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時光會客室

《燦爛時光會客室》第244集:小人物的《狂飆一夢》街頭民主運動中的基層臉譜

1980~1990年代時,台灣在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中解嚴,但並非擁有的民主權利都隨之而來,直至1991年解除懲治叛亂條例、1992年修改刑法第一百條,台灣才真正跨過民主自由的界線。

課本上學到關於台灣歷史事件:美麗島事件、民進黨組黨、解嚴等,這些皆是多半站在知識分子或掌權者角度去撰寫的。當時街上抗爭的除了學生和民進黨領導者之外,還有許多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市井百姓,他們往往較容易被忽略,在回顧當時一張張老舊相片時,我們也許不知道這些站在候選人身後的是誰、拿著麥克風慷慨激昂演講的人又是誰,事實上這些基層的社會運動者在當時出了很大的力。

康惟壤與曾心儀,兩個現在世代聽來也許陌生的名字,他們在當時投入了反對政府運動,犧牲工作、家庭和生活,為了理想而站上街頭。只是,步入中老年階段後,這些基層運動者的生活光景又是如何?在當初毅然決然為了夢想而狂飆,是否也在其生命中留下困惑?導演廖建華又為何以兩人為題材?他想讓觀眾回到那個政治碰撞與經濟快速起飛的年代,看見怎樣的小人物風景?

《狂飆⼀夢》記錄台灣民主化運動中的「小人物」

當初拍此片的契機為何?又為何將焦點放在這些社運中的小人物身上?

導演廖建華表示,當年三一八學運時開始關注社會議題,雖然沒有涉入很深,自己身邊卻有許多朋友深度參與社會運動後,在心中留下了「運動傷害」或是困惑:從學生時期的理想化,到出社會後認清現實並非如想像中容易。這也讓他開始好奇,在一場場抗爭後,大眾記得的也許是領導人的名字、英雄式的犧牲、為了國家的大愛,但像其他平凡的社運參與者,要如何在事件過後能持續保持對議題的關注?又可能在生活上面臨哪些的問題?

也因此,在拍攝上一部紀錄片《末代叛亂犯》後,廖建華認識了一些二、三十年前參與台灣民主化運動的長輩,他們已走入人生的下半場,在這之間,他們曾面臨什麼樣的選擇與壓力,是廖建華渴望知道的,也希望這部片能與平輩世代展開對話。

早期民主化運動組成多元 後續境遇大不同

在當時,參與社運不僅限於知識分子,有油漆工、水電工、中產階級、自己開業的小老闆,大家來自市井街頭,廖建華將這形容為「一個來來去去的江湖」。

他們最先懷抱的,不一定是對國民黨的怨恨或對台獨的嚮往,可能只是騎車經過,被某場批判國民黨政府的演講吸引,進而了解理念、投身運動,並非是民進黨或黨外運動的追隨者。

這些基層社運參與者中,有些人能將家庭與社運兼顧,子女也支持其投入,能安享人生的下半輩子;也有些人因為在當時覺得參與社運較有成就感,全心全意奉獻街頭,晚年得擔心房租付不出來;也有人因為過度涉入,子女、父母皆不諒解,導致家庭關係破裂,彼此的境遇大不相同。

後來,廖建華挑選了一男一女作為本片主角:康惟壤是本土男性,講著很溜的台語,個性海派;曾心儀是外省女作家,擁有浪漫而理想化的個性,常追尋到不了的烏托邦,兩人都很有魅力。「兩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基層黨工的生活,他們的家庭、子女,他們對於投入運動裡面的選擇有著共同的議題,但常常也會做不同的選擇。」廖建華說。

個性鮮明、十分有批判力道的曾心儀,在對抗國民黨政府時是戰士,但對於同伴之間,決絕的個性有時也是硬傷,認為不對的事情就該抗議,像有時政治的運作並非如此絕對,這也是為何後來曾心儀選擇離開民進黨,她認為有權力就勢必得妥協,而她只想與弱勢者為伍,在影片中也能見到,與子女自小被迫分離的曾心儀,在母親死後孤身一人生活。

對比曾心儀的孤單,出身百貨業務的康惟壤能言善道,從前多在社運場合擔任麥克風手,交際寬廣,也不會對於不同的意見直觀批評。康惟壤現與一群中年男性合租房子,相比之下生活熱鬧不少、有些紛亂,時常為了錢而奔波,卻仍不吝於對朋友伸出援手。

曾心儀的高度自律與康惟壤的大喇喇,是對理想世界做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選擇,有各自的浪漫。廖建華從曾心儀、康惟壤個人開始,拍攝至其朋友圈,就是想讓觀眾看見當年社會運動者的生命輪廓。

參與偏左獨組織 康惟壤的覺醒與參選

曾參與群眾雜誌的康惟壤是如何踏上偏向「左獨」的這條政治路?

廖建華指出,當年許多黨工是在謝長廷與洪奇昌的服務處工作,從新潮流開始入門,許多社會手段皆是為了社會運動。「莫讓黨工成為民主運動的祭品」、關懷弱勢的概念是這群人開始接觸社會運動的初衷。康惟壤在加入群眾運動之前,也受此觀念影響而有基本意識,而後被群眾雜誌邀請參加,發展從市井小民為主的左派路線,康惟壤也更關注階級的分配正義。

群眾雜誌解散後,康惟壤也試圖投身選舉,創建自己的組織,在三重、蘆洲一帶請大學生教導社區小朋友課業,或是替人申訴,試圖走出自己的政治路。廖建華也表示,現今台灣社會似乎很少看到這樣的人覺醒的過程:從非知識份子的市井素人出身,到參與政治過程中擁有自己堅定的信念,並在無大黨資源下將理念付諸行動、投身選舉,雖然最後失敗了,不過有部分原因也是因為台灣並沒有給這樣的人太多機會。

詹益樺自焚難釋懷 曾心儀對生命與革命的困惑

而另位主角曾心儀身上有著不一樣的故事。1989年鄭南榕出殯時,同伴詹益樺在現場自焚的舉動使曾心儀久久不能釋懷,也因此對「生命」與「革命」之間的衝突感與荒謬感到困惑。

廖建華也說,在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中,我們有時必須犧牲某部分的個人,來成就所謂的國家大業,這樣的情緒要如何達到平衡?是他覺得好奇、渴望從曾心儀身上理解的。

拍片目的並非要創造「平凡英雄」 只望主角故事成借鏡

「拍這部片很大的出發點,不是要把這些被遺忘的人變成英雄。」廖建華說,他只是想探討平凡人如我們,在投身政治或社運的過程中,有可能會面臨何種問題、處境、精神狀態?同時,他也覺得若是1980、1990的社會能更寬容的接納擁有不同特質和想法的人,這些基層運動者的生活也許能更好,這樣的「包容」,時至今日仍是我們需要學習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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