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時光會客室

【燦爛時光會客室】第363集|我拍的是一部救人的俠義故事–專訪電影《少年》導演 任俠、林森

文 / 張睿恩

4月8日在台上映的香港電影《少年》,和紀錄片《時代革命》一樣都以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為背景,講述抗爭中的熱情與挫折。但些許不同的是,《時代革命》呈現出抗爭的人物群像,而《少年》以戲劇手法,描繪出一個個抗爭者的面孔,更加寫實、更能反映香港年輕人的掙扎和希望。

2019年6月,抗爭者梁凌杰於太古廣場的一躍而下,除了令人悲憤,也讓許多香港年輕人對未來更加絕望,引發了香港青年的自殺潮。電影《少年》以一群素未謀面的抗爭夥伴和社工集結成的搜救小隊為主軸,試圖挽救一條即將墜下的生命。電影給予了年輕鬥士一種新的希望—「縱使徒勞無功,絕不無疾而終」。運動最終也許無法改變香港的命運,但只要還活著,就還有希望。

本集節目邀請《少年》的導演任俠及林森,和我們一起分享拍攝背後的困難、他們在香港言論審查下的堅持,以及在劇中特別描寫參與運動的抗爭者家庭背景的原因,而這些複雜的關聯有反映出怎樣的香港處境?

為了搶時效與維持高品質 雙導演與素人演員的搭配

《少年》由兩位導演共同執導,是如何分工呢?林森說,電影其實在2019年10月就決定開拍,當時為了搶時效,故安排兩位導演分頭拍攝。後來,因金主撤資、主要演員被捕及原有團隊離開等因素,未能如期進行,兩人才並肩共同導戲。不過,因性格和能力的互補,嚴肅但行動力強的任俠負責前線的現場拍攝,而溫和的林森在演員面前扮演白臉,專門負責溝通和協調,拍攝工作合作無間,彼此也互相支持。

不僅如此,為了維持紀錄現實的風格,素人演員的自然不做作和全心投入,是他們所堅持的條件。任俠指出,素人演員的演藝工作較少,檔期較好喬、較好溝通,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戲劇中,增加戲劇的真實性。

依照香港的社會氛圍,《少年》的拍攝勢必會經歷風險,而任俠也表明,無法在香港本地公開放映是團隊事先就預料到的,但就算只能在民間社區放映也甘願,只是電影最後連電影檢查法都未能通過卻是始料未及。但他也說,只要有決心完成拍攝,資金或放映權都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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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想拍?替小人物畫上顏色

香港的新聞媒體對衝突的描寫多以大人的抗爭為主,對於反送中期間的小故事少有報導,這讓他們更覺得拍攝此片的重要。例如電影中的搜救行動在運動現場是真實存在的,所以想透過故事,讓大眾對反送中運動更深入了解。

為了讓劇中角色活靈活現,他們仔細地替社運中的每個人描繪出他們的家庭背景和立場,例如有「和理非」的少女、父母都是警察的攬炒君、母親因抑鬱症自殺的輝哥,及關心年輕人的社工等等,當然還有對運動不感興趣的市民,以及禁止子女參與反送中的父母,讓戲劇更貼近真實。

《時代革命》中呈現許多大量紀實畫面與訪談,《少年》則是揭開抗爭者的人物群像,讓觀眾能深切的感受到香港年輕人的掙扎與困境。林森說,在一場台灣的映後談話中,一位來自香港的觀眾分享自己的遭遇和劇中攬炒君相似,後因與爸媽的理念不同而搬來台灣。再加上香港的居住環境小,年輕人與家人得時時見面,更容易產生摩擦,以致尋求自由與維持家庭和諧的兩難。

制度殺人及集體憂鬱 導演盼能延續香港社會的民主性格

管中祥說,雖然自梁凌杰自殺後,香港社會便掀起了自殺潮,尤其青少年自殺更是不斷攀升,但實際上,青少年自殺一直是香港非常嚴重的問題。任俠有感於2014年雨傘運動後,社會產生一股集體憂鬱,讓人民有看不見未來的茫然,「梁凌杰不算自殺,是被政權推下去」貼切地展現多數香港人的心聲,也就是一種「制度殺人」。林森分享過去在中學教電影時的所見所聞,他看見學校採取高壓的方式教導「有問題的」學生,不僅學生學習受到限制,就連老師也備感壓力,故因為制度的問題,無法在第一時間挽救年輕生命的消逝。

