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截圖自中國外交部中英雙語統戰宣傳片《回家的路》。）
文／張亞柔（自由業）
中國外交部9月28日發布中英雙語影片《回家的路》，以歷史作為對台主權論述的核心。影片從聞一多《七子之歌》談起，將台灣描述為「東海捧出的珍珠」，接著串聯宋元以來的行政管轄、兩岸共同抗戰、《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最後導向「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進程不可阻擋」。
《七子之歌》由聞一多於1925年創作，同年7月4日刊於《現代評論》。全詩以香港、台灣、澳門、威海衛、廣州灣、九龍及旅順大連為「七子」，反映近代中國面對列強勢力與領土變動所形成的民族情緒與失土之痛。
這個創作年代，是理解《七子之歌》的重要背景。1925年的中國處於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思潮交織的時代，聞一多透過詩歌表達當時的國族情感。如今北京重新引用其中描寫台灣的詩句，並將其置於2026年的兩岸主權爭議中，跨越近百年的歷史脈絡，把1925年的文學作品重新納入今日政治論述。
把複雜歷史濃縮成單一路徑
北京近年的對台歷史論述，經常從「台灣自古屬於中國」出發，再將歷史整理成「中國統治—列強侵略—台灣被割讓—戰後歸還」的連續故事。《回家的路》同樣採取這種敘事方式，從古代治理、近代日本統治，一路連結到戰後安排。
然而，台灣歷史並非一條為今日政治結論服務的直線。中國歷代對台灣的治理具有不同程度、範圍與形式，清朝對台治理也經歷不同階段，1885年正式建省則反映清廷對台治理制度在近代的變化。這些歷史可以說明台灣與中國之間存在長期的歷史關係，但歷史關係本身，並不能直接等同於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主張。
1895年清廷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後，台灣進入日本統治時期，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此後，台灣經歷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國共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及兩岸長期分治。不同歷史階段具有各自的政治與國際背景，把這些階段串成單一的「因此今天必須統一」結論，已經超出單純的歷史敘述。
從歷史文件延伸主權主張
《回家的路》引用《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並將兩者描述為「中國政府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的重大歷史事件」。影片後續又帶到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使二戰、戰後國際秩序與現代兩岸關係被放在同一條論述脈絡中。
1943年《開羅宣言》提到台灣及澎湖等地應歸還中華民國；1945年《波茨坦公告》第8項則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這些文件確實構成北京對台歷史論述所引用的重要歷史依據，但其歷史性質與後續法律效果，仍須放在戰後國際秩序及後續和平條約中理解。
1951年《舊金山和約》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的權利、權原與要求，但條約並未指定由哪一個政府取得台灣；當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都不是該和約的參與者。此後，台灣地位及兩岸關係仍受到冷戰格局、兩岸分治與國際政治發展影響。
因此，更精確的說法不是某份文件「證明」今日台灣主權歸屬，而是北京選擇從特定歷史文件出發，將戰時宣言、戰後安排與後來的國際政治事件串接起來，形成其自身的主權與統一論述。
文化連結不能直接等同政治統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台灣已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未在台灣建立統治。這是兩岸歷史發展中無法忽略的政治現實。
兩岸人民確實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及血緣連結，但「兩岸同根同源」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主權」是不同層次的命題。前者屬於歷史與文化敘事，後者涉及現代主權與政治權力。文化上的親近，並不會自動產生政治上的主權歸屬。
因此，當《七子之歌》、古代行政管轄、共同抗戰等不同性質的材料被放進同一條敘事鏈時，更需要區分它們各自能夠說明什麼，以及它們無法單獨證明什麼。
歷史敘事如何轉化為政治命題
《回家的路》的論述並沒有停留在歷史描述，而是進一步將歷史轉化為政治命題。影片先說「台灣自古屬於中國」，再說兩岸「同根同源」，接著引用戰後文件及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最後得出「統一不可阻擋」的結論。
影片一方面宣稱願意爭取「和平統一」，另一方面又使用「順之者昌，逆之則亡」、「絕不會有任何妥協退讓」、「必將遭到堅決回擊」等措辭。歷史敘事、主權主張與政治警告因此被放進同一套話語架構。
這套論述所形成的效果，不只是強化「台灣屬於中國」的歷史印象，也將「統一」描述成歷史發展中不可阻擋的結果。
歷史不能成為預設答案
面對這類歷史論述，台灣無須否認兩岸之間存在歷史連結，也不必迴避台灣曾經歷不同政權統治的歷史。關鍵在於釐清：歷史關係、文化認同、戰後國際安排與現代主權，是不同層次的概念。
台灣今天的民主制度、政府治理及人民生活，同樣是1949年以來台灣歷史發展的一部分。理解兩岸歷史，不能只截取其中有利於特定政治結論的片段，更不能把不同時代的歷史事件重新排列後，直接轉換成今日政治選擇的答案。
歷史可以被研究，也可以存在不同解讀；但當不同時代、不同性質的歷史材料被重新排列，只為通往一個預先設定的政治結論時，歷史就不只是對過去的解釋，也成為當代政治論述塑造現實的一種工具，人民應有所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