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桂芳
人類為了獲得部落中的認同、理解與接納，因而團結起來。然而，現今人們卻常將「部落」與排外、偏見、民族主義、政黨惡鬥，以及同溫層、異溫層之間的對立與撕裂畫上等號。
文化心理學家麥可．莫里斯（Michael Morris）長年研究文化如何塑造人類行為，以及人類如何改變文化。他在《部落：讓人類分崩離析的文化本能，也可以把我們凝聚起來》一書中，橫跨心理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結合多個歷史真實案例，解析人類三種「部落本能」：同儕、英雄與仿祖，重新思考部落認同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週《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本書推薦者之一、美國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葉耀元，從台灣所面臨的外部威脅與內部認同爭議出發，談談我們該如何運用書中的洞見，理解不同立場者的「部落心理」，並思考在彼此立場分歧的情況下，如何重新建立溝通與合作的可能？為什麼人類能夠與大量不認識的人合作，促進合作的群體認同又為何有時會成為衝突、仇恨與極化的來源？
什麼是部落？我需要部落嗎？人類為什麼需要部落？
「部落」並不是指遠古社會的部落，而是從家庭、社區、宗教、政黨、國家到民族，人們所身處的各種群體。部落創造文化，人也透過文化建立身分認同。
葉耀元指出，書中不斷強調，人不需要成為一個完全沒有部落的人，真正重要的是思考不同部落之間如何選擇、重合，進而創造新的連結。「不是要消除異己，而是要建立一個能夠容納異己的部落。」部落本能並非文明的阻礙，反而是人類能夠與陌生人建立信任、進行大規模合作的重要基礎。
因此，問題不在於人類有沒有部落文化，而在於我們如何定義「我們」的邊界，以及誰有權力決定這個部落的規範、英雄與歷史。
葉耀元以台灣人的身分認同為例，指出人的認同並非一成不變，可能隨著執政者的施政表現、國際情勢等因素而產生變化。葉認為，對政治人物而言，關鍵並不是不斷放大群體之間的裂痕，而是看見這些裂痕之間仍存在的重合，進一步找到不同群體可以共享的價值與認同，建構一個更大的「部落」。
同儕本能的雙刃劍：促進合作卻也形成群體壓力
「同儕本能」指的是，人們會觀察身邊的人怎麼做，從多數人的行為判斷什麼是正常，進而調整自己的行為，以獲得群體的認同與接納。它並不只是單純的從眾現象，而是人類得以進行大規模協調的重要基礎。
葉耀元表示，像是排隊、遵守交通規則，甚至在公共場所自動放低音量，看似只是生活習慣，其實都建立在對群體規範的共同理解上。正因為人們能夠依循這些共同規範行動，即使彼此並不認識，也能在同一個社會中協調生活。
然而，同儕本能在促進合作的同時，也可能形成群體壓力。當一個人長時間只接觸與自己立場相近的資訊，很容易誤以為眼前的聲音就是多數人的看法，進而產生「大家都是這樣想」的壓力。
葉耀元指出，真正值得關注的並不是人們是否受到群體影響，而是群體所形成的規範究竟是尊重、合作與求證，還是羞辱、攻擊與散布未經查證的資訊？
英雄本能不是具體的英雄 而是象徵的符號
「英雄本能」指的是人們會受到群體所認可的標竿、典範與符號影響，並傾向追隨、模仿這些被視為值得肯定的對象。它不一定指向某一個具體的人，也可能是一種身分、一個象徵，或一套受到群體推崇的價值。
葉耀元指出，「英雄」其實具有傳達價值的作用。一個群體把什麼樣的人或行為視為值得尊敬，就等於向成員傳遞了「什麼是值得追求的」。
他舉例，如果社會肯定願意妥協、承擔責任、促進合作的人，人們就更可能朝這些方向行動；反過來，如果羞辱對手、挑釁制度或製造衝突的行為更容易獲得聲望，大眾也可能起而效尤，讓對立進一步升高。當一個群體重新定義值得肯定的標竿，也就有可能改變群體的行為與文化。
仿祖本能的共同體建構 延續群體的集體記憶
「仿祖本能」則是人類與過去建立連結的方式。人們不只是記得歷史，也會透過傳統、儀式與共同的習俗，確認自己從何而來，以及自己與前人、與其他成員之間的關係。這種對延續性的需求，使人願意保存傳統、重複儀式，也願意將上一代留下的經驗交給下一代。
