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家瑜
2025年下半年，花蓮馬太鞍溪流域附近的居民並不好過，颱風帶來連日的豪大雨，以至於上游的壩提不敵沖刷，強勁的水流夾帶大量的沙土重創光復市區、鳳林鄉、佛祖街一帶。災後數月，各項重建工程正陸續推進，光復市區大多已經恢復原本的生活，看似從堰塞湖與洪災陰影中走出來。然而，更深入部落就會發現，大多的農地、住宅區仍覆蓋一兩層樓高的泥沙。
堰塞湖危機未除、防洪工程強勢進駐：部落族人面臨土地與生存雙重衝擊
根據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的資料顯示，馬太鞍溪堰塞湖目前蓄水量為0.5萬立方公尺，已經回歸到河道的狀態，但在壩體、崩塌區及中上游河道仍有約2.4億立方公尺的土砂，第九河川分署動員全台量能疏濬十個月，僅僅清運了兩千多萬噸，未來只要再有地震或強降雨，好不容易疏濬的河道就會再度形成新生堰塞湖。隨著每年例行的汛期及颱風季來臨，上游的未爆彈讓族人時刻活在陰影中。不僅如此，政府在復原工程的過程中，並沒有與族人展開對話，而是直接在族人的土地上興建超級提防等各項復原工程，使得族人陷入權責分散、資訊零碎與程序倉促的困境。
身為部落族人，同時也是馬太鞍溪流域跨部落青年聯盟成員的O’ping Iyun(張馨云)觀察到，7月份颱風來臨時，Tafalong(太巴塱)部落撤離到已經啟用的集會所安置，Kalotong(加里洞)部落則是撤離到東富國小，然而，這兩個安置所卻是沒有電、沒有冷氣、沒有通訊，甚至要摸黑上廁所洗澡，即便公所事後緊急調度發電機與電風扇補救，但也暴露了政府在防災與避難規劃上的敷衍與不完善。
對部落族人來說，土地不僅僅只是一個居住或生產的地方，更是一重要的文化傳承場域，乘載著歷史記憶、文化認同與家族血脈的根基。這片土地經過族人多年抗爭，才從政府手中爭取回來的原住民保留地，卻因災害再次被迫奪走他們的土地權益。而在政府目前的防洪規劃中，興建防洪工程被視為唯一的解方，在馬太鞍溪流域，第九河川分署在北岸的萬榮、鳳林、長橋，以及南岸的光復、Fata’an(馬太鞍)部落積極施作堤防。在馬太鞍溪與花蓮溪匯流處，更規劃了高達 9 公尺的高規格大型防洪堤，橫跨Tafalong部落部落的北富村、東富村，以及地處下游直衝危險區的Kalotong部落與Atomo(阿陶模)部落，花蓮縣政府亦編列經費施作背水堤。身為重災區的佛祖街，土砂最高已經淹至六公尺，很難再恢復以往的地力，農業部卻規劃在此輔導造林、自行車道、紀念公園等。
蓋了巨大堤防 洪患就解決了嗎？族人生活獲得保障？
這種「把堤防蓋得又高又寬、擋住泥砂就算安全」的純工程邏輯，在族人眼裡卻充滿了巨大的未知與後遺症。O’pin 指出，下游的Kalotong、Atomo，乃至於鳳林三興部落，不僅要承受馬太鞍溪被堤防束縮後的直衝洪流，鳳林Cirakayan(三興)更同時面臨「萬里溪堰塞湖」的夾擊，多重水患風險根本無法靠單一河段築堤解決。更現實的問題是，綿延數十公里的各項重大工程，直接將部落長輩的生活環境變成了一個巨大工地。以Atomo部落與Kalotong部落為例，唯一的聯外道路是狹窄的 193 號縣道，如今每日充斥著大量砂石車與重型工程車輛呼嘯穿梭。砂石揚塵重重籠罩聚落，對呼吸道脆弱的長輩造成慢性健康危害，而狹窄道路上人車爭道的險象，更讓日常外出宛如一場場生死冒險。
然而，當族人試圖向體制反映這些困境時，迎來的卻是層層官僚體系的語言障礙與專業壁壘。O’pin 強調，林保署、第九河川分署、縣政府、鄉公所，每個機關都有不同的專業評估，在與族人溝通的過程中，充滿了晦澀的工程術語。而部落居民多以年邁長輩為主，官方從未配置專業的族語老師或將艱澀用語轉譯的機制，使得每一次官方辦理所謂的說明會，都淪為單向的資訊轟炸，族人在資訊不對等的狀況下，根本無從進行實質參與。
