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稿

【再見318】沒有社會主義視野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全球經濟危機時代台灣群眾運動

文/陳信行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2008年以來的全球經濟危機,與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有很多類似之處。然而,最顯著的差異是,1930年代的全球社會主義運動(在帝國主義國家中以社會民主派為右翼、無政府主義為左翼、各國共產黨為中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以連結國際左翼運動的民族解放運動為代表)讓當時的人們明確感覺到,在破產的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秩序、以及作為此一此秩序在各地之表現的各種壓迫剝削體制之外,別有出路。相較之下,當代在許多國家地區雖然都出現反對破產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將其禍害轉嫁給勞動大眾的群眾抗議運動,但這些運動之中的一大部分,由於歷史因素,幾乎完全缺乏1930年代曾經起過重要作用社會主義視野。

冷戰時代被打造為反共堡壘的台灣,即使到了2010年代,群眾運動中依然存在著強固的反共意識,反對資本主義的後果的抗議多半以自由、民主、人權等古典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論述的語彙來表達。尤其中國共產黨目前已經成為維持當前東亞資本主義運作不可或缺的核心角色之時,反資本主義的抗議聲音更弔詭地以反對這個政黨及其所運作的國家機器為主調。由於近來台灣的重要群眾抗議多半自發性極高,特定政黨、社運團體、乃至個人所能夠扮演的角色比以往大大降低,因此,運動的風格與調性更少是源自於某些團體或個人的主張,而更多地來自社會成員共享的意識形態。

我們或許可以同意,歷史不會簡單重複、未來的非資本主義替代道路未必與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道路相同,但是,社會主義視野的缺席以及無意識的同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切割斷裂,不僅僅使得運動願景茫然,更為當下的抗議運動的運作帶來許多實際的矛盾與挑戰。我認為,微觀尺度下所看到的運動的問題,與這個運動在宏觀尺度上的問題必然有著間接的關連。本文嘗試描繪分析這些可以觀察得到、已經重複出現的微觀問題,並推論其在宏觀層次上的政治意義,希望能夠至少開始實事求是地落實於在地脈絡中討論運動的可能出路。

這一波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後果

1990年之後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常被命名為「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等等。它在核心資本主義國家、台韓港星等「新興工業國家」、以及之前被稱為「第三世界」的許多地區展現出與冷戰期間很不一樣的面貌。

在美國、日本、西歐,冷戰期間在國內政治與經濟議題上足以與資產階級右派相抗衡的改良派工人階級政黨、工會或其他形式的政治力量所支持的社會保障體系與相應的經濟運作模式(如美國的凱因斯派政策),紛紛退卻式微。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政治動態和歷史進程。在英美是柴契爾/雷根的右派興起,在日本是1993泡沫經濟崩潰。但是共通的背景是製造業大量從老工業基地外移到無工會地區、乃至國外,因而在左翼政治的傳統基地發生大量的關廠裁員,乃至連以往的中間偏左政黨都嚴重右傾,與右派一同高唱「國家競爭力」之類的口號。在這些地區,反對資本主義的聲音,從1990年代起,幾乎都以保衛既有的進步措施的面貌出現。

韓國、台灣與香港在1990年代的狀況不太一樣。全民健康保險之類的許多勞動階級所享有的政策保障與措施,以及環境管制政策等對於資本的限制,是在1990年代出現的。台灣與韓國的改變顯然是1980年代開始的民主化等政治社會變遷的後果。香港的狀況則較為複雜,牽涉到中英主權移交談判與本地資本與社會運動之間的複雜互動。

使得這個歷史變遷更形複雜的是,1990年代也是台、韓、港、星這「四小龍」開始大量資本外移的時代。在1960年代開始的、以替美日資本代工生產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工業化的大脈絡之下走進入工業社會、城市生活、以及雇傭勞動體制的人口,開始出現兩極分化。

