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外的公民課

一場演唱會的啟示

文/杜可瑜(大直高中歷史科教師)

一場演唱會是如何誕生的?我想,所有人都不會否認「資金」應是重要基礎之一,而門票收入不可能是資金的唯一來源;畢竟取得門票收入之前,演唱會的諸多相關工作,包括人員排練、器材租用、場地布置、周邊商品製作……等等,早就必須如火如荼地展開了。

那麼,資金由何處來?

如果是唱片公司的簽約藝人,成本的來源多半可以仰仗公司的規劃,尋求企業與廠商的贊助。但,倘若是獨立歌手呢?是不是因為沒有公司作為資金的後盾,只能採取低成本製作、選擇Live House的場地,而沒機會登上超過萬人的表演場所?

是不是當資本主義興起、工業革命發生、跨國企業形成……這一連串的歷史發展進程就預示了個人終將臣服於資金提供者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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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書寫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一書裡提到: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過去45年以來,全世界的自殺率提高了60%。這數字還不包括自殺未遂者,自殺未遂者的人數更高達成功自殺者的20倍。……世界衛生組織更指出,這些數字仍被低估;部分原因可能是,在某些國家,自殺始終是宗教與社會文化上的禁忌,或者缺乏縝密的公民登記制與健康資訊系統。……更嚴重的是,年輕人口的自殺率更是顯著提高。」[1]

顯然,「自殺」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必須正視的現象,甚至成為一個探討當前世界處境非常重要的途徑。

作者法蘭克‧貝拉迪認為,資本主義的高度競爭發展到現在已經掌控了人們的生活。人們被鼓勵將自己的語言能力視為經濟競爭因素,因此必須加以經營與投資;創造力、表達力、熱情、使命感……換句話說,就是「人類的靈魂」,開始被視為生產因素,到最後,也會根據生產力的標準來加以評估。剝削、競爭、不穩定與資遣,如今不再被看作是社會關係衝突的結果,而是被認為是當事人的心理素質不佳。

在過去,工廠工人因為生產活動與心靈生活無關(「異化」)而煩惱,這反倒讓他們不去在意白天的工作,而將心理能量投入在社會連帶關係(如同事之間)的經營;然而,當約聘人員不斷增加、工作條件不穩定、員工被要求將靈魂與工作合而為一的現象逐漸變成常態,要形成能提供支持力量的社會連帶關係便愈發困難,於是每個人都覺得孤單,也被迫要彼此競爭。

法國電信公司(France Telecom)、義大利鋼鐵、孟山都、富士康……法蘭克‧貝拉迪舉出數個事例,說明在21世紀的大型企業如何透過各種方式來破壞員工的自主性與任何社會連帶意識,包括不合理的工作要求、菁英階層管理、個人評估與裁員等等手段;這樣長期精心算計的管理模式已經打造了一個個孤立無援的靈魂,社會連帶感幾近消散,過去會採取的集體罷工行動,如今逐漸沉寂。

就如同富士康在2010年發生一連串的工人自殺事件裡,在第十二個從窗戶跳樓的人身亡之後,一名員工在部落格上寫著:「也許對富士康員工的我們來說……死亡的意義在於我們曾經活過,但在我們活著的時候生命中只有絕望。」

在面對「資本家的進化」時,社會裡大多數的受雇者是不是只能任人宰割,一如失去唱片公司為後盾的獨立歌手恐怕再也無法站上大型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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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一位香港的獨立歌手創造了奇蹟。

她叫作何韻詩。

香港體育館(又稱紅磡體育館/紅館)是可以容納12500人的表演場所,向來被視為演唱會殿堂,而歌手在紅館的票房優劣成為值得繼續投資與否的指標。能在紅館舉辦演唱會,光是申請就不容易,演藝事業的成績必須亮眼,還有實力雄厚的資本。

何韻詩早在2006、2009、2013在紅館辦過演唱會,畢竟她在香港流行音樂方面的表現,無論是銷量、獎項或評價都有很好的成績,而香港娛樂媒體將她的名字置於天后級藝人之列。

