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聯盟
犯保協會第10屆董事任期今年底屆滿，董事會必須在11月30前推舉下一屆人選送交法務部。《犯保法》雖將把犯保協會15席董事中的10席，留給律師、心理師、社工師、學者專家、公益人士，以及犯罪被害人與家屬等民間人士。但從1998年協會成立至今，董事長始終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無給職兼任。
在去年度協會決算短絀約3,613萬元，今年度預算卻仍維持前一年規模的挑戰下，我們認為前述兼任董事長的慣例應被打破，應使本已分身乏術的檢察長能專注於檢察業務；並選任能夠全職投入犯保協會、具有相應專業能力的董事長，以落實《犯保法》導入民間力量、活化組織的目標。
一、高檢署檢察長分身乏術，犯保協會需要一位全職的董事長。
二、服務需求翻倍，預算原地踏步，被打折的將是被害人的保障。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第10屆董事任期在今年底屆滿。依法，董事會必須在11月30日之前，把下一屆的董事人選名單送交法務部。這是2023年新法修正後，犯保協會第2次完整的董事會改選，法務部近期也將展開推舉的程序。
犯保協會是法務部依法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法律規定董事會的組成：15席董事裡，政府代表只有5席，其餘10席分別留給律師、心理師、社工師、學者專家、公益人士、相關團體代表，以及2席犯罪被害人或家屬代表。法律還要求，這些民間董事必須長期參與犯罪被害人保護或公益、弱勢議題。
一、高檢署檢察長分身乏術，犯保協會需要一位全職的董事長
《犯保法》對於犯保協會的組織規劃其實相當明確，其重心，應該透過民間的活力，將重心放在專業社群和被害人。但從1998年協會成立至今，董事長始終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無給職兼任。
現任董事長張斗輝檢察長曾任法務部常務次長、積極參與過《犯保法》的修法推動，對於犯保工作及組織的轉型上具有貢獻。依據《犯保法》法務部已經有二名法定董事代表，不需要控制董事長的位子。但問題出在堅韌的慣例本身：不論換成哪一位檢察首長，這個安排都會產生以下的難題：
(一)一個人，四個位子
高檢署檢察長是全國二審檢察機關的首長，除同時又兼任智財分署檢察長外，日常要督導各類檢察業務及刑事政策，忙碌程度已是分身乏術。此外，高檢署檢察長還同時兼任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長；各種兼任召集人、委員的職務，更是多不勝數。但再認真的人，一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時。一個必須全職領導二審檢察體系的人，必然需以其本職的檢察工作為優先，能分給犯保協會的時間及注意力必然有限。
與此相對，犯保協會現在需要的注意力，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新法上路後，服務量急速擴張，業務也從訪視關懷延伸到協助訴訟參與、委任律師、心理諮商、重傷者的長照銜接，以及新設的申訴機制。這是一個正在快速長大的專業服務機構，需要的董事長是能夠實際投入時間、緊盯服務品質、延伸組織願景的人。
(二)不同職務間的張力
依法律規定，犯保協會的業務不只是提供服務，尚包括犯罪被害人保護的宣導、倡議與研究。而倡議、研議改革的對象，很大一部分正是刑事司法體系本身：檢警有沒有確實告知被害人權益？案件進度通知夠不夠即時？人身安全維護有沒有到位？由檢察長兼任召集人的補償審議會，會不會審得太慢太嚴？
此一角色上的衝突，客觀上很難透過檢察長自身加以化解。即使董事長本人願意直言，他要批評的是自己所領導、所指揮監督的體系。值得思考的，往往不是說了什麼，而是有些議題從一開始就難以被討論。
(三)立法精神：導入民間力量的組織活化
犯保協會設立之初，立法者並未在法務部之下增設一個行政機關，而是選擇以財團法人的形式成立。這個選擇除了人事與財務的自主，更重要的期待是讓這個組織跳脫科層節奏，以責任導向與彈性經營，去做行政單位做不到的服務與關懷。2023年修法時，立法者把這個用意寫得更明白：15席董事裡，10席保留給民間專業人士與被害人。
法律扶助基金會是現成的對照。它同樣由政府捐助設立、依專法運作、董事長同樣由董事互選，歷任董事長都是由學者、律師或卸任的司法人員擔任。