以台灣為例,1960─1980年代在學界與民間同樣盛行的看法是:除了政府扶持的少數特權財團之外,廣大的中小企業主與受雇勞動者之間界線是模糊的,兩種身份之間有大量的流動。「黑手變頭家」有希望,頭家變回黑手,也很常見。然而,從1990年代開始,一部份企業主靠著剝削中國大陸與其他低工資地區的勞動力而發財致富。同時,大部分普通勞動者靠著省吃儉用攢下的一點積蓄創業發財的可能性逐漸消失。

1980年,台灣的吉尼係數(Gini Index)降到史上最低的4.17、GDP年成長率往前往後看、年年都超過7%時,政府經濟官員自豪地稱之為「平等的成長」(Growth with Equality)。IMF等國際金融機構也引此為例,來要求各個第三世界債務國放棄民族工業化道路,搞加工出口工業化,來賺外匯還債。然而,從那年開始,台灣的家戶所得不均持續上升至今。歷史證明,台灣不是例外。階級分化,資本主義的常態,同樣發生在此地。

「四小龍」之外的前第三世界國家在後冷戰時期發生的,可說是二十世紀民族解放運動的完結。進口替代的民族工業化,可說是二十世紀全球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追求毛澤東所說的「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國家要獨立」這個三合一目標的中心經濟策略。反帝激進程度不等的各個新獨立國家政府紛紛試圖藉此道路擺脫帝國主義體系之下不平等的國際分工。然而,到了蘇聯崩潰的1990年代初,除了中國這樣的大國之外,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完成了「民族工業化」的目標。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三個1970年代被認為最可能成為「新興工業國家」的拉丁美洲大國深陷於外債泥淖。英雄式地完成了長達數十年的獨立戰爭的越南,也開始「改革開放」,再度歡迎外資去開採剝削越南的人力與自然資源。

對我們今天談2014年台灣反服貿抗議的課題來說,最關鍵的變化在中國大陸。從蘇聯集團尚無倒台跡象的1978年開始,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迂迴但持續地推動一系列瓦解社會主義經濟的措施,從農村集體的解散、大量國有企業的資本主義改造、到利用包括港、臺、韓在內的外資來建設加工出口部門,中國成功地把自己的角色從「資本主義世界之外的另類道路」改造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中流砥柱之一。

對當代資本主義市場中的企業來說,能否有效利用(剝削)到中國大陸的廉價勞力與自然資源,幾乎就決定了市場競爭中的勝敗。以台灣的代工產業來說,1980年代為 Nike 等歐美日品牌商代工的鞋廠有數百家,每家規模都很小,員工人數很少超過百人。到2014年,主要利用中國大陸和越南與印尼勞動力的寶成(裕元)集團一家,就佔了全球鞋業代工市場的20%,雇用人數42萬人。在電子代工業,同樣地,原本數百家互相競爭的台商集中到兩、三家,其中最著名的鴻海(富士康)集團,到2008年的全球總營收已經超過台灣各政府預算總和,2012年雇用人數130萬人,也超過台灣公部門雇用人數總和(包括軍隊)。

經過1997開始的幾波全球經濟危機,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核爆之後,冷戰結束後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後果已經很明顯:在沒有任何有效的管制之下的市場經濟的劇烈擴張,在把越來越多全球人口捲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同時,造成了高度的、跨越國界的經濟不平等。少數富豪,現在包括出身於中國、印度、韓國、台灣、墨西哥等地的少數富豪,佔有了絕大多數的財富;而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包括核心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量人口,愈來愈難以餬口,更不可能在市場競爭中翻身致富。這個現象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勞動人民如何反抗這種現象,在今日,卻遠比資本主義出現以來的任何歷史時期更眾說紛紜。

小資產階級的正義觀與曖昧的「主體性」問題

回看1980年代台灣的民主論述以及影響著一般民眾支持或不支持這種或那種特定的民主論述的「民主感情」,小資產階級的地位,事實上有著決定性的重要性。這種社會多數成員共享的「民主感情」一直延續到「太陽花」這一代的台灣青年,把他們對現實的義憤框架在特定的路徑上。這種感情與1970─80年代現實存在於台灣的政治經濟狀況有大量相符合之處,但與2010年代的台灣社會相比,恐怕僅僅是一種懷舊鄉愁。

