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Photo by Thiago Zanutigh on Unsplash）
文／胡元輝 （公視董事長）
希臘神話留下一個耐人尋思的恆久命題：面對兩極命運，人應如何選擇？當半人半神的英雄戰士阿基里斯面對戰死沙場或留鄉務農的抉擇時，他做了參戰的決定，最後亦應驗了死亡的預言。人生的選擇往往沒有神靈預示，亦非生死之間的取捨，但「明知山有虎」，是否「偏向虎山行」？仍是我們常常要面對的生命課題。
言必稱蔣公：威權統治年代的媒體控制
我的媒體生涯前後兩段加起來已近30年，回首當年，成為一個新聞記者並非職涯的第一選項，但我仍然決定投身媒體工作，而且迄今無悔，最大「推手」無疑是威權統治時代的扭曲與不義。戒嚴後期的台灣是解構與狂飆的年代，對於我這個身處其中的少年郎而言，具社會影響力的新聞工作有著高度吸引力，因為那是實現自我，參與變革的絕佳場域。
新聞學教育總是教導新聞工作者必須依循「客觀中立」的專業主義。我不是新聞傳播科系畢業的學生，雖然也讀了若干新聞學著作，但從進入媒體的那一刻開始，我就沒有狹隘化、僵固化的專業主義思維，也因此對於新聞記者的角色自有一番思索，並未陷入黨國界定的「專業醬缸」。
我第一個服務的媒體是當時被稱為「兩大報」之一的聯合報，儘管有些斟酌，1981年底，尚在研究所就讀的我，仍在朋友的推薦下參加了該報主管的面試，希望藉此如實理解媒體機器的運作，而面試的有趣過程正十足反映了當時的媒體生態與時代氛圍。聯合報總編輯在面試時詢問我對政黨政治的看法，我不予掩飾的表達了正面支持的立場。後來，任用我的主管告知，他極力向總編輯說明，我對政黨政治的看法是「未來式」，方才得以「過關」。
台灣正式解除戒嚴的時間是1987年7月15日，而我的新聞工作生涯則始於1981年底，離解嚴不到6年。當時的台灣雖然報禁與電視禁都尚未解除，但是民主運動已經波瀾壯闊，前輩們的犧牲與奮鬥更為媒體自由衝撞出不少空間。在報老闆都是國民黨中常委的兩大報工作，只要「謹言慎行」，可不必擔憂人身安全問題，亦無需懼怕因言賈禍、身繫囹圄。
即使如此，威權統治的運作依然強固，不僅主流媒體言必稱已故總統蔣中正為「先總統蔣公」，蔣經國總統為「蔣總統經國先生」，而且，媒體與記者的監控仍無所不在，對於黨國直接控制之外的媒體尤甚。當時的監控方式主要包括勒令停刋、興訟恫嚇之類的政治鎮壓；股權操控、廣告餵養等的經濟收買；國策高懸、領袖崇拜的思想制約，以及情治監視、黑道放話的暴力威嚇等等。
替天行道：無所不在的記者監控
對於一個戒嚴後期的新聞記者而言，媒體監控雖在想像之內，惟其膽大妄為之處仍令人咋舌。願意馴服其中的記者，固然可以渾渾噩噩、安穩過日，但對於任何一個有民主信念的記者來說，此類日常化的監控卻可能是氣憤難平的鬱結或揮之不去的夢魘。透過教育訓練、政策通告、稿件審查等方式進行的思想約制，進入體制的記者多半能夠承受，但各類型的行為監控，乃至工作權益與人身安全的威脅，則可能對新聞工作者形成身心𩆜的摧殘。
以我的經驗而言，住宅與辦公室電話被監聽是完全可以預期之事，所以與消息來源或異議人士聯繫時，我常常使用公用電話以降低被監聽的機率。至今猶清楚記得，某次在家裡與一個消息來源通電話，竟然出現湯匙在杯子中攪拌的聲音，而且非常清晰，我因此氣憤地說：小聲一點！結果聲音立刻變小，猜想是掛線監聽操作不慎的結果。
行為監控的做法除了監聽之外，還有明暗皆有的佈建作業。情治機關明裡直接派人在報社的電訊室「工作」，暗裡則是在新聞或其他部門佈線。因此，我曾接到情治人員的電話，表明他知道某某政治人物在他致電的前一天去過我服務的報社，我也曾看到報社同事在大家下班的時候，坐在我的辦公桌佯裝打電話同時翻查我的抽屜。這位同仁也常常在報紙大樣即將完成之際，跑到美編工作室「瞭解」今天的頭版新聞是什麼？