照理來說,何韻詩再度進入紅館表演不是難事,但,2014年之後出現變數了……

2014年3月,何韻詩在IG、FB多次表達支持臺灣反服貿的社會運動。9月,香港爆發雨傘運動,何韻詩公開表示支持香港人支持真普選,而且數度前往現場;最後,對占領運動進行清場時,她成為首位因公民抗命而被警方帶走的香港藝人。

在當時,何韻詩的收入有80%來自中國。政治力量的介入,讓她全面退出中國市場。2015年初,原本的唱片公司亦不續約,何韻詩正式成為獨立歌手。在現今東亞政治與商業已經相錄結合為既得利益團體的情況下,她再度踏上紅館舞台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確實,在2016年,何韻詩原本將擔任一場由香港蘭蔻舉辦的小型演唱會嘉賓,便在中國媒體與網民的群起抗議下,該場演唱會臨時以安全為由取消。

倘若,暫且放下其中政治對商業的影響,只思考關於資金來源一事:在紅館、臺北小巨蛋這類場地舉行的演唱會,有沒有可能擺脫由大型企業壟斷贊助的既定模式?

2016年,何韻詩申請到10月在紅館開辦演唱會的機會,但籌備期間的資金由何處來?結果,在7月13日,她在網路宣布接受公司或個人認購以15,000港幣(約新臺弊60,000元)為一單位的小額贊助,結果一天之內便有150個單位認購。

原本預計舉辦兩場演唱會,約80%的票券公開販售;由於迅速搶購一空,何韻詩隨即宣布加開兩場,票券同樣完售。

這種尋求「集體獨家贊助」的方式,若純粹以商業角度來考量,小本經營的店家能夠在大眾市場曝光,這是香港過去非常罕見的機會;另外,就音樂工作者堅持的創作自由來說,似乎也開創了一種不受大型企業贊助而制約的可能。

更有意思的是,在過程裡,看到了過去很少出現在贊助名單中的商業類別,如情趣用品店、殯儀花店。當同事有些遲疑是否要受理時,何韻詩表示,性需求、死亡這些都是人會經歷的,這些店家同樣是在社會裡為人們提供服務,當然心懷感謝地接受贊助;透過這樣的方式,以更開放的視野去看待每個人如何共存於這世界,而能破除許多既定的刻板印象。

演唱會之前,何韻詩曾經公開提醒,希望入場觀眾不要攜帶螢光棒,為環境保護盡一分心,現場果真只有千千萬萬的手機光點在黑暗中亮起;而演出內容,除了本人的演唱之外,更集結了各種不同領域的藝術表演者,共同創造一個充滿詩意、寓言與想像的舞台。整場演唱會,從開始籌備到結束,它昭示著:社會裡的每一個人都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在自由的個體之間創造彼此的連結。

類似的情形,其實在2014年雨傘運動的時候已經出現於香港。

因為佔領運動可能影響到附近店家的生意,尤其是傳統小本經營的店家,於是幾位運動參與者便發起「撐小店」的行動,將小店的便當批發到佔領現場販售,同時鼓勵運動參與者儘可能光顧這些小本經營的店家。由這種實際的互相協助傳達對於社區、對於在地居民的關心,也避免了當權者破壞社會連帶關係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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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資本主義的運作已經膨脹到令人驚駭的地步,彷彿成為飛散於空氣間無味無色的毒,一點一點滲進個人心靈、家庭關係到社會連結。在物質享受提升的表象之下,空洞的、沉重的、絕望的……種種情緒或感受盤旋在許多人的內心深處,而我們似乎無力抵抗。中國導演賈樟柯的電影作品裡,便經常以這種個人與土地、社群之間的關係遭到破壞的故事作為主題,每個人都在尋找出路,而所有人與人的交會都只是偶然相逢在黑夜的海上,那光亮迸起即散,每個人最終都是脆弱、不安、匆忙和孤獨的,而時代如此倉促,破壞之後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不過,一場雨傘運動的「撐小店」插曲、一次演唱會從募資到演出的創舉,似乎預示了與這個時代對抗的可能,那就是重新以生活共存的理念,建立起斷裂的社會連帶感。

在演唱會的最後,何韻詩說:「我們社區中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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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自/香港歌手何韻詩臉書

[1] 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著,林麗雪譯,《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Hero:Mass Murder and Suicide)》(台北:時報文化,2016),頁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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