1960─1970年代急速工業化之下的台灣,從一個典型的農村出身、到都市打拼的閩南、客家青年的觀點來看(眷村出身的第二代非權貴外省人子弟的經驗也有很多與此類似之處),事情是這樣的:少數黨國權貴以及他們的附庸者,做生意的時候可以得到幾乎全部是政府控制的銀行的貸款,可以優先取得各種特惠,他們是經濟成長中不勞而獲的一群。但是,一般人家出身的年輕人,或許可以很容易找到一個低薪工作,藉著工作經驗(或許還加上升學主義之下的教育),累積足夠的技能、人脈與生意管道來創業。但是,他們極難透過正式管道取得銀行融資。一些行業,例如外銷美國的成衣業,必須花錢、攀關係、跟半官方機構的特權人士們(在成衣業的例子,是經濟部資助成立的「紡織外銷工業拓展基金會」)取得出口配額,他們的小工廠的產品才有機會外銷進入廣大的美國成衣市場。但是他們的事業規模小到隨便一個閃失,企業就會倒閉,老闆又回到勞力市場上找工作。

戒嚴體制、獨裁政權,對這樣的小老闆來說,非常具體地體現為每日營生中的阻礙與限制。對於嚮往成為獨立創業者的年輕工人來說,這些問題或許就是在他們與兄姊們的談話中所理解到的、自己翻身出頭的阻礙與限制。這些1950年代出生、1980年代在各大都會區討生活的年輕工人,是80年代民主運動的最堅實的群眾基礎,在歷次街頭戰鬥中走在最前線,被稱為「衝組」。而他們之中事業成功一點的,多半成為後來成立的民進黨的忠實捐款者。對他們來說,除了保障人權、建立代議政治與公平合理的選舉制度之外,民主最實在的內涵,是有能力、有企圖心的年輕工人,都可以有公平的機會成為小老闆,而所有的小老闆,在公平的競爭中,都可能致富。其他的社會正義議題不是不重要,但是多半聯繫在這組對現實的特定形式的不滿中。

所以,國營企業與政府官員表現惡劣,大家義憤填膺,不惜以身相殉來反抗。私營企業表現惡劣,則往往只有最老實的一群關廠工人,會緊握著著手上被踐踏的權益與尊嚴跟它拼搏(雖然她們後來一直拼搏到2015年的今日,鬥志還未止息),絕大多數台灣工人遇到被惡質老闆壓榨欠錢多半會選擇放棄抗爭:「去賺比較快」。而且,事實上,去中國大陸賺,還比死守台灣要有希望得多。

順應著這種情緒,也符應新全球化自由主義的浪潮,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三任民選政府逐漸把台灣的公營事業私有化、特許事業(如銀行)「自由化」讓本地與外資參與。公務員人數從1980、90年代的近60萬人,遽降到今日的30萬人。「小政府」不僅符合新自由主義的信條,更可回應上述那種普遍的反政府情緒。幾乎所有的台灣人都自發地討厭公務員,更別說軍人與警察。

在1980年代以來的各種民主論述中,「主體性」這個字眼往往處於核心位置,曖昧而一語多義,就如同它在日、韓兩國現代政治思想中之承載著多重意義一樣。在台灣,「台灣的主體性」是台灣獨立的代名詞。婦女運動反對性騷擾的倡議,會談「身體的主體性」。學生運動反對校園內黨國體制與特務的監視與思想控制,也會談「學生的主體性」。社會運動聯盟中講究尊重各個團體的「主體性」,不能由哪一方稱霸,尤其不能讓大家共同的運動成果「被收割」。

