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灣陪審團協會
近日，《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引發社會討論，部分人士將修法描述為「護航罪犯」、「黑化台灣」，甚至認為限縮羈押事由將導致犯罪無法偵辦。
本會認為，此種說法忽略了刑事司法最基本的原則：追訴犯罪與保障人權，必須同時兼顧。
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羈押是一種例外措施，而非偵查機關辦案的工具。任何人在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前，都應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保障。限制人民人身自由，必須建立「確保治安」及「避免逃亡」的充分、具體且可受檢驗的理由之上。
本次修法涉及「串證」羈押事由的調整，其核心問題不在於是否容許犯罪，而在於：國家是否得僅憑抽象懷疑被告有串證之虞就遭羈押？
是否只因檢察官未詢問證人或共同被告，即可以「有串證之虞」，在無任何具體事證之下，即可以「串證」為由剝奪人民自由。
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等主要民主法治國家，對於妨害司法或證人干擾的認定，普遍要求具體事實支持，而非僅以推測作為羈押依據。
尤其是美國的立法及實證，均不以「串證之虞」為羈押理由。
即使德國承認防止滅證或勾串的羈押事由，也同樣要求存在客觀事實足以支持其危險性。數量也僅僅佔5%。不像台灣的羈押以串證為主要理由，竟然超過70%。是德國的14倍。單單從統計數據，就知道台灣的羈押顯然泛濫。
我國實務上，「串證之虞」長期被廣泛援用，甚至可能因共同被告彼此聯繫、討論案情或採取一致辯護方向，即成為羈押理由。如此寬泛的認定標準，容易使羈押淪為迫使認罪、增加被告心理壓力的手段，而偏離其原本目的。
真正進步的司法制度，應建立在科學鑑識、數位證據、客觀調查與公開審判之上，而非依賴羈押取得述。司法的成就，不在於羈押了多少人，而在於能否在保障人權的前提下發現真實。
保障被告的人權，不是縱容犯罪；要求國家提出具體理由，不是阻礙偵查。相反地，這正是憲法保障人身自由與正當法律程序的核心精神。
今天被保障的是被告的權利，明天被保障的可能就是每一位公民的自由。
陪審團協會呼籲，各界應回歸理性討論，以法治原則與比較法經驗檢視修法內容，避免以情緒性標籤取代實質論辯，共同建立一個兼顧犯罪追訴與人權保障的刑事司法制度。
台灣陪審團協會
理事長鄭文龍
115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