新聞記者因為新聞報導或撰寫特稿而被警告，甚至開除，在戒嚴後期仍然偶有所聞。我在聯合報工作的時候，適逢勞動基準法進行研擬與制訂，由於我常以勞工權益的角度撰文，一位資深審稿編輯私下提醒我要小心處理，因為在我之前，已有記者因為報導內容不符報社政策而被迫離職。我知道這位編輯是愛護我，沒有其他目的，但報社運用懲處或解職來威脅新聞工作者，是戒嚴時期普遍使用的媒體控制手段。
至於更進一步的人身安全威脅，迄戒嚴後期雖然不如之前的普遍與放肆，但軟性威脅仍以各種方式存在。警總的約談是不少新聞工作者的共同經驗，我並無此遭遇，但其他情治單位的「類交流」倒是不少。此種約在機構外的見面可以解讀為工作上的交誼，但不少新聞記者視之為「不樂之約」。為了避免日後流言，我還將某單位贈送的高額結婚禮金捐給慈善機構以明分際。
比較特殊而較少被人提及的人身安全威脅其實來自於「讀者」。那個時代，黨國透過系統性的集體投書來表達政策觀點或批判特定人士乃例行作為。一般而言，這種如雪片般蜂擁而至的投書並不會對媒體或記者產生太大的威脅感，但我在聯合報工作的時候，也曾因訪問當時的自由派學者而遭到讀者極具攻擊性的語言威嚇。這位讀者在投書中警告，如果我再有類似報導或文章，他將「替天行道」。此種經驗於後來到自立晚報工作時仍然存在，而且更多是以打電話的方式來辱罵或威脅，我全都一笑置之。
尚有一種監控方式被我稱之為「場域監控」。戒嚴後期，記者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行政院、總統府等政府機關採訪，可謂限制重重。記者必須跟機關內的特定人士約好，並且完成登記方能進入該機構向特定人士進行採訪，因此，採訪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記者通常會先登記拜訪對象為保防官(例如曾任中央黨部社會工作會主任的趙守博)，然後才溜到其它單位進行真正目的的採訪。此種狀況在解嚴後仍延續了一段時間，足見解嚴並非一夕翻轉的民主工程。
從擦邊球到界外球：我的抵抗策略
作為戒嚴後期監控下的新聞工作者，儘管可選擇的媒體不多，但我們仍擁有為哪個媒體工作的自主權。同樣的，黨國控制下的媒體工作雖然自主性不高，但亦非完全沒有抵抗空間。相對於戒嚴初期的新聞工作者必須面對更為嚴厲的高壓監控，甚至面臨人身安全的直接威脅，我們這些戒嚴後期的新聞工作者何只幸運而已，也因此，我們必須更懂得抵抗，更願意抵抗。
回顧這段時間的工作歴程，自己大概發展出幾種不同類型的抵抗策略，首先是在聯合報階段最常使用的「擦邊球策略」。我會摸索報社的政治立場是什麼？可以容忍的言論界線在哪裡？當我覺得某個題材的報導或某個分析的角度應該被讀者知道，卻可能遭到棄稿或修改時，我會試著在邊界遊走，畢竟報紙也需要市場，當社會益趨開放之際，報紙的尺度就不可能永遠停留在既定的邊界。我參與報導的勞動基準法立法過程（1984年7月獲立法院三讀通過），以及變革下的立法院衝突新聞，便常常採取擦邊球策略以揭露若干內情與癥結。
但有些事就決定採取「直球策略」，畢竟曲筆只能道出部分事理，記者也必須以衝撞來爭取言論空間。我在聯合報工作時，已是台灣社會風起雲湧的時刻，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直接帶動了1980與1983年立法委員增額選舉的參政熱潮，多位「黨外」立委進入國會，為立法院開啓結構性變革的契機，也讓政黨政治的來臨露出曙光。基於民主政治的期待，我藉機寫了幾篇呼籲開放黨禁的特稿，但沒有一篇被採用。直球策略並未奏效。