不同脈絡中的「主體性」一詞共通的意義包括自由選擇、自由意志、類似私有財產一般不可侵犯的權利,等等。事實上,私有財產,尤其是弱勢者賴以生存的一點點並不侵犯到別人的私有財產,是此處「主體性」一詞的絕佳意象。而被認為最會侵犯這種或那種「主體性」的,多半就是國家機器、或者國家機器的相似物,如父權體制。對應到每日經濟生活中,這種恐懼自己僅有的一點點賴以求生的私產被巨大的國家機器侵犯剝奪的感覺,是所有小企業老闆共有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小資產階級的正義觀」應該是合適的。

直到今日,雖然在非學術場合使用「主體性」一詞已經漸漸帶上了學究的氣味,國家侵犯弱勢者的私有財產(道德意義上的,不管法權上的所有權是否完備),仍然最容易引起台灣人自發的集體義憤。這十年來,最終在318佔領立法院達至高潮的一系列社會抗議之中,很突出的一條線就是一系列的「反拆遷」抗爭:農民土地房屋被徵收改建為工業區、小市民的住宅被強拆以進行都市更新、老年漢生病患生活了幾十年的療養院院舍要被拆掉、都市原住民自力在河邊荒地建起的部落要被拆掉、、、等等。這些都吸引了大量「外人」,尤其是青年學生,強烈的關注乃至持續的投入抗議。

尊重「主體性」的運動面臨的窘境

相較於我所出身的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當前的學運最突出的特色是:眾多個人強烈而持續的獻身熱情,與運動組織的鬆散和運動論述的淺薄完全不成比例。汪暉評論太陽花學運時正確地指出它帶有對政黨作為政治載體、乃至代議民主制度足以反映人民意志的否定。他也認為這些否定都不太徹底。我認為這是個正確的判斷。汪暉從遠處觀察到,我從抗議的每日運作中看到。

在「太陽花」佔領立法院期間,議場內外佔領者的每日生活安排之中,到處都有一些讓參與者不高興、但卻又自發積極維繫或消極遵守的規矩。這與 Woodstock 之類歐美嬉皮世代的學運風格完全相反。靜坐區必須留出一公尺寬的醫療通道,有志工會自發接棒擔任糾察隊維持這一點。垃圾分類回收必須嚴格遵守,認真得可愛的垃圾分類志工會追著手上拿著個飲料瓶子的我走,等我喝下最後一口,馬上丟進他手上的袋子,是擔心我會誤丟進普通垃圾那袋嗎?至於抽煙,這連志工提醒都不用了,自己去找個不妨礙人的角落去吧,否則會被其他靜坐者瞪死。

這種井井有條的、運作良好的自發秩序,幾乎每一個來到現場的路人甲都會馬上進入狀況,或許很快就接手擔任各種職位的志工,自動自發地操持著現場的大小事務。這讓許多來參觀的中國大陸學生大為驚異:一點都不「亂」。

問題是,有些措施後來證明並不實際、需要修改。「醫療通道」就是一例。在人潮洶湧時,讓糾察隊奮力保衛出一條醫療通道,會擠壓其他抗議者的空間,而且,在沒有與警察衝突的場子中,身體不適緊急送醫的人真的不多。那為什麼還是要留下醫療通道呢?這件事從靜坐第一天我就不斷聽到各種參與者抱怨這事,雖然抱怨的人還是乖乖聽糾察指揮。

醫療通道這件事討論多時,毫無結果,甚至連誰開始拉起醫療通道都難說。反正,規矩就是出現了。認同運動的人,幾乎只能擁抱或忍受。不贊成的,根本找不到哪個部門的負責幹部好反應,大家都是志工。也很難開會決議,因為會議出席者成員的邊界難劃分,包括了誰而沒邀請誰,大家都尷尬。而且、會議組織程序、議事規則、等等都太像大家討厭的政治人物玩的遊戲。

連一條醫療通道都搞得幾近無解,嚴肅的政治決定就更糟糕了。一方面,嚴肅的政治與策略討論。雖然在實際領導運動的各個小圈圈內不是完全缺乏,但這些小團體更多的時候是在分工做事,主要靠著同志情誼而不是正式程序在維繫運作。另一方面,318衝進議場的抗議者們,絕大多數是當場才互相認識的。真正組織有系統的討論的嘗試,是第二天早上才開始。

