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机瑋琪
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本名李延賀）遭中國關押將滿三年。時間走到此刻，台灣社會與文化圈、出版圈都關心同一個問題：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今年3月9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人大會議的工作報告中，特別點名此案，表示對「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李延賀依法定罪判刑」。隨後，中國國台辦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及富察何時可獲釋返台，發言人陳斌華僅以「將依法處理相關事務」回應，沒有時間表，也沒有更多說明。
本集節目邀請曾任八旗文化副總編輯、現為「聲援富察連署工作小組」成員的王家軒，從一個前同事與朋友的角度，重新談起這個人，也重新面對這個至今沒有清楚答案的事件。
富察返中失聯 涉分裂國家判刑三年
富察出生於中國遼寧，2005年與台灣妻子結婚後定居台灣，長期在台生活並取得居留資格。2009年創立八旗文化，長期投入歷史與思想類書籍出版。2023年3月，他回到中國探親，並處理戶籍註銷事宜，卻在上海失聯。同年4月，證實遭中國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拘留。
直至兩年後，2025年3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富察以「煽動分裂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並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5萬元。
在分歧中對話 讓觀點被看見
在王家軒眼中，富察是一位對出版充滿熱情的人，出版不單是工作，更是興趣、理念甚至生命的一部分。他所經手的作品，多半帶有明確觀點，無論是歷史論述、政治思想，甚至帶有爭議的觀點，只要他認為值得被討論，就會想辦法讓它進入公共視野。
這樣的投入，也體現在工作方式上。富察採取高度授權的「旗主制」，讓各線主編自行決定選書方向與操作策略，彼此之間被視為平等的合作夥伴。即便立場不同，仍鼓勵討論與辯論。
王家軒說，自己與富察在美國政治、左右派價值上存在分歧，雙方曾有激烈交鋒。「那是一種很珍貴的經驗。」在明知立場不同的情況下仍能公開辯論，如今回想反而難得。
從新清史重新解讀中國歷史
八旗文化長期致力於歷史書籍的出版，選題橫跨不同史觀與價值立場，呈現歷史議題的多元辯證。「新清史」即是其中的重要主張，透過滿文等多語史料，重新理解清朝的統治結構，強調其多民族帝國的性質，而非單純作為「中國王朝」的延續。「中國繼承清朝」的單一敘事被鬆動，也連帶影響對周邊地區歷史關係的理解。
這樣的觀點，也影響富察看待歷史與文化的方式。他有時會從「滿人角度」出發，對相關議題提出不同詮釋，甚至延伸到流行文化的評論，例如認為甄嬛傳中，帶有過多以漢人為中心的想像。
多元史觀還是敏感議題？
中國官方曾將新清史批評為「歷史虛無主義」，質疑其可能削弱既有的國族敘事，甚至引發對疆域與主權的重新想像，顯示其對此類論述的警惕。當歷史不再支持單一的國族敘事時，問題就不只是學術，而可能被視為政治。
但回到學術本身，新清史原只是歷史研究的一種途徑。將其高度政治化，也讓外界質疑，中國對相關論述的防備是否過於敏感。
王家軒表示，「新清史」雖是八旗文化長期關注的議題之一，但出版社並非只有單一觀點，更希望讓不同論述進入公共討論。至於這些出版內容，是否引發中國關注，成為富察遭關押的關鍵，仍無從證實。
紅線到底在哪？
三年來，富察的友人、出版界與文化圈持續關注案件發展，卻始終繞回同一個問題：富察到底說了哪一句話？出了哪一本書？踩到了哪一條紅線？
富察在公開發言上向來謹慎，對中國的評論多停留在歷史與文化層次，既沒有點名政治人物，也沒有進行組織動員，更沒有觸及台獨、藏獨、疆獨等高度敏感議題。換句話說，如果按照一般被認知的「紅線」標準，他幾乎沒有越界。但問題也正出在這裡：那條線，真的存在嗎？
沒有紅線的紅線 一種無法預測的風險
外界常以「紅線」理解中國的言論限制，但在王家軒看來，中國其實沒有一條明確的紅線，更像一種高度浮動的標準。
在民主社會，法律意味著一套相對穩定、可預期的規範；但在威權體制中，標準可能隨時移動，甚至取決於當下的政治需求。今天可以被允許，明天未必安全；過去沒事的言論，未來也可能被重新定義。
這種高度的不確定性，使得「自我審查」不再有明確邊界，也讓個人幾乎無從判斷如何避免風險。
在台灣扎根的異鄉人
值得注意的是，富察對台灣社會的投入與理解，甚至被形容「比部分台灣人更深」。他常走訪陽明山、基隆外木山，也參與大甲媽祖遶境，對土地與文化充滿好奇與行動力。
儘管他曾考慮申請台灣國籍，卻未與中國完全切割，家人仍在當地生活。橫跨兩岸的身分處境，使他的角色顯得格外複雜，既貼近台灣，也無法抽離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被以「煽動分裂國家」定罪，更讓外界難以理解其合理性。
聲援富察連署
聲援富察連署工作小組，持續推動公民連署與對外發聲。但，面對中國威權體制與龐大經濟量體，外界能施加的壓力相當有限，國際社會也不太可能為此採取制裁手段。相較之下，如NHK等媒體持續關注此案，反而讓事件在國際上維持一定能見度。
現實考量下，有人選擇悲觀看待，認為個人只能自保；也有人重新評估赴中國從事商業或旅遊的風險，降低前往中國的意願，甚至連赴香港轉機也變得猶豫。某種程度上，反而是中國自己收緊了兩岸的交流。
不過，即便影響有限，王家軒仍認為，公民社會的抗議能讓對方清楚知道：台灣社會並不認同這樣的作為，也不會在壓力下完全沉默。從另一個角度看，富察事件並未讓出版圈噤聲，反而持續有不同觀點被提出與討論。
對富察的牽掛與期盼
面對案件進展有限與資訊不透明，王家軒說：「我其實很想罵他，害我們緊張得要死，很多人為他傷透腦筋。」語氣中既有無奈，也流露深切關心。
隨著刑期屆至，外界期待中國方面釋出更明確訊息。然而，在高度不確定的現實下，富察案不僅是一宗個案，也持續牽動台灣社會對言論自由、出版環境與兩岸交流風險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