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曾霈榆
美國攀岩家艾力克斯．霍諾德（Alex Honnold）徒手挑戰台北 101 頂端的直播畫面備受關注，然而在台灣民眾一片讚嘆聲中，工傷協會發表聲明譴責101業者「踐踏職安、拿人命宣傳」，意外點燃了網路戰火。許多網友認為極限運動專業與工安不能相提並論。但在這場討論背後，鮮少人記得，這棟曾為世界第一的大樓，曾發生一起意外。
剛由印刻出版社出版的新書《那天，他們自 101 工地墜落》，講述24年前因為蓋101大樓不幸工殤過世的5位勞動者故事，當時正在施工中的101大樓，距離地面約56層處，有兩座塔吊機具施工，卻不幸遭逢331強震而應聲斷裂，造成陳信陽、陳又禎、林建成、孫同英、陳錦水死亡，多人受傷。事後勞資官三方達成共識建立「台北101伙伴碑」，記錄著包含工殤亡者等上萬名工人及參與者的名字。本週《燦爛時光會客室 》邀請本書主編、北藝大人文學院副教授顧玉玲，與我們聊聊這段歷時二十多年仍「走不開」的記憶，為何她要寫這本書？為什麼台灣社會還要知道這些人的故事？這段集體記憶的重要性在哪？
地震中的驚悚墜落 回顧事發工地現場
回顧 2002 年 3 月 31 日，當時蓋到 56 層樓高、約 250 公尺的台北 101 工地，遭遇了芮氏規模 6.8 的強震。震央位於花蓮外海，雖然台北震度為 5 級，但由於盆地效應加上超高層建築的共振現象，大樓頂端的晃動程度遠超地面想像。
劇烈的搖晃導致大樓頂端的兩座塔吊機應聲斷裂。「當時我在工傷協會任職，所以很快就介入這個案子，印象非常深刻。」顧玉玲回憶，當時塔吊司機隨機具墜下，一名掉在裙樓商場頂端，另一名則直墜松仁路路面；巨大的震動與搖晃，更導致兩位在 54 樓進行鋼骨銜接的工人墜落不治，另一位在四樓的助理工程師則遭掉落物重擊身亡。這場意外造成陳信陽、陳又禎、林建成、孫同英、陳錦水等五名工人死亡，近20人受傷送醫。
勞、資、官三方角力 誕生「私生子」般的夥伴碑
意外發生後，在勞、資、官三方長達五年的政治角力下，2007 年於 101 大樓信義路一側設立了由七座彩色琉璃牆構成的「台北 101 夥伴碑」，碑上刻有一萬多名參與建設者的姓名。
「這是一個歷史的偶然。」顧玉玲回顧設碑歷程，除了受社會輿論壓力外，恰逢 2002 年《職災勞工保護法》通過，規定 4 月 28 日為「工殤日」。在民間提出訴求後，由於 101 是台北市政府首件 BOT 案，時任市長馬英九也認為這是「進步」的象徵，資方才勉強同意建碑。
然而，後續選址、造型與文字內容，均經過漫長的角力。顧玉玲提到，原先工傷協會想將其定名為「工殤紀念碑」，後來提出擴大意義為「勞動紀念碑」，不只罹難者，也刻上所有參與建造者的姓名，希望能淡化「工殤」色彩，轉而紀念所有參與的無名英雄，最終定名為由前理事長張榮隆提出的「夥伴碑」。至於設碑位置的選擇更是令人玩味，顧玉玲透露，當時業者原想將紀念碑安置在後花園的隱蔽角落，之所以能設在現址，竟是「不問蒼生問鬼神」的結果，當年風水師指點該位置對大樓營運有幫助，紀念碑才得以在醒目的路邊現身。
即便如此，原先應以「工人」作為主體的紀念碑，正式落成的碑文名單雖包含工人，陳水扁、馬英九等政治人物與企業大老陳敏勳、焦佑倫、林鴻明等人的名字卻被放在最醒目的前排，基層勞工則被隨機排列在後。顧玉玲認為，這塊碑反映了現實社會充滿著矛盾與妥協，工人的力量並不大，這些碑文上的遺憾才是真實的，且在工程層層轉包下，最底層的勞工、外籍移工的姓名依然在碑上缺席。
此外顧玉玲提到，台北101 官網詳盡介紹了周邊上億元的裝置藝術，例如知名的紅色「LOVE」標誌，卻唯獨略過緊鄰其旁的夥伴碑。「夥伴碑就像一個沒登記戶口的私生子。」她感慨，企業雖受迫於社會壓力立碑，卻在後續的敘事中選擇性抹除。甚至在手遊《寶可夢》中，夥伴碑被設為補給站，但該地因缺乏正式標註，而被標記為模糊的「藝術牆」。她希望夥伴碑未來可以成為正式的打卡點，作為城市導覽、學校人權教育場域，鼓勵民眾擁有詮釋權，敘事主體才會從大樓回歸到「人」的勞動價值上。