在猶豫不決中,兩三個「明星」被媒體相中,雖然他們一再重申自己跟其他人沒什麼大差別,只是運動的一員。但是,主流媒體幾乎無法報導面目模糊、決策不明的集體;媒體需要明星。於是,這兩三位就成了「學運領袖」。會議再怎麼努力討論做出了一個共識決議,「明星」接受電視訪問時脫口說出與決議不同的意見,搞了幾小時好不容易弄出的決議就等於白費。決策會議參與者的的挫折感可想而知。

而這還是議場內部,抗議行動「最核心」的狀況。在議場二樓的佔領學生後來也浮現對議場內的不滿、覺得被排除在討論之外。議場外的學生,更無法參與討論,隱隱覺得,學生佔領的立法院議事廳,其實也是個黑箱。我們的口號不是「反對黑箱服貿」嗎?於是,有一群學生組織了靜坐區外的「賤民解放區」,諷刺抗議群體內部的不公。這讓議場內「核心」的學生頗感委屈,他們也沒有真的要抓權力啊。(一位「場內」的學生私下很憤怒地抗議「賤民解放區」對他們的嘲弄,她說:「她們除了嘴巴賤,到底還有哪裡賤了!」)

這與1980年代的學運內部運作狀況真是天壤之別。當時,剛從戒嚴體制內走出來的學運團體多半有比較嚴密的內部組織(雖然遠比同時代南韓的學運組織鬆散),靠會議、讀書會和各種共同參與社會運動的集訓活動凝聚情感連帶與思想共識。在組織之間的聯盟,由於兩大派系的鬥爭,以及派系之間合作的需要,開會,在低信任的基礎上取得決議,是每個學運學生的必要技能。當時,運作良好的學運團體必須可以讓成員放心讓渡自己一部份的「主體性」給「我的代表」去在各種場合代表「我」鬥爭。「我」也願意在尚未完全被說服的狀態下忠實執行集體的決議,有問題事後檢討再說,因為團體的「主體性」我也有一份。

事後來看,當時的「野百合」世代學生是在政黨政治和代議民主還是個空殼子擺設的時代,在運動內部預演著政黨政治和代議民主。「太陽花」現在面臨的組織難題對當時的我們都不難解決。政黨政治與代議民主正是用來處理這些公共事務的。也由於學運的訓練,我們這代學運份子進入政黨政治非常順利,幾乎所有的技能都在運動中練過了。

問題在於,如果台灣在1990年代建立起的政黨政治有效,我們今天也不會面臨大量群眾自發支持佔領立法院這種抗議。

對於政黨政治的厭惡情緒,不只在口號與抗議行動,更在運動組織的內部:多年來,抗議學生之間沒有人有效組成具備類似政黨功能的團體、沒有人習慣當團體的頭面人物而又不篡奪成員的權利,團體間的聯盟沒有形成類似議會的決策機構。就算有決策,在千千萬萬自發參與的群眾面前,任何一個政黨或類政黨組織也很難指揮得動群眾。

這是難題,也是希望之所在。難題在於,究竟運動的積極者該如何在這種情形中發揮正面作用。希望在於,任何一小撮人要綁架這種規模和形式的運動,效力恐怕都很低。

反資本主義的政黨過時了嗎?

從1848年歐洲各國失敗的革命開始,也許到1980年代為止吧,世界各國反資本主義的主要政治力量,多半集中在工人階級政黨上:社會民主黨、共產黨等等。在無政府主義傳統發達的地方,也許還會有無政府主義工團運動(anarcho-syndicalism)作為運動的最左翼存在。

在產業工人佔少數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在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共產主義者及其同情者,以工農聯盟、反帝反封建的政綱,和有紀律的組織力量,常常站到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位置上。中國共產黨創黨之後近三十年、數度瀕臨滅絕卻又起死回生的革命歷程,是一個令人尊敬的榜樣。在帝國主義國家之內,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國家共產黨人不怕犧牲、堅決反法西斯的地下鬥爭,也讓他們在戰後數十年維持著可觀的群眾支持,法國與義大利就是這樣的例子。在亞洲,戰後初期日本共產黨的復興也有著類似的背景。

