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家語
在台灣看似日漸完善的家暴與性侵救助體系背後，受害者的真實處境與生命經驗，是否正被生冷的行政程序所抹滅？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在著作《家的蜃樓》中，記錄了長達十年的深度對話，揭示了救助體系在落實各項保護措施時，往往與受害者的經驗劇烈脫節。
這些受害者除了面對難以抹滅的受創記憶，內心還承載著哪些隱晦的掙扎？為什麼當社會投入龐大資源建構救助體制，卻依然難以接住這些碎裂的靈魂？面對創傷所衍生的精神困境，除了傳統的住院隔離與藥物治療，我們還能如何走入受創者的內心世界？
宿舍制度如同被監視的日常
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彭仁郁老師，透過大榮與小汐的生命故事，探討受害者如何在家暴中掙扎生存。當我們不再急著「解決問題」，而願意回頭正視傷口時，社會該如何透過對話，找回被切斷的連結，開啟真正的復原之路？
花了十年聆聽 修補體制留下的裂縫
彭仁郁在法國攻讀心理病理暨精神分析博士長達八年，研究內容包含亂倫性侵創傷、慰安婦及白色恐怖等政治暴力創傷。他分享，撰寫本書的初衷，緣於回台後觀察到的制度落差：台灣看似日漸完善的家暴與性侵救助體系，在實際運作中，往往與受害者的生命經驗脫節。當受害者進入法律通報、社工介入的流程，體制追求的是程序的完備與物理上的隔離，卻難以銜接受害者心中隱晦、碎片化且模糊的創傷經驗。他發現，許多受害者在進入體制後，非但沒有獲得療癒與接納，反而可能在訴說傷痛的過程中，反覆遭受二度傷害。
為了填補這層落差，彭仁郁花了十年時間進行深度訪談。他深入探究家內性侵（亂倫）的困境，揭示了當傷害發生在最親近的長輩或手足之間，受害者往往更難以脫困。而這群受訪者之所以願意站出來，是抱著最後一絲希望，期盼透過訴說，能脫離困境。
從醫療體系之外 尋找「人」的完整性
在長達十年的對話中，彭仁郁與個案者每週見面2至6小時，累積了上千小時的對話。她選擇了一條與傳統醫療截然不同的路徑，擺脫對藥物與精神病院的仰賴。在現行體制下，當受害者出現自殺意念或解離症狀，常被送入精神病院，以藥物強行壓制。然而，彭仁郁認為，雖然受害者內心有著受創、無力的一面，但他們同時也具備高度社會功能的人格。這十年間，他看見訪談者們努力工作、維持社交，與常人無異。若僅將他們視為病人，強制住院或大量用藥，反而會扼殺他們健康的人格，讓他們陷入失能的惡性循環。
裂解的自我 專業者的枷鎖與解離
書中指出，受害者常出現「解離人格」，當面對巨大的創傷（包含天災、疾病、公共事件等）與恥辱時，大腦為了求生，會啟動極端的保護機制：將無法承載的感官經驗碎裂化，拒絕讓它們進入意識中心。這些碎片因為缺乏主體將記憶整合，形成了在腦中並存的多個自我，一個自我永遠困在受創當下的時空，另一個則在現實世界中，維持著高度的社會功能，過著與一般人無異的生活。這在臨床外表症狀叫「解離身分認同」及「解離身分失調」，這些人格會對自我認同造成巨大的影響。
大榮的故事便是這樣的例証。大榮是位優秀的社工，但在他意識深處，卻有一塊區域完全裂解，使他難以面對過往受到家暴與性侵的回憶。身邊的師長與朋友常勸他：「已經過這麼久了，要放下、要往前看。」這種「專業者的枷鎖」成了大榮的另一重壓力。而當大榮想向身邊信賴的同業朋友或師長訴說痛苦時，心理師專業訓練中強調的中立與界線，也成為旁人拒絕傾聽的藉口。彭仁郁強調，聆聽創傷需要極大的抗壓性，如何在聆聽時不讓自己崩潰，這是心理師訓練的必要過程。而當大榮在夢境中反覆見到受創景象，他對自己的潛意識感到憤怒，這正反映了受害者最艱難的課題：物理上的存活，並不等同於心理上的存活。
愛恨交織的困境 當加害者是家人
另一位個案小汐，則展現了更為複雜的「對加害者的認同」。小汐在充滿暴力的家庭長大，對幼年的孩子而言，父母就是全世界，當小孩缺乏判斷力，就無法區分什麼是管教、什麼是暴力。為了維持對父母的愛、為了在心理上存活，孩子會將暴力行為自動解釋為「我做得不夠好」。彭仁郁指出，孩子會期待來自大人的愛，即使在受創當下，對情感連結的渴望也不會消失。因此，小汐會選擇將施暴者的暴力行為從記憶中抹去，轉而責怪自己。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受害者在長大後，會回頭為加害者說話。
然而，現行的救助體制非常扁平。體制傾向將人簡化為非黑即白的「加害者」與「被害者」，認為隔離就是解決之道，但實務上，受害者內心對加害者往往是愛恨交織的。當社工強行切斷兩者的聯繫，卻無法細緻地解釋之所以會被「安置」在它處的意義時，孩子只會感到自責，甚至得繼續承擔加害者的威脅與恐懼；再加上社工人力不足，案量龐大導致社工無法照顧到受害者如此細碎的情感變化，最後只能完成制式化的工作，卻沒能真正處理受害者複雜的創傷。
社會的集體復原 從「解決人」到「正視問題」
彭仁郁將這種對個人的觀察，進一步推升到社會集體層次。他指出，台灣的家暴與性侵防治體系以及社會輿論，本質上都在追求「解決製造問題的人」，而非「解決問題」。我們習慣將加害者視為惡人，急於切割、喊打喊殺，卻拒絕檢視加害者之所以是加害者的成因。這與我們面對白色恐怖等政治暴力時的態度一樣，社會傾向於叫受害者「往前看」，卻不願深究體制如何製造出暴力者。彭仁郁認為，當我們不願意去理解「加害者為什麼成為加害者」、「加害者會不會曾經也是受害者？」、「加害者複雜的心理路徑是什麼？」我們就只是在製造新的斷裂。這種「看不見就當作不存在」的復原方法，只會讓暴力陷入惡性循環。
彭仁郁最後總結，真正的復原與療癒，是一場「對話」。我們必須在關係、思想、情感上，不斷尋求連結的可能性，當體制正視問題，去認真檢視受害者與加害者，問他們經歷了什麼，凍結在受創當下的時間才能重新開始流動，讓每個被切開的人格有機會重組。只有試著連結，甚至冒險把創傷揭開，才能讓我們自己、個人或社會經歷的創傷被理解，之後才有復原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