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
日前（7月18日）花蓮縣2026太平洋南島聯合豐年節期間，一名身穿阿美族傳統服飾、手持標語表達政治意見的男子，在和平抗議結束、準備離開時，遭警方攔下盤查並帶往前進指揮所。警方於事後表示，係因接獲民眾反映男子攜帶刀械且快速往人群移動，為保障公共安全而進行盤查。但當事人則表示，自己是在抗議結束準備離開時遭攔查，且遭攔查後已雙手舉高，表示不會造成任何危險。
針對此事件，我們認為，本案涉及人民言論自由、警察職權行使及原住民族文化權等重要問題，不能僅以「攜帶刀械」四字，即合理化警方的執法措施。對此，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共同發表2點聲明如下：
一、勿將原住民族文化與身分象徵去脈絡化，佩刀不應成為模糊「選擇性執法」的焦點
二、執法理由與過程疑點重重，警政署應調查是否存在針對政治性言論的「選擇性執法」
一、勿將原住民族文化和身分象徵去脈絡化，佩刀不應成為模糊「選擇性執法」的焦點
原住民族文化權受憲法及法律保障，國家機關在執法時，更應理解並尊重原住民族的文化脈絡。對阿美族而言，在年祭等重要文化活動中，族人身著傳統服飾並佩帶傳統刀具，並非罕見現象。對部分部落而言，完整的傳統服飾與佩刀並非單純的服裝或配件，而是辨識其文化身分與部落位置的重要象徵，代表其作為受到部落尊重的青壯年階層，具有參與及表達部落公共事務意見的身分與分量。遭盤查的當事人除表示佩刀是其傳統服飾部分之一，亦向我們分享佩刀是當事人在成年禮獲得榮譽，並由頭目親自賜與的，對他來說象徵著無上的光榮。因此，在年祭等重要文化場合穿著完整傳統服飾、佩帶佩刀並公開表達「我不喜歡聯合豐年『節』，因為我不喜歡做花蓮王的政治宣傳品」等政治意見，正是以其文化身分參與公共事務的一部分。傳統佩刀不應在脫離文化脈絡後，被簡化為一般治安情境下的「危險器械」。
更何況，本案男子舉牌和平抗議結束後，已準備離開現場，警方卻是在其離開時才將其攔下盤查。男子質問警方盤查依據，並主動雙手舉高，甚至表示警方可將佩刀取走。從這些事實來看，本案真正值得追問的，並不是男子身上「有沒有刀」，而是為什麼警方是在男子和平抗議結束、準備離開時，特別選擇攔下他？為何是在當事人數度詢問後，警察才遲遲地說是因為有佩刀？是否真的是因接獲民眾反映而盤查？為何在後續的採訪中，花蓮縣警察局局長要公開聲稱該男子「隨即攜帶刀械衝向人群」等與客觀事實顯有出入的說法？
傳統佩刀在原住民族文化活動中本屬常見，警方卻在本案特別以佩刀作為攔查及後續處置的理由，就更應說明其執法標準為何，以及過去對於同樣身著傳統服飾、佩帶傳統刀具的族人是否採取合法、合理的措施。
我們認為，在本案將「佩刀」單獨抽離出來討論，容易使社會忽略本案真正的核心。佩刀問題不應成為轉移焦點的工具，更不應掩蓋警方為何在和平抗議結束後，選擇性地藉由警察權力壓制特定抗議者、特定政治言論的表達。
二、執法理由與過程疑點重重，警政署應調查是否存在針對政治性言論的「選擇性執法」
我們並非主張，原住民族佩帶傳統刀具即當然得不接受警方查證。但警察在執法時，應將原住民族文化脈絡納入判斷，理解傳統服飾與佩刀對族人而言所具有的身分、文化及公共參與意義，而不能僅因其外觀上具有刀具，即將其與一般治安情境中的危險器械等同視之。尊重原住民族文化權，並非要求警察放棄依法執行職務，而是要求警察在執法過程中具備文化敏感度，並依個案具體情況判斷執法的必要性與手段。
本案真正值得檢視的是，警方是否有具體且合理的執法理由？以及為何選擇在男子和平抗議結束、準備離開時介入？警察攔查男子時，並未立即表示盤查原因，而是先有合法性存疑的盤查，並數度經男子質疑後，才表示盤查原因是因為「佩刀」。此一執法流程，各界已有「先射箭、再畫靶」的批評。究竟，執法決定是否與男子的抗議行為有關？若男子是舉牌支持縣府活動，是否就不會遭盤查？若警方所稱的危險性主要來自佩刀本身，則應說明為何在男子已表示願意交由警方取走佩刀後，仍有進一步採取警察權力的必要；若真正促成警方介入的另有原因，則更應向社會完整說明。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對於原住民族傳統佩刀的處理，並非只能在「禁止佩帶」與「完全不管」之間二選一。2016年8月1日，時任總統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正式道歉，當日總統府作為國家最高層級的維安場所，事前亦曾要求參與族人不要佩帶傳統刀具；相關安排當時即引發馬躍．比吼等原住民族人士對於國家是否真正尊重原住民族文化的批評。最終，在國家元首及高度維安的場合，仍應是在兼顧公共安全與尊重原住民族文化的前提下，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而非將傳統佩刀逕行視為必須以強制警察權排除的危險因素。這也說明，即使在國家最高層級的維安場合，安全維護與文化尊重仍可以並行；更何況本案是在原住民族重要文化活動中，對一名和平抗議、準備離開現場的族人採取警察權介入，更應說明其具體必要性與執法依據。
我們呼籲內政部警政署應介入調查，而非僅由地方警察機關自行說明。尤其是第一線人員執法的疑議，往往來自於有問題的決策與指令。更何況事件發生後，尚有報導指出花蓮縣警察局疑似有「成立群組指示員警於網路帶風向」的爭議。對此，我們呼籲警政署應完整調閱現場影像、勤務指揮紀錄及相關執法資料，釐清本案攔查及後續處置的法律依據與決策過程，並調查是否存在因人民政治表達而受到差別對待的情形，最後將調查結果向社會公開。
最後，我們也要提醒社會大眾，本案的爭議絕非「以後上街抗議都可以帶刀」，更不是主張任何人均得以抗議為由，任意攜帶具危險性的刀械。人民的言論自由與和平抗議權，仍應在法律規範下行使；警察對於具體公共安全風險，依法採取必要措施，亦有其正當性。然而，警方目前以「攜帶刀械」、「快速往人群移動」等說法強調執法合法性的回應，容易引導社會討論忽略事件的具體脈絡，混淆文化和身分象徵與危害公眾的意義，導向「抗議行為都可以帶刀」的過度推論，反而掩蓋本案真正的問題。
本案真正需要討論的是，對於具有原住民族文化脈絡的傳統佩刀，國家機關能否在尊重原住民族文化權的同時，採取符合比例原則且必要的安全措施；以及在本案具體情境下，警方為何選擇在和平抗議結束、男子準備離開時進行攔查及後續處置。不能將這個具體個案，簡化成「帶刀抗議是否一律合法」的問題，更不能以此模糊本案是否存在選擇性執法的真正爭議。
聲明團體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台灣人權促進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