為了黨的革命事業而犧牲性命,或許是個人為了政治主張而讓渡出「主體性」的最極端的例子。如果這是在清醒覺悟之下的抉擇,那個黨、那個運動必須有足夠清楚的主張與路線、以及足以追求實現主張的組織力量,才能使選擇犧牲者相信犧牲是值得的,因為自己死後同志們會把他們共同的信念貫徹到底。在比較沒有那麼高張力的政治情境中,例如在代議政治的選舉中,志願、清醒的權利讓渡,同樣需要被授權的政黨與政治人物能夠說服其支持者,一旦他們當選、執政,他們有決心、也有能力實現競選諾言。

無論是革命還是選舉,19、20世紀反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政黨(無政府主義者除外)能夠吸引支持者的共同信念是:現在服務於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可以被改造來服務工農大眾的需要,並在某種過渡時期之後,消滅資本主義。到了1990年代,這個信念幾乎在每一個國家都讓人高度懷疑。蘇聯集團各國的共產黨政府在本國人民的唾棄之下紛紛垮台。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從「逐漸消滅資本主義」退步到「調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英國布萊爾領導的「新工黨」甚至連調和階級矛盾的主張都放棄了,和保守黨一樣高喊「國家競爭力」。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被視為全球最徹底的反資本主義革命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尤其在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之後,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把它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首要黨綱放到了不可見的遙遠未來。

這個情境使得2008年後全球經濟危機之下各地的反抗運動呈現出不同於1930年代的一種惶惑不安。在1930年,蘇聯只成立了13年;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工人運動都還受到各種壓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還沒有成功過。換句話說,當時最激進的政治運動所提出的主張、路線和革命願景,都還有在未來實現的可能性。但是,在現在,當年的那些社會主義主張都被或多或少地實現過一次了,成果不佳。資本主義還在,還在繼續擴張,其災難性的內部矛盾繼續禍害著愈來愈多世界各地的勞動人民,更繼續荼毒全球的自然環境。

這時候,在類似當代台灣那樣的歷史脈絡中,不管哪一股政治力量要出來宣稱說:「我們有一套綱領,不是只補補這裡那裡的瘡疤,而是徹底改變現在『財團當道、豺狼治國』的情形」。這不只不能說服群眾,恐怕連自己都很難說服。說大話空話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大家都看多了。現在,許多台灣人民認為最好的狀況,恐怕也只是選出像柯文哲這樣的「白目」政治素人,清理一下各種弊案,挫挫「海峽兩岸政商集團」的囂張跋扈。至於徹底的改變,連空想都很難想得出來。

反資本主義的政治力量會像什麼?

汪暉把台灣反服貿運動放置在2008年以來世界各國的抗議潮中,認為它有新意:對代議民主制的質疑。相較之下,美國的「佔領華爾街」只是對大資本金融統治的象徵性抵抗,而從突尼西亞開始的「阿拉伯之春」則是打著反專制、要民主的舊旗幟。我們或許可以把導致目前的烏克蘭內戰的2014基輔抗議算在內。香港史無前例的「雨傘抗議」當然更不能忽視。這些大型群眾抗議雖然具體口號不一、後果也不同,但是,相同的是:他們都沒有二十世紀意義之下的政黨──不管是左是右、是自由派還是社會主義──作為運動的發動者、領導者、或政治集中的會師點。從這點來看,台灣佔領立法院行動客觀上所造成的對參與在代議民主遊戲中的朝野政黨一致的質疑,並非獨一,只是比較凸顯。