電影中不斷呈現出「到底要先救YY,還是聲援手足?」的抉擇,呈現出香港社會運動的常見景象,即現場總是充滿許多的討論和分析,而這是任俠想要透過電影所還原的樣貌。主持人管中祥也對此有共鳴,當年在雨傘運動的現場,他看見街頭上人們不間斷的辯論分析,儘管費時,但是一種民主的展現,彼此互相尊重,也保持張力。

民主一直是香港性格中的一環,但是不論是「藍絲」政治人物嘴上所說的:「民主能給你們飯吃嗎?」或是現在中國政府的高壓統治,都讓香港居民產生絕望,而電影中的台詞「做鬼也不會放過他」和「香港不會因為你的死而改變」卻產生了徒勞無功與不顧一切的矛盾。

林森表示,這是香港的現狀,每個人都有自己看待社運的方式,並依照自己的家庭背景做出選擇,這些都非常重要,因為這形塑了現在的社會。任俠表示,「做鬼也不會放過他」和「香港不會因為你的死而改變」兩者間不是矛盾,而是程度的差別。當「做鬼也不會放過他」從花樣青春的少女口中說出,他想問的是,為什麼年紀輕輕會說出這種話?為什麼這麼恨?恨到有必死的決心?而就是清楚「香港不會因為你的死而改變」所以,既然在現實中無法改變,那即便死了也不放過。

從社會底層出發 替香港社會盡一份心力

兩位導演的性格雖然截然不同,但他們的創作多是以香港小人物出發,如任俠的《螻蟻》講述主角無故接受高壓問訊,探詢何謂香港的主體性;林森也堅持在香港獨立電影圈中,持續做出自己所關懷的題材。是什麼原因,讓兩位導演持續在電影圈中,做這麼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任俠明白香港觀眾的喜好偏向歷史性的英雄人物,如黃飛鴻、葉問等等,但師承陳果導演的他,認為那些故事劇情不夠接地氣,與社會之間產生共鳴是具有創作價值的。「健康的歷史觀就是要看見自己最痛與黑暗的地方」是他拍攝題材的初衷,從自身生活相關的內容較能觸發人心,而這是他想拍片的原因。

林森則說,他是先開始參與社會運動才拍片的,參加多場社運後,發現「紀錄」是他可以幫忙的工作,於是進入電影學校就讀。對他而言,拍攝《少年》是自我療癒的過程,他想透過自己最擅長的方式,將這一切紀錄下來,為這個社會盡一份心力。

管中祥表示,中正大學一名香港的學生在看完《少年》之後,即便再次喚起了傷痛,但見證歷史讓他獲得治癒。他也分享自己時常在白恐受難者或二代的訪談中,感受到他們在面對痛苦時選擇說出口的勇氣,因為他們的述說能夠化為力量,治癒遭受同樣苦難的人,與他人產生共鳴、相互協力。

擺脫中國的合拍片模式 香港電影的新出路

在現在的香港電影市場中,英雄本色與現實越來越遙遠,而近年以「本土」為命題的電影開始受到觀眾喜愛。任俠指出,新導演已經厭倦了與中國合拍片的模式,不僅會破壞美學,也會因為資金的注入而受到干預與控制,例如電影中時常會被安排講普通話的中國演員,語言不只產生違和,其配音也顯得不自然;劇本時常會受到官方的審查,需花費時間在行政程序上,而降低創作的空間,違背了自己的標準與堅持。李安導演曾說:「嚮往自由的人才會拍電影」,任俠認為身為電影人,應奉行自由而非討好任何人。

林森表示,香港現在因為時局敏感,和中國合拍片也會產生許多麻煩,例如香港因審查禁播,或是金主撤資,因此,現在的導演也開始反思,利用當前微薄的拍攝預算,以香港本土出發,即便無法製作出大作品,但就地取材也能省去多餘的成本,多花點心力著墨於故事劇本。

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

管中祥發現,電影少年的英文片名「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似乎有其他意涵?任俠說,英文片名來自Bob Dylan一首寫給兒子的歌曲Forever young。歌詞闡述了爸爸對兒子的期許,如應時常保持年輕、永遠要對這個社會做出貢獻、永遠要堅毅的捍衛真相,使自己更加強壯,最重要的,應保有初衷。而這不僅是對香港年輕人所說,對每個還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皆是。

任俠補充,英文片名除了是他們所要傳達的觀點,也是一種對電影前輩的反抗,因為在上映前,曾有前輩以「片名太長」提出建議,但是也因為他們的堅持,讓更多觀眾因為Forever young而對電影印象深刻。

管中祥說,這部電影對他而言是一種鼓舞,除了見證歷史紀錄之外,也應明白每個角色背後的情感和差異,儘管青少年有一天會長大成人,但都應保有初衷,和「少年」一樣保有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