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ChatGPT Image生成）
文／陳文珊
當前的以巴衝突不單是現代民族主義或地緣政治的鬥爭，更是數世紀前亞伯拉罕宗教體系「宗教化」進程的暴力重啟——即建構本質化、階層化且相互排斥的宗教/種族認同，主要表現在「被揀選者」vs「被棄者」、 「以撒後裔」vs「以實瑪利後裔」、「正統信仰」對「迷信/異端」的二分化。近來，不論是在基督宗教，抑或伊斯蘭教中，不少學者不再停留在跨宗教對談處境下如何理解宗教真理的問題，轉而開始對「他者」和「邊界」究竟是如何在各自的宗教體系中劃定、形塑，在不同宣教情境中的再處境化，作出深刻的反省。或許，以巴爭端的真正解方不在建國，而在對土地及國族的「去宗教化」。
世界和平與宗教對談
「沒有宗教和平就沒有世界和平，而沒有宗教對談就沒有宗教和平」，這是天主教神學家孔漢思的名言。他主張，宗教不關乎私領域，更是塑造文化、政治與衝突的重要推力。因此，宗教對話，絕非宗教研究者想像出來的學術象牙塔，而是道德與政治上的必要。他進一步提出宗教對談的三個要件，分別是對宗教傳統的批判-歷史研究，對其他宗教真理抱持開放的態度，以及對自身信仰的堅守，宗教對談不是宗教折衷主義。據此，他大膽提出了「世界倫理構想」，認為在世界主流宗教信仰中有共享的倫理價值，後來並成為1993由各宗教代表聯署發表的「世界宗教議會全球倫理宣言」。
孔漢思的倡議有其時代的處境。一方面，他當時所提出的排他主義、包容主義乃至於多元主義的真理觀，幫助助宗教對談避免淪為各說各話的獨白，並使得參與者得以走出絕對主義的框架，至今仍是比較宗教學及跨宗教對談者的重要參考指標。另一方面，要處理像以巴衝突這樣的世仇，「世界倫理」顯然還太過理想而空泛，無能去處理歷史的創痛和隔閡，宗教對談便無法帶來和平。
基督宗教眼中「想像的他者」
莫耶爾特(Marianne Moyaert)在2025年出版的一書「基督教對宗教他者的想像」(Christian Imaginations of the Religious Other: A History of Religionization)揭示了早期基督教護教學者如梅利托、特土良、奧古斯丁、大馬士革的約翰等人，如何劃定信仰身分的「疆界」，利用種族、性別，乃至身心障礙等既有範疇作為隱喻，將異教徒、猶太人以及穆斯林轉化為神學論述上的「他者」，令其既被塑造成見證基督教真理的憑證，同時又被標記為受詛咒、盲目、屬肉體的存在，並藉由法律規範貶低他們為「次等公民」，令其宣教及興建宗教建物受管制。
到了現代，這一整套意識型態操作並沒有消失，而是被世俗化或科學化，成為種族主義的溫床，在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猶太人大屠殺之後，如今再度投射到以巴衝突上——將巴勒斯坦人塑造成「猶太-基督教文明」的新「威脅」。 2023年10月7日後西方基督徒，特別是福音派的，普遍認同以色列為「聖經子民」，視巴勒斯坦人本質化為「伊斯蘭狂熱者」，忽略其實他們中有不少基督徒，並將其在戰爭中的死亡與流離失所合理化為「義戰」，無形中巴勒斯坦人為確認「上帝揀選之民」的必要「象徵對立物」。
穆斯林的「處境化神學」
相應地，另一方面，伊斯蘭教也出現了處境化神學的潮流，學者如拉赫曼(Fazlur Rahman)、賽義德(Abdullah Saeed)與穆薩(Ebrahim Moosa)亦相應地指出，中世紀伊斯蘭帝國曾建立其獨特的「宗教化」等級制度，至今仍未消亡。當代伊斯蘭主義論述的某些脈絡，正以反向重現相同二元對立：以色列被塑為永恆的「猶太篡位者」，巴勒斯坦人則成為純粹的「伊斯蘭民族」，其苦難被詮釋為神聖恩典的明證。其背後的「他者形塑」與「邊界建構」的邏輯與基督宗教並無二致。
因此，拉赫曼主張，對可蘭經的詮釋因是雙向的，既是向後解釋傳統是如何在其時空環境下形成，也需要有向前的視角以符合當代處境的方式去再詮釋。批判可蘭經詮釋有把其他信仰「宗教他者化」的傾向，賽義德提出用處境詮釋學來避免二元對立的思維，並將跨宗教對話提升為「自我聖戰」（jihad al-nafs，即追求同理心的內在掙扎）。穆薩的「懷疑詮釋學」更力言，伊斯蘭知識傳統（turāth）並非神聖不可侵犯的，信徒應質疑所謂「純粹的伊斯蘭」是如何受到帝國意識型態所形構，又是怎樣基於權力和社會控制等考量，把宗教種族化，進而形成「伊斯蘭–正統vs猶太基督教–異端」二元論，建構出僵化的宗教邊界的。
而二戰期間，阿爾巴尼亞、北非及歐洲穆斯林救援猶太人的故事，在伊斯蘭傳統內部構成了鮮活的反向記憶，並體現了《可蘭經》的核心價值觀——「誰若拯救一命，猶如拯救全人類」。儘管在一些伊斯蘭為國教的處境中，許多穆斯林受到如以巴衝突的影響，否認猶太大屠殺的存在，絕大多數的主流伊斯蘭學者譴責猶太大屠殺是深刻的人道悲劇，強調同理心、正義與保護無辜者的重要性，進而推動跨宗教教育，敦促穆斯林要「銘記他人的苦難」，以防止未來發生種族滅絕事件。
結論
巴勒斯坦/加薩當前的處境，對三大亞伯拉罕宗教社群而言，皆是一項道德與信仰的時代考驗。真正的信仰者理應拒絕任何用經典作為排他的手段，批判性地省思過去的歷史創傷如何導致了對「宗教他者」和「信仰疆界」的想像，與受難者站在一起，不論其宗教/種族/性別/的差異。
在加薩戰爭後，在聖誕節前夕，出現了「巴勒斯坦基督」意象（廢墟中的馬槽、檢查站上的受難者、逃離定居者的聖家庭）的藝術行動，是對猶太大屠殺後、基督教神學的反思，在二千多年後的今日基督徒是否仍舊認信的，是拯救全人類的上帝，是那一位在歷史中站在受壓迫者與受難者一方的主耶穌？如果基督徒在二戰後體悟，應該停止把猶太人的苦難當作工具，作為支持基督信仰正當性的憑據，同理，我們亦不可以對加薩的困境視而不見。置身於戰火廢墟的巴勒斯坦孩童，正是當代上帝的顯現所在，將這孩子視為鄰人、視為骨肉、視為神聖形象的承載者，是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徒逃離致命「宗教化」、「以暴治暴」漩渦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