這些沒有政黨領導的群眾抗議大量地重複上述台灣佔領立法院行動之中的特點:一方面井然有序的庶務安排與志工協調展現了群眾自治的能力,用日常庶務的流暢運作宣告著「我們不需要政府管」;另一方面,幾乎沒有足以通過集體討論形成決定的組織形式使得運動的走向難以預料。美國的「佔領華爾街」行動在天氣冷下來之後就悄然消失;埃及經歷了一次修憲、一次大選、一年的民選右翼政府執政之後,經過再次大型群眾抗議和軍事政變,使得舊勢力又班師回朝。烏克蘭則導向可能牽動區域軍事衝突的內戰。

在這些前車之鑒中,台灣的群眾抗議會走向何處?這往往是個讓人細想之下越想越焦慮的課題。到目前為止,支持抗議的台灣群眾有許多還在對去年底的地方選舉中國民黨的大敗覺得滿意。但是,很少人認為2016年民進黨再次的執政就能夠解決問題。說不定,沒多久之後,群眾又得回到街頭,抗議下一任政府。

積極的一面是:「政府無能」的罵聲中,台資財團才是真正的統治群體,這個事實愈來愈清楚。

獨派論述認為,台資財團之所囂張,其實是中國政府在背後撐腰。從而,他們試圖把反財團的情感導向反共(反對今日權貴資本主義當道的中國共產黨)。而反共,在台灣這個冷戰的前哨地帶的歷史脈絡中,自然地就是親美親日。這個派別很弔詭地繼承了戒嚴時代國民黨蔣家政權的大部分政治主張,雖然他們自認為是國民黨的死對頭。

這種21世紀的親美反共(從而反中)論述的前提是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問題是,現實的經濟運作中,美中兩國資本、從而代表兩國資本利益的兩個政府之間,並不僅僅有競爭以及其他形式的緊張關係。更重要的是緊密扣連的「全球裝配線」生產模式。在這個模式中,台灣資本(與韓國、香港類似),是中間人。忽略了這個現實,運動必然會打不著我們當前社會真正的統治集團的痛處。

作為嘗試為運動注入進步元素的行動者,我們對於當前台灣的政治辯論最重要的任務,可能是不斷重複地以行動強調兩岸勞動階級之間的命運連帶。這是一個樞紐性的任務,成功的話,反財團的群眾感情才比較可能從忽略現實的反中反共轉向比較符合現實的認識:問題出在資本主義。

問題是,什麼樣的政治力量可以挑戰資本主義?

在小資產階級感情佔主導地位的台灣社會,近期之內,絕大多數運動參與者能想到的還會是小資產階級立場上的行動:一方面試圖發展不被大財團控制的營生與生活模式,例如有機小農合作社,以探索「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個口號;另一方面,各種保衛弱勢者私有財產性質的抗爭還會繼續爆發、繼續召喚著大量群眾的熱情義憤。這樣的義憤會導向何方?另一個政黨、甚至另一種更具草根民主性格的政黨接管政權?目前的確有好幾個組織新進步政黨的倡議正在進行中,但是一時還看不出這些新政黨能夠如何有效挑戰代議民主制的侷限。

或許,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應該暫時懸置馬克思主義及其反對者在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末期所打造出來的既定論題,例如無產階級專政中工人政黨的角色等等,而回到1848年前的歐洲去找一些可以借鑒的歷史經驗。那時,儘管西歐各國大量的人口已經開始生活在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危機之下,各種黨派的論述、組織、倡議、行動卻都還是粗疏、直觀、符合群眾的自發信念與感情,但即將要在實踐中失敗的。我們的時代的政治狀況與此類似。當年的馬克思一代人就是憑藉著批判這些運動與論述,建立起他們的理論體系,讓之後一百年的反抗運動足以援引為思考泉源。再度複習馬克思做過的課題,或許能讓活在這個時代的我們精神抖擻、敢於鬥爭,而不僅僅是悲嘆運動的不足之處。

社會主義從來就不是誰設計好一套藍圖,再說服人們去依循著藍圖建設新樂園。相反地,社會主義來自於對資本主義的認識與批判。在這個意義上,2010年代仍然有可能是思想豐富、而非貧瘠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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