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桂芳
榮獲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與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的《大風之島》，導演許雅婷從大學作品《樂生活》開始，許雅婷手持攝影機走進樂生療養院，紀錄因漢生病而被強制隔離的院民生活，記下跨越 20 年的生命故事與強韌的抗爭。
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大風之島》導演許雅婷，分享他的親眼見證：樂生院民如何在捷運機廠的選址中被迫遷移？這群長者們，如何用他們的堅韌與尊嚴，奮力對抗再次被排除的命運。
穿越時空的歌 樂生〈金包銀〉
許雅婷與樂生院民建立了長達二十年的「超越時空的友情」，其中院民黃文章的故事貫穿了她整個紀錄過程。片頭以黃文章改寫的〈金包銀〉開場，許雅婷說，這首歌幾乎就是黃文章的自傳，如同他在歌詞中寫下「人是好命囝，阮佇咧樂生院」，以歌聲表達他的控訴。
許雅婷回想，20 多年前初次到樂生拍攝時，黃文章是她遇到的第一位受訪者，他唱的〈金包銀〉在當時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後，黃文章因失智與疾病逐漸衰弱，仍反覆哼唱這首歌。
許雅婷說：「對我來講，這首歌貫穿了我認識他的過去跟現在」，對她而言，〈金包銀〉不僅是紀錄片的開場旋律，更是她拍攝樂生、理解院民生活的起點，也成為貫穿長期紀錄歷程的重要軸線。
翻轉弱勢刻板印象 院民的堅毅生命
黃文章在進入樂生之前，曾在高雄的糖廠工作，後來因漢生病明顯的身體病徵，約在十八歲時被送入樂生。許雅婷回憶，第一次見到黃文章時，他的四肢殘缺、兔眼與塌鼻等病徵，讓她立刻理解漢生病對院民身體與生活的影響。
許多院民在年輕時來到樂生，他們可能只是在街上行走，甚至來不及與家人道別，就從台灣各地被帶到人生地不熟的新北新莊集中隔離。再加上漢生病帶來的身體受損與病痛，媒體往往將院民塑造成需要被幫助的弱勢群體。
然而，這種刻板印象在許雅婷與黃文章的交流中被顛覆。黃文章展現出非常堅毅的性格，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弱勢，也不接受被迫犧牲的命運。許雅婷回憶，他常常指著報紙批評政府官員是「王八蛋」，絲毫不認為自己是應該被犧牲的一方。
因為疾病的汙名化和政府延續錯誤的殖民政策，院民們從年輕到老年，一生幾乎都在樂生，與社會隔絕，長期面對偏見與身體困境。經歷數十年後，院民們好不容易適應了生活，卻在晚年因機廠選址政策關係，再次面臨被迫遷移的挑戰。院民們一次又一次面對衝擊，並未選擇隱忍吞聲、默默承受，多次勇敢站出來對抗政府，持續捍衛自身權益。
一人團隊建立的信任與親密感 共同完成的紀錄片
作為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得主、並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作品，《大風之島》的製作團隊規模極小，很多時候幾乎都是由許雅婷一人獨自完成拍攝。之所以採取這種極度精簡的模式，部分原因在於，拍攝初期許雅婷對整個紀錄長片的完成與結束時間並不清楚，她只知道自己有一個使命感驅動自己持續拍攝，在這漫長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工程中，她很難要求團隊成員在毫無方向的情況下持續投入。
更重要的是，單人作業的方式能讓她維護與院民之間長久建立的親密感與信任。許雅婷解釋，影片中許多非常私密且動人的瞬間，如果輕易讓其他攝影師或收音師介入，會打破院民與她一起拍攝、一起生活的相處形式，更不想讓「共同完成」變成「拍攝者和被拍攝者」的關係。因此，即便後來取得資金，許雅婷仍選擇單人拍攝，確保捕捉到的畫面與情感連結不受干擾。
抽離與客觀：如何成為說故事的人
長期深度參與，使抗爭紀錄片導演在面對公權力衝擊與院民的生命故事時，情緒往往會出現波動。20年前的許雅婷拍攝的《樂生活》，著重於院民的日常生活，當時她就在構思，未來如果有能力，她想向大眾完整述說樂生的故事。不同於以往樂生療養院題材常出現的二元對立，許雅婷希望剖析樂生的社會結構，從政策面、社會面、民主面，系統性的述說樂生的故事。
對此，許雅婷必須從院民們的親密關係中抽離，才能完整的看待樂生療養院。她透過書寫與提報，不斷在客觀與主體之間切換，將自己定位為一個說故事的人。
許雅婷表示，雖然拍攝現場多數時間只有她一人，但有後期的製作團隊，才能協助她將個人且私密的素材，轉化為具有宏觀與客觀性的故事架構。許雅婷希望作品能穿透台灣社會與歷史，即便從國際視角出發，作品也具有民主、政治與社會意義。團隊歷時約五年的故事架構整理，才完成《大風之島》。
紀錄者 vs. 參與者的掙扎 在灰色地帶的拉扯
許雅婷回憶，20年前拍攝《樂生活》時，作品獲得了許多支持，也讓她有機會出國進修，但她同時感到挫敗，她說，自己透過拍攝成就了未來，卻無法改變院民所面臨的社會困境。