我們希望的是，從第11屆董事開始，董事的選任可以回到立法初衷，讓能夠全職投入、具有高度專業的人才擔任董事長及董事。如未來認有「專職化」的必要，或可借鏡《財團法人法》第52條但書的規定，再檢討現行規定。為了犯保協會的長期發展，我們謹建議張斗輝董事長和法務部，要使董事長的角色能夠全職化，不要再由首長兼任。
二、服務需求翻倍，預算原地踏步，被打折的將是被害人的保障
新法上路後，犯保協會的服務人次從2022年的10萬1,709人次，成長到2025年的26萬 8,318人次，四年之間增加約2.6倍。除了人次外，「開案件數」與「服務被害人及家屬人數」，也提升了1.5倍。
這個服務人數的增幅，也代表著投入資源的擴張。翻開協會去年度的決算書，可以發現114年出現了約3,613萬元的短絀。值得注意的是，收入面其實正常，甚至比預算多了333萬；行政管理費用也沒有超支。短絀全部發生在被害人服務上：身心照護輔導服務支出來到預算的1.8倍，急難救助約1.7倍。從決算書上也可發現，直接發給、用於被害人的「資助及補助費」超支5,550萬，保護費用科目整體淨超支 4,064萬！
但與前年的大幅短絀相比，今年政府補助作為犯保協會的主要收入來源，卻仍然維持前一年的規模，只增加了570萬（1.65%）。如比較子計畫的項目，更是一目瞭然：
| 子計畫 | 114年度預算 | 114年度決算 | 114年度執行率 | 115年度預算 | 115年預算與114年決算之差額 |
| 1D被害人身心照護輔導服務 | 5,268 萬 | 9,649 萬 | 183.2% | 4,984 萬 | −4,665 萬（−48.3%） |
| 1B被害人急難救助保護服務 | 2,336 萬 | 3,995 萬 | 171.0% | 2,151 萬 | −1,844 萬（−46.2%） |
| 1A被害人法律訴訟補償服務 | 3,148 萬 | 4,213 萬 | 133.9% | 2,947 萬 | −1,267 萬（−30.1%） |
| 三項合計 | 1億0,752 萬 | 1億7,858 萬 | – | 1億0,082 萬 | −7,776 萬（−43.5%） |
也就是說，被害人服務需求的提升已經發生了，錢卻停在原地。法律承諾的保障，在預算這一關被打了折。
預算若編列不足，協會為了守住收支平衡，就必須從服務端「節流」。而「節流」往往會落在那些「可以核給、也可以不核給」的地方，像是：急難補助、醫療與照護補助、訴訟費用補助。結果上，審核標準可能被悄悄拉高、或是將額度悄悄調低、或把可核可不核的案件往「不核」的方向推。這些決定不會出現在任何一份公告上，卻確確實實讓一批原本符合資格的被害人拿不到應有的協助。
聯盟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預算編列的邏輯與新法的邏輯是脫節的。《犯保法》第15條、第16條把各項保護服務與經費補助訂為保護機構的法定義務，邏輯上而言，需求由個案評估決定，而非由年度預算的餘額決定；但預算的編列仍然沿用「以前年度數額為基準」的慣性。當法定義務逐年擴張、編列基準卻年年比照上年，中間的落差就只能靠兩種方式消化：一是動用累積賸餘，二是壓縮服務。前者總有用完的一天，後者則直接由被害人承擔。
預算的擴張並非小事，對於《犯保法》修正後舉辦許多大型活動、康樂活動，而未與服務效益進行連結、專業評估一事，我們也曾提出質疑。但上述支出的增加若是真正地用在被害人身上，就是當時修法、擴大保護範圍及服務品質的目的。對此，我們期待犯保協會更清楚、積極地向立法院、社會大眾說明服務能量的提升與成果，以爭取更多的預算投入。
我們也呼籲，立法院委員應傾聽被害人的需求，監督犯保協會因應新法要求，有規劃地逐步增加預算，提升服務量能；而非在大刀闊斧的預算刪減下，讓被害人成為無辜的犧牲品。
要向立法院與主管機關爭取預算，得先有人講得出被害人為什麼需要這筆錢。要讓它們變成一個站得住的預算主張，必須有人能夠具體說明重傷者的照護為什麼一年要花這麼多？急難救助為什麼擋不掉？協助委任律師為什麼是必要的？
反之，如果爭取不到足夠的預算，董事會就得在政策上決定砍在哪裡，而不只是默默接受第一線緊縮服務支出的現實。
114年的高額短絀及服務能量的提升，對於未來犯保協會以及其董事會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從這個角度來看，更可以發現作為最後決策機關的董事會，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全職投入的董事長，以及一個具備足夠專業厚度的常務董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