為何寫書？走不開與跨越世代的田野調查
既然立了碑，為何顧玉玲還要在二十多年後出版新書？「我對這件事覺得走不開，因為當時跟家屬有很直接的見面接觸。我一直想，紀念碑的內涵是什麼？」顧玉玲說，這二十年來她始終懸念著家屬的後續生活，直到在北藝大開課，她帶領學生花了三年，才完成了這本《那天，他們自 101 工地墜落》。
「我也在經歷生離死別，知道作為留下來的人怎麼說都不完整，這件事是很困難的。」她提到，事件發生後，罹難者家屬往往因為「太痛」而難以說出口，但她始終很希望這些英年早逝工人的姓名和生平，可以被記錄下來，成為當代重要記憶。2018年，為了將這段往事寫進她的博士論文，她試圖聯繫家屬，無奈當初留下的資料早已失效，只能從零重新開始聯繫。探訪過程中，她見證了家屬複雜的情感面貌，有些家屬樂於分享，回顧著往日愛的記憶；有些家屬常半夜做惡夢、驚叫，或長期失眠需要靠酒精壓抑。
「幾乎所有人最後都會跟我說謝謝，這讓我太難受了。」顧玉玲說，聽到家屬的道謝後，她不禁紅了眼眶。她提到，當大眾只記得煙火與跨年晚會，創傷便會因「不被當一回事」而加深。例如陳又禎的太太因悲痛從不踏進 101，當她上網搜尋2002 年 331 地震意外時，卻發現資訊寥寥無幾時，那種遺棄感油然而生。顧玉玲認為這需要「社會的力量」介入，而讓對 2002 年毫無記憶的年輕世代來書寫，也正是希望歷史能與當代社會產生互動。
寫書前期，她讓學生們做了創傷記憶、田野調查等訓練，也預先將難度最大的「聯繫家屬」工作完成，但實施後她卻意識到自己太一廂情願了。「創傷記憶是沒有辦法輕易去複製跟轉接的。」她說，這讓學生們進入田野後十分痛苦，面對家屬已讀不回或反悔，備感壓力。
顧玉玲與學生除了訪談，也從檔案、文件著手，爬梳當年勞檢報告、土木技師公會的鑑定結果，發現當年的簡報有不少錯誤，再回頭與家屬一一核對細節。她回憶，陳又禎的父親接起她的約訪電話時，非常爽快地答應訪談，讓她當場快哭了。書籍出版後，許多人湧入顧玉玲的臉書留言，不管是當年北醫的學生、松山機場機師等案發目擊者，或者孫同英朋友、陳錦水兒子等人，紛紛拼湊起這起事件背後，隱藏心中的多年記憶。
工殤背後破碎的家庭餘震
書中詳細描繪了五位罹難者背後的境遇，以及對他們的家庭造成的重大影響。陳信陽的小孩在事故發生時，出生不到十天；陳又禎的太太當時剛懷孕三個月；陳錦水是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有四個小孩，妻子長期精神狀態不佳；林建成則是跟隨哥哥從高雄大寮北上打拼，哥哥在施工現場目睹弟弟墜樓。孫同英則是當時就讀於台灣科技大學的半工半讀學生，卻在工地助理工程師的職位上殞命。
顧玉玲分析，悲劇往往引發家庭結構的劇烈動盪。有的家庭因為悲劇產生強大的內聚力，互相扶持；有的則走向崩解，她舉例，陳錦水生前主要負責家人間的維繫，但父親過世後，兒子便與父親那邊的親戚斷了聯繫，家族四分五裂，加上家中經濟失去支柱，造成「餘震」不斷。
正視工人 從「物」的主體回歸到「人」
近年大型公安事故依舊層出不窮，儘管已訂定職安法規，顧玉玲對現狀仍十分悲觀，她指出在擴大利潤、降低成本的競爭結構下，資方為了競標，往往在安全衛生上節省成本，也強調唯有社會觀念改變才會進步。她認為，Alex徒手攀爬101是高規格待遇，拍攝團隊做足安全衛生工作，確保萬無一失，而她期許這份對「生命安全」的尊重能普及到每一位基層建築工人。
顧玉玲也分享，日本隧道口會刻下因爆破殉職的工人姓名，提醒使用者背後的生產貢獻。若未來在臺灣的水庫、高速公路或大樓等公共建設，更普遍地透過設碑正視勞動者的付出，讓大眾體認到「人」比物更重要，勞動優先於資本，社會的利益結構才有逐步改變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