在每次拍攝過程前，許雅婷經常面臨紀錄者與參與者的身份抉擇，過於靠近會被質疑是在宣傳，太遠又可能失去真實感。她指出，《大風之島》的拍攝距離隨著時間逐漸拉近，從固定架設到手持跟拍，特別是聲援學生人數減少後，她作為紀錄者被推到前線，甚至在迫遷事件中需要抉擇是否介入。
她坦言，在這個灰色地帶沒有標準答案，但實際面對激烈迫遷抗議時，許雅婷認為「身為一個人，你必得要站在對的位置去保護他」。後期剪輯階段，她投入大量心力整理身為紀錄者和參與者的掙扎，讓觀眾既能理解院民的視角，也能感受事件全貌，呈現出真實且多層次的抗爭與生活故事。
將故事鏡頭朝向阿公阿媽們 與他們共同成長
《大風之島》中有一段片段，許雅婷詢問樂生保留自救會會長李添培：「樂青（青年樂生聯盟）的想法會與你們不一樣嗎？」、「抗爭會讓你們為難嗎？」李會長表示，他已付出生命中最大的努力，為院民與家園奮鬥，也因健康狀況有些力不從心。這時，院民藍阿姨接上這份責任，她以理想性與熱情延續運動，展現樂生運動的群體力量，當一個人累了，另一個人接上，像浪濤一樣不斷接力。
許雅婷將這段對話放入影片，凸顯院民們始終是紀錄片的核心，他們的生活、情感與堅持，是運動持續的力量；樂青則以配角呈現，既支持運動，也不搶走院民的主角地位。
20年來的拍攝歷程中，許雅婷曾一度想要放棄。多年後回到樂生，她發現似乎空間、歲月、院民都變了，但他們看鏡頭、與她對話的方式，依舊如年輕時一樣。阿公阿媽即使歷經歲月與挫折，仍保有堅毅與生命力。
最終，許雅婷帶著攝影機回到這個小小位置，她回顧未完成的使命，也從中汲取力量。她強調，每次拍攝都是自我挑戰，也是學習。真正的能量來自院民們的堅持，而她的任務，是挖洞架橋，讓大家看見他們的光芒與生命力。同時，她也從他們的生命力量汲取勇氣，面對挫折仍能前行，並透過攝影與說故事，將他們的堅持與熱情傳遞出去。
官僚是最大的暴力
許雅婷在2006到2007年間，跟隨熱心青年和自救會參與許多抗爭，也曾造訪過許多政治人物的官邸與辦公室。然而，到了2017年之後，多數會議已成為體制內的例行程序。
表面上看似公共討論，但許雅婷實際感受到的，卻是一種無形的暴力。不同於過去樂生抗爭曾面對的實質身體暴力，今日的官僚體制以更隱蔽、更加制度化的方式施加壓迫，包括人情間的權力操控、弱勢者在會議中被排除與壓制。這些現象乍看像是「溝通不足」，但實際上，是權力者自認掌握至高無上的控制，拒絕因應院民需求調整政策，只追求制度順利運作的無形暴力。
自救會成員為了保有家園，努力參與每一場討論，卻往往被安排在會議最角落的位置，輪到他們發言時，甚至會被惡意關麥。同時，官方也刻意區別對待院民，例如只對願意配合政策的院民提供交通補助、會議餐盒、瓶裝水等。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累積起來卻構成了一種無法言說，卻無時無刻存在的排擠。
20年前，公民能夠進入會議拍攝，直接紀錄院民的發聲與抗爭；但20年後，許雅婷卻無法帶攝影器材紀錄會議狀況。她指出，雖然台灣的民主制度看似完善，公共議題卻無法被完整呈現。這其中存在制度的限制和權力關係對弱勢者的隱性壓迫。
這凸顯了台灣民主制度下的諷刺，制度看似完善，但無形壓力依然存在。而紀錄片所能呈現的，只是冰山一角。背後的權力操控與弱勢掙扎，難以完全呈現，卻真實存在於院民的日常生活中。
樂生園區即將成立 要放入什麼記憶與歷史？
2026年樂生園區即將成立，許雅婷表示，已用盡各種方式，希望讓院民們的故事成為園區展覽主軸。但，遺憾的是，官方至今尚未給出具體的承諾，樂生園區的展覽內容應該如何呈現、保留那些回憶，似乎都沒有明確的答案。
許雅婷強調，樂生故事的價值涉及人權、政治與社會。樂生園區的意義超越了單純的醫療人權，也承載著殖民時代的污名化、錯誤政策的延續，更重要的是院民們在抗爭過程中，真正實踐的民主。她相信，這個博物館不應只屬於數千名漢生病人，而應該是數千萬人，包括漢生病人、醫護專業者以及所有參與運動的年輕人的集體記憶。
院民們的力量，在過去二十年的抗爭與訴訟中展現得淋漓盡致。為了保留家園，他們用自己的聲音與行動，透過影像講述自己的故事，這是一個充滿人覺醒的歷程，也是一個充滿社會覺醒的地方。
生命韌性：用身體爭取民主
許雅婷表示，自己在中年時曾面臨許多人生困境，有時甚至覺得有些事情過不去。但當她看向院民，他們只是自嘲地說「太慘了」，便輕鬆釋懷。在院民們身上，許雅婷感受到一種韌性，但這種韌性並不是說說而已，也不是「努力就好」的口號，而是一種從生命深處自然流露的真實力量。
院民的生命中承載家人離棄、歧視、錯誤的政策及社會結構的不公等痛苦。無論他們做了什麼，始終只會被視為「病人」。許雅婷舉例，即便李會長發言時充滿聰明與決斷力，社會上大部分的人也都只是把他當成病人看待。許雅婷批評，這種不公平是真實存在的，不是因為院民不努力，而是整個社會結構和錯誤政策造成的。
許雅婷點出，院民們二十年來的抗爭，除了守護家園，更是因為他們相信民主。她相信民主不是投票而已，而是當你有一個想要捍衛的東西時，民主制度下，能夠透過不停地表達、讓別人參與討論，爭取改變的機會。每一位院民都用自己的身體、語言、各種表達等方式，以親身實踐來告訴所有人，這才是真正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