直球對決沒有效，就只好打界外球了。由於執政當局實施報禁，為了啓廸民智並進行政治宣傳，當時已經有許多所謂的黨外雜誌，亦即具批判性的異議或反對刊物，以定期或不定期出版方式進行各種社會事件與政治運動的報導與評論。一些在主流媒體工作的新聞工作者會暗地𥚃供稿，我也應邀為幾個雜誌撰文，試圖將採訪所得的新聞真相及其幕後脈絡暴露於陽光之下。不過，「界外球策略」雖然都是化名為之，但情治單位解密的報告顯示，他們所佈建的線民都瞭若指掌，我當然也不例外。
擦邊球策略的委屈與直球策略的挫折，終究要讓自己思考一個根本問題：我還要繼續為這個媒體工作嗎？毫無疑問，聯合報發行量大，影響力也大，無論是新聞報導或分析特稿都可以觸及更多的讀者，當然也包括執政當局。但是，不能暢所欲言，而且畫地自限，終究會讓一個新聞工作者扭曲變形。1986年，也就是解除戒嚴的前一年，我決定接受自立晚報邀請，並特地選在9月1日記者節離開工作三年餘的聯合報，到一個自由開放的園地開展新聞工作。我的聯合報同事為我計算，這個「轉隊策略」，也是最直接的抵抗策略，讓我當年損失20萬收入，但我心情至為愉快，如今看來，也可能改變了我的一生。
拒絕沈默：新聞工作的防禦性哲學
在新聞界工作愈久，對新聞工作者角色的反思亦愈為深切。其實，西方的新聞理論與實作傳統中，對於新聞工作者的定位亦有不同看法，所謂「新聞專業主義」(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並沒有完全一致的見解。簡言之，這些看法可以區分為兩大理想型(Ideal Type)，其一是將新聞工作者視為旁觀者或記錄者，主要任務在於忠實傳達社會所發生的事情，不介入、不參與，並將價值判斷交給閱聽者。另一個傳統是將新聞工作者視為倡議者或運動者，認為新聞工作除了紀錄社會實相，亦負有促發變革、推動進步的責任，因此新聞工作者並非價值中立的旁觀者。
兩種看法與傳統當然不是涇渭分明，各執一端，但的確反映了兩種看待新聞工作的理念。對我而言，進入媒體工作之際是威權統治年代，政治制度亟待民主轉型，媒體亦非運作於自由競爭的環境之中，我自然不會將自己定位為純粹的旁觀者、紀錄者。事實上，在那樣的年代，不說真相，不談民主，就是為威權體制搽脂抹粉，至少具有維護威權體制的作用。
相對的，新聞記者作為民主的倡議者，或者民主改革的支持者，並不是要拋棄或扭曲事實，也不是要成為政治運動的啦啦隊或政治力量的附庸。但很清楚的是：努力說出真相，闡述民主理念，不僅可以維護人民知的權利，同時有助於揭露現行體制的不義，增進社會變革的動能。因此，即使受到政治體制壓抑，仍然要探尋變革的可能；即使受制於工作單位的言論尺度，仍然要去碰撞它的底線；即使違背職場倫理，仍然要為黨外雜誌或願意公開真相的刊物匿名撰稿。
蘇聯及俄羅斯時代的詩人葉甫根尼·葉夫圖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曾言：「當真相被沉默取代，這種沉默就是謊言。」誠然，在威權統治年代，對真相保持沉默實與說謊無異，對體制保持沉默就等於認同不義，因而，新聞工作者沒有旁觀的權利，沒有作為純粹記錄者的倫理盾牌。那個年代，許多新聞工作者皆以知識分子自期，無論外界評價如何，「無冕王」的稱號紥紮實實烙印在這些新聞工作者的腦海。
戒嚴末期嚮往民主的新聞工作者當然不應該被描述成英雄凱歌的模樣，就某個意義而言，抗爭與妥協反而是工作的日常，掙扎與挫折則是生命的尋常樣態。希臘神話中的「阿基里斯選擇(Achilles’ choice)」畢竟是壯美的寓言，身為一個戒嚴末期的新聞工作者，我雖不必面對榮耀戰死或平安壽終的抉擇，卻不能不有角色定位的堅定自覺。不同的時代存在不同方式的監控，進入數位時代的台灣新聞工作者，亦面對著商業與政治力量的數位監控課題，沒有與時俱進的角色自覺，仍將陷入「浮士德式交易」的困境。
新聞工作者的靈魂豈能輕於鴻毛！
(本文整理自作者於中正大學傳播學系主辦之「監控下的記者」研討會演講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