另外，政府單位為了讓土地能建置堤防、堆積土砂、放置大型機具等，全面採取土地徵收及土地協議價購的手段，並且以加速防洪工程推動為由逼迫族人們簽署「無償使用同意書」，甚至威脅「如果你們不簽，就不做這樣的工程那之後水淹到部落裡面，你們可以負責嗎？」。
O’ping無奈的表示，利用長輩對災難恐懼進行的道德情勒，在法治社會中顯得極其荒謬且不可思議。
Pangcah 阿美族守護聯盟 Namoh Nofu說：「我們在討論減災的時候，要讓這個地方維持韌性，一直強調災民參與這件事，才可以保證災區的主體性被維持住，而不是只有工程或是政府來主導，不能只以安全名義就罔顧了災民的需求跟權益。」更令人憂心的是，光復鄉南岸堤防工程已確定將面臨 11 戶部落居民遭到拆屋拆遷的命運。當前的重建政策正一步步重演莫拉克風災的悲劇，以災難治理之名，行空間隔離與文化消滅之實。
拒絕莫拉克悲劇重演 馬太鞍溪流沿岸部落青年成立「守護馬太鞍溪流域行動聯盟」
當年莫拉克風災政府在災後劃定了「特定區域」，強行把族人遷出原鄉並移至其他地方的永久屋，這種把人通通驅離再修復的方式，雖然數字上降低了災害風險，實質上卻徹底瓦解原鄉部落的社會組織、生計網絡與文化根基，造成族人「永遠回不去家園」的憾事。在馬太鞍堰塞湖災後特別條例的審議過程中，Namoh等人發現官方的版本試圖再次移植莫拉克風災劃定「特定區域」的方式，所幸最後將其檔下。然而，即便明確將「尊重災區部落與文化」等文字寫入法條，但在實際執行層面，官僚體系依然選擇做自己。
此外，雖然行政院中央協調會報與花蓮縣政府的復原會議中象徵性地納入了災區席次，但整套溝通機制在實際運作上完全是「形式參與、零實質決策」。面對由上而下的冷漠體制，在地青年與部落組織意識到，若不團結發聲，家園將在官僚體系手中被逐步肢解。歷經數月的串聯與沉澱，涵蓋光復、鳳林、萬榮等沿岸聚落的青年與組織，於災後十個月正式在台北召開記者會，宣佈成立「守護馬太鞍溪流域行動聯盟」，決定主動拿回重建論述的主導權。
Namoh指出，當前台灣災害治理體系最大的盲點，在於將《災害防救法》扭曲為「工程發包法」。《災害防救法》賦予行政機關在災害來臨時，簡化程序的緊急權限，本意是在黃金救援期內調動資源搶救生命，但到了災後復原與長期重建階段，官方卻依然濫用「緊急簡化」的藉口，規避與部落諮商同意權，甚至跳過必要的環境影響評估與實質公眾參與，演變成徹底的行政獨裁。而台灣現行的法規中並不缺乏進步的制度工具，例如《氣候變遷因應法》中的調適計畫、《國土計畫法》中的空間規劃，以及行政院推動的「地方創生」與「國安韌性計畫」等，這些法規都強調地方參與、生計發展與自主治理。然而，現行體制卻將這些工具切割得支離破碎，一旦進入災後重建，便全部退縮至最原始、單一的《政府採購法》工程標案模式，將在地居民完全排除在外。
O’ping也強調：「在《國土計畫法》框架下，設置特定區域劃計畫，透過跨部落、跨族群的平台，將生態保育、農耕復原、居住安全、中繼安置乃至高風險區部落，如Kalotong、Atomo）的自主遷居需求，共同納入整體的國土空間規劃中進行通盤討論 。」
重建部落防災韌性 應納入更多在地族人的聲音
台灣是一座每年都要面對數十個颱風與頻繁地震考驗的島嶼。馬太鞍溪流域所經歷的這場災難，絕非花蓮偏鄉的孤立個案，而是全台灣所有脆弱地帶在未來幾十年間都將共同面對的嚴峻課題。
災難治理的終極考驗，從來不只是量化的工程進度而是國家能否在殘破的地景中，謹慎呵護一個社群的文化尊嚴與生活可能。災後重建真正的核心是「人」，真正的韌性是社會網路中人與人的互信，以及制度能否保障在地社群自主應對危機的能力，唯有徹底告別傲慢的工程官僚思維，真正實踐「以災民為主體」的夥伴治理，台灣的災害復原之路，才能真正看見走向永續韌性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