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時光會客室

【燦爛時光會客室】第441集|自由又高薪? 超級外送員過關斬將的省時戰

文 / 李芸屏

近幾年因為疫情,外送平台迅速崛起,外送員的人數也隨之大幅增加。雖然外送平台帶來許多便利,但對外送員而言,運送途中往往會發生無法預料的意外,而在平台業者越來越嚴苛的報酬制度下,更增加外送員的工作風險。

本集節目邀請到《超級外送員:使命必達的省時戰》的作者蔡宛芸,透過她親身擔任外送員的經驗,以及訪談多位外送員的研究結果,揭開這份看似自由又高薪的工作,有那些外送現場的辛酸與平台制約的不自由。

從日常生活的微小觀察進入田野

《超級外送員:使命必達的省時戰》改寫自蔡宛芸在台大城鄉所的碩士論文,由游擊文化出版。蔡宛芸說,一開始改寫的目的,是希望能將外送員的議題推向大眾。也因為游擊文化先前已經有幾本由論文改寫的作品,讓她在改寫的過程中,更明白如何將艱澀的理論知識轉換為大眾都能理解的語言。
談及創作動機,蔡宛芸表示,她原本是藝術大學出身,但因為藝術創作仍需回到自身關懷的場域,她希望能對社會有更多理解,因此選擇就讀城鄉所。2019年中,正當她苦惱論文題目時,她注意到日常上學路途中有越來越多外送員的身影,她的社群軟體更頻頻出現外送平台的招募廣告,主打的訴求便是時間自由跟高額收入。

但同時蔡宛芸也發現在臉書外送員的靠北粉絲專頁中,出現大量外送員表達不上線、集體罷工的貼文,2019年10月,更發生幾起外送員死亡車禍的案件。這些讓蔡宛芸開始好奇,如果這是一份這麼好的工作,為甚麼外送員會抱怨,甚至因此犧牲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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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擔任外送員 意外頻頻的工作現場

蔡宛芸最初採用訪談進行研究。在訪談中,她發現外送員是「論件計酬」而非按時計酬,因此外送員待命的時間並不會算在薪資裡,她更發現外送員的報酬計算竟然每兩週更新一次,她感覺如果不親身擔任外送員,便無法掌握制度的快速變化,而且訪談獲得的資料是片段的,只有成為外送員,才能體會在實際外送的過程中,體力的消耗與工作現場的緊繃感。

蔡宛芸表示,雖然大眾普遍認為外送員的工作只是「接單、取餐、送餐」,但實際上在接單前外送員必須待命等候訂單,如果沒有訂單,即使待命也不會有收入。前往取餐的途中,如果遇到道路施工的狀況,繞路也會花費額外時間。即使抵達餐廳,尖峰時段也可能遇到店家拖餐。蔡宛芸說,她曾看到店家不提供紙袋,導致外送員只能徒手拎著四、五份餐點,在這種情況下,外送員通常只能自掏腰包購買袋子。

送餐時,也可能因為系統定位不精確,得花去不少時間跟客人確認正確的位置。當送餐地點位於大型社區,外送員常會因尋找確切地址、進入社區換證件等瑣事耗費額外時間,而市區停車並不容易,蔡宛芸表示,她外送時就經常遇到只能停在紅線上的狀況,迫使她必須搶快以免收到罰單,這讓外送員額外付出許多成本。

此外,由於長時間待在路上,外送工作相當消耗體力與精神,意外發生的頻率也遠比她原本所想的要高,除了店家經常拖餐、交通問題外,機車、手機等外送員的必需品也可能突然損壞。

面對這些無法預料的意外,蔡宛芸說,因為工作第一線只有外送員自己一人,他們只能靠自身經驗的累積,想辦法處理。

不自由的績效制度 低薪、搶快的外送工作 

因為親身擔任外送員的工作,蔡宛芸才發現外送員的薪資並不如想像中高。她以自己為例,依她的速度一個小時僅能完成兩單外送,薪水連基本時薪都難以達到,若要獲得足夠薪資,只能加快騎車的速度。

而平台對外送員的績效制度,也使得外送工作並不如想像中自由。蔡宛芸指出,以Foodpanda為例,如果外送員的「拒單率」超過一定標準,外送員就無法獲得獎金,因此她必須時刻緊盯螢幕,以免漏單。而Uber Eats則是採趟次獎勵,即在一定時間內完成目標單數才能獲得獎金。

節目主持人管中祥認為,除了外送工作的疲勞,這些績效制度,讓外送員甘願搶時間加班完成目標,而在搶快的狀況下,更有可能發生意外。

大幅減少的薪資 不受保障的承攬關係

蔡宛芸說,外送員的背景其實非常多元,從學生到中老年族群都有,其中也有為了讓工作有更多變化而加入的自由工作者、對路況熟悉而成為外送員的快遞員、希望配合小孩上下學時間的家長,以及因疫情導致公司業務量下滑而從事外送員的企業主等。

這些外送員平均的資歷從專職三年半到幾個月不等。蔡宛芸表示,有位外送員從2016年就開始在Foodpanda從業,最初的聘任方式與一般勞工相同,有勞健保、年終和三節禮金等。2018年時,公司開始將僱傭關係轉為承攬關係,雖然一開始的薪資比原本的僱傭關係高,但後續的薪資標準卻逐年降低,從最初完成一單可得120元,到蔡宛芸2019年進行研究時,一單只剩下70元,而在主持人訪問的現在,一單平均僅剩62元。

這幾次薪水的大幅削減僅由平台單方面作決策,外送員只能被動接受,薪資計算的演算法也並不公開透明,比如外送員的取單率與拒單率,是由平台直接告知外送員數字,但外送員無從得知這個數字如何計算出來。

此外,雖然薪資從2019年至今只下降8元,但平台的機制卻發生不小的改變。過往只要完成送餐即可完成一單,但如今平台規範外送員取單率必須大於85%、必須穿制服、也必須使用登記的車輛送餐,才算完成一單。其中,這62元又以四個部分組成,分別為:配送費、區域動態費、安全獎勵費和廣告費。如果取餐和送餐的里程小於2.5公里,薪水則會比62元更少。

制度的變化也導致外送員行業的流動率高。蔡宛芸說,她訪問的外送員中,不少人都曾表示過對這份工作的喜愛,除了時間彈性自由,更因為這份工作會讓他們感到「對社會有幫助」,比如替長者、行動不便者送餐,或是替有小孩需要照顧的家庭送餐,但因為報酬條件越來越差,最終只能選擇轉職,或從專職轉為兼職。

盼立法改善現況 保障外送員勞權 

蔡宛芸表示,目前歐洲有16個國家將平台外送員視為勞工身分,西班牙甚至訂定《騎士法》,將使用演算法管理的外送平台,旗下的外送員都視為勞工,如果平台要將外送員視為自僱者,則必須自行拿出證據佐證。蔡宛芸認為,這些法令能夠幫助外送員,讓平台不會規避他們應該擔負的責任。

但她也說,這份工作仍有它的優點,例如無需面對主管、時間彈性,入行門檻也低,對於需要彈性工作的人仍有存在的必要性。此外,外送員的存在也能協助不便移動、無法自理三餐的人。蔡宛芸認為,重點在於必須看到外送員的困境,看到在流動率高背後的問題,並提供外送員應有的勞動保障;而對一般大眾,她說,至少可以先從成為一個體貼的消費者做起,減少外送員在送餐時的時間耗費,讓他們的工作可以更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