量龐大，即使意識到制度可能出現問題，也未必有足夠時間重新檢視過往案件。
羅士翔認為，目前台灣司法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缺乏制度性檢討冤案的動力。即使案件已經再審平反，也很少進一步分析錯誤如何形成，使類似事件不斷重演。
平反之後 受冤者的人生仍難回到原點
對許多冤案當事人而言，無罪並不代表一切就此結束。多數受冤者在經歷多年羈押、服刑後，即使最終獲判無罪，也很難重新建立對社會與司法制度的信任。失去的青春、工作與家庭關係，往往難以回復。
《冤罪學》中也提到，日本部分冤案在改判無罪後，法官曾當庭向受冤者道歉。例如日本知名「足利事件」平反時，法官便曾公開致歉。
台灣近年的「蘇炳坤案」再審無罪時，法官也曾當庭表示「對其遭遇感到不捨」。羅士翔認為，雖然一句道歉無法真正彌補失去的人生，但對受冤者而言，卻可能是重要的心理修復。
從證物保存到冤案審查 台灣制度仍待改革
談到台灣目前最迫切的改革方向，證物保存制度是一大問題。雖然台灣已於2016年建立「有罪確定後DNA再鑑定」制度，但許多案件在判決確定後，相關證物便遭銷毀。即使後來出現新的鑑識技術，也無法重新檢驗。
美國近年推動「定罪完善小組（Conviction Integrity Unit, CIU）」制度，這類單位設於檢察機關內部，專門重新檢視可能的冤案。美國目前不少平反案件，便是由CIU主動調查發現。台灣目前雖設有「有罪確定案件審查會」，但實際成效有限。羅士翔表示，制度目前缺乏專責人力與足夠調查能量，也導致許多案件難以真正進入救濟程序。
李怡修則認為，台灣其實已經開始建立相關制度與民間力量，包括冤獄平反協會、監察院與檢察機關等，都已投入冤案救援工作。接下來更重要的，或許是如何讓這些力量彼此整合，並建立更穩定、持續運作的制度性檢討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