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鄭綺元
「判決就是這麼輕！我們就應該這樣被害嗎？」
新北校園案已過去兩年，隨著二審宣判將加害者刑期分別改判為12年與11年，被害者父母在法庭外悲憤嘶吼。該案是《少事法》修法後第一個家屬可以陪同參與訴訟的案件，然而被害者在司法過程中遭遇的二次傷害，再次凸顯了社會安全網的漏洞。
當家屬一再受傷時，誰能成為他們的後盾？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訪問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總會副執行長蕭逸民，透過他陪伴楊家父母走過這兩年的歷程，以及犯保協會如何在經濟補助（犯罪被害補償金）、心理諮詢與法律協助中，修補社會安全網的漏洞，協助被害人尋找前行的力量。
悲劇來了怎麼辦？誰來接住犯罪被害人？
近年，台灣社會發生多起震驚社會的重大刑案，從三峽汽車衝撞事件，到近期震驚全台的北捷隨機殺人案，這些悲劇在一瞬間重創了許多家庭。輿論討論關注正義能否伸張、刑罰是否嚴峻，但對於受害者家屬而言，他們面臨到的是生活的崩塌，以及在漫長的司法過程中不斷遭遇的二次傷害。
依《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所設立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在案件發生後，經由檢警通報，主動聯繫並提供被害人家屬協助。蕭逸民指出，當協會主動聯繫家屬，表示能提供補償金或法律協助時，家屬的第一反應往往是：「你們是不是詐騙集團？」回想起兩年前初次接觸新北國中案的被害者楊家父母時，當時輿論沸騰，網路上聲音兩極，位處事件中心、剛剛歷經巨變、世界崩塌的的楊家父母，也曾一度將協會拒於門外，經過半年多的努力，才得以與他們進行晤談。
悲劇發生後，家屬遭受的第一道打擊，往往是經濟與生活的崩塌與亂流。蕭逸民指出，若是因犯罪導致死亡，被害人家屬可獲得180萬元的遺屬補償金；若是重傷，補償金額則在80萬至160萬元之間，性侵害案件則是10萬到40萬。即便被害人已獲得企業的慰問金，或者加害人身無分文甚至已死亡，被害人都會拿到這筆補償金。
而隨著時代變遷，犯保協會對於「被害人」的定義也更加廣義。犯罪被害人不僅止於狹義上的、直接受傷或死亡的當事人，也涵蓋到家屬、目睹者，甚至是因案件而感到恐慌的潛在被害人。以近期發生在台北的隨機殺人案為例，當時周圍的路人都是目睹者，心理的衝擊相當大。在新北校園案中，全班同學都目睹了悲劇的發生，部分學生須到法庭作證。協會優先提供家屬以及目睹者心理諮商，協助他們面對恐懼，也避免在作證過程中受到二度傷害。
在《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修法之前，犯保協會過往的執行長與副執行長多由檢察官兼任，在修法後，改採公開招聘具專業背景的專職人士擔任。預算增長至近4億元、編制人力擴增至184人。雖然新法擴大了收案範圍，案件總量增加，但人力的補足有效降低了協會個案的平均負擔，讓工作人員能有更多心力提供服務。
蕭逸民強調，犯保協會的功能並非是「預防犯罪」，因為當協會介入時，不幸是已發生的事實。協會的核心使命，在於預防被害人進入司法系統後遭受二度傷害，並協助他們重建生活。
《少事法》的失衡與法庭上的二度傷害
2023年《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後，雖然開啟了犯罪被害人參與法庭程序的機會，但實際運作仍充滿挑戰，而新北校園案則成為首例賦予犯罪被害人參與程序權利的案件。
蕭逸民坦言，《少事法》長期以「飛（非）行少年」為中心，整個司法系統仍在適應被害人的參與。法官為了維持審判的公正性，無法在法庭上對被害人展現過多的個人情感，加上判決書中大篇幅描述了被告少年的成長背景與困境，卻對被害家庭支離破碎的情況隻字未提。這種公事公辦的態度，讓楊姓父母感到被冷落，造成心理上的二度傷害。
蕭逸民提到，一開始楊姓父母對心裡諮商是強烈反彈，認為「我們沒病，為什麼是我們要去看醫生？」蕭逸民解釋，法院是講求證據的地方，若要法官在判決書中看見、呈現被害人的傷痛，就需要醫療證明與諮商評估。透過醫師與諮商師數月的追蹤紀錄，呈現案件對家屬造成的心理影響與生活衝擊，才能「證明」那些無形的傷害。
除了在法庭上的爭取，協會與校方、新北市政府協調推動「紀念性措施」，參考國外處理校園槍擊案的經驗，以及「玫瑰少年」葉永誌的案例，透過製作紀錄片、納入教材來紀念逝者，一方面撫平家屬的傷痛，一方面透過教育預防類似悲劇再次重演。
沒有「完美的被害人」打破加害與受害的二元分類
「我們為什麼不能以牙還牙，自己去報復加害人？」
這是許多人在探討犯罪被害人保護的議題時會有的疑惑。蕭逸民解釋，由於現代國家壟斷「刑罰權」，禁止人民私刑報復。國家既然透過公權力來懲處犯罪以保護社會，自然也有責任保障、修復因犯罪而受傷的每一個個體。這正是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存在的緣由。
回望他在人本教育基金會與民間司改會的歷程，蕭逸民深刻體會到「被害人」與「加害人」的界線，其實並非如大眾想像的涇渭分明。許多受創的孩子因未被接住，長大後成為加害人；近年常見的詐騙園區案，有些人最初抱著投機心態，後來卻陷入人間地獄，瞬間從加害人變成被害人。有的時候，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是模糊、重疊的。
因此，協會強調要打破「理想被害人」的迷思，保護工作的核心在於「受害的事實」而非道德審判。若是無法理解受害與加害往往是一體兩面、相互循環的過程，就無法真正落實對人權的保護。
支持廢死，就是站在被害人的對立面？
在節目的尾聲，主持人管中祥拋出一個大哉問：社會大眾常存有一種二元對立的迷思，認為主張廢除死刑或致力於平反冤獄的人權團體，必然站在犯罪被害人的對立面。
蕭逸民回應，從人權工作的本質來討論，保障人權，意即保障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免受侵害。除了直接遭受暴力的當事人與家屬，因司法誤判而導致的冤獄受害者，也是犯罪事件下的被害人。主張廢除死刑，並不是無視加害人的罪責，而是基於制度的不可逆性，一旦國家機器誤殺，結局是永遠無法挽回的悲劇。因此，支持冤獄平反、主張廢除死刑，以及保護犯罪被害人權益，核心精神是一樣的：關心被害人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