因此，傳統並不只是對過去的懷念。人們之所以重視傳統，是因為它能提供一種「延續感」，讓個人知道自己並不是孤立存在，而是身處一個跨越世代、比個人生命更長久的共同體之中。葉耀元提出，節慶、紀念日、共同儀式，甚至憲法等制度，都可能成為人們連結共同歷史、建立集體記憶的方式。
但也正因為歷史能夠形塑共同體，誰來說明「我們的過去」就變得重要。歷史並不是把所有發生過的事情原封不動保存下來，而是在記憶、選擇與詮釋之中逐漸形成。葉耀元表示，因此政治人物可能會透過特定的歷史詮釋來凝聚，例如強調共同遭受的苦難、抵抗的經驗或過去的榮耀，藉此建立共同身分。
當劃清「我們」與「他們」的界線 部落本能如何成為民主的裂痕？
如果說部落本能原本是人類建立信任、促成合作與團結的重要基礎，到了現代民主社會，這套本能卻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葉耀元指出，遠古時代的人類必須快速辨識「自己人」與「外人」，才能防禦敵人、共同取得資源；但在現代社會中，與自己持不同政見的人，往往只是對政策與價值有不同判斷，並不是必須消滅的敵人。
當遠古時代的敵我辨識被套用到今日的政治關係，原本可以透過討論解決的政策分歧，就可能逐漸變成身分對立。對手不再只是「我不同意的人」，而被視為「非我族類」。一旦確立敵我界線，人們對自己人與外人的評價標準也可能跟著改變，對自己陣營的錯誤、違法甚至貪腐，更容易因為認同而選擇包容或合理化。
相反地，當對立陣營被視為威脅，人們也可能逐漸失去對對方的同理心。原本與自己一樣、有生活經驗與情感的人，會被簡化成代表敵對陣營的符號，甚至認為對方遭遇困境是「活該」，進一步希望對方被排斥或孤立。
葉耀元認為，這正是部落本能進入現代政治後的危險：它不只是讓人更容易支持「自己人」，也可能讓人降低對自己人的道德要求，同時失去理解「外人」的能力。當政治競爭從「不同意見的競爭」變成「不同身分之間的對抗」，民主所需要的討論、妥協與共同生活，也就更難維持。
政治人物如何劃出「我們」與「他們」？利用部落本能進行動員？
葉耀元指出，政治人物進行群眾動員時，往往會先劃出「我們」與「他們」的界線，讓支持者相信自身的地位、文化或經濟利益正受到威脅，再將自己塑造成能夠解決危機、保護群體的英雄。這種方式同時觸發同儕、英雄與仿祖等部落本能，使政治選擇不再只是政策判斷，而逐漸與群體身分連結，投票也可能成為對自己所屬群體的忠誠表態。
以美國兩黨政治為例，過去民主黨與共和黨主要在稅率、社會福利與外交政策等議題上有所差異，但政黨認同如今已延伸至居住地、教育、宗教、媒體選擇與生活方式，逐漸成為一種完整的社會身分。葉耀元以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為例，指出這不只是政治口號，也召喚人們對過去「黃金時代」的想像，並將領導者塑造成能夠恢復秩序與榮耀的英雄。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台灣。不同政黨可能透過統獨、國族認同、歷史記憶及對中國的態度，將複雜的政策議題簡化為「愛不愛台灣」、「保護台灣」或「消滅中華民國」等身分選擇，使政治討論容易陷入危機感與「亡國感」的情緒動員。不過，葉耀元也提醒，不能因為恐懼可能被政治人物利用，就認為所有危機感都是虛假的。台灣確實面臨來自中國的軍事、外交、經濟與資訊威脅，重要的是區分政治人物是在提出可以檢驗的證據與具體問題，還是利用恐懼將不同意見者一概視為敵人；兩者之間的差別，也決定了危機感究竟能成為面對風險的力量，還是進一步加深社會對立。
社群媒體如何放大部落對立？
政治人物透過劃分「我們」與「他們」動員群眾，社群媒體則進一步加速了這種部落化的過程。葉耀元指出，社群平台主要透過分眾行銷增加使用者的停留與互動，而憤怒、恐懼、羞辱等情緒，往往比複雜的政策分析更容易引發關注，讓越激烈、越極端的言論獲得更多曝光。
當最願意攻擊外部群體的人反而獲得最多關注，也可能逐漸成為群體中的「英雄」。使用者因此容易產生兩種錯覺：把同溫層中的聲音當成整個社會的主流，也把對方陣營最極端的聲音視為整個群體的代表。原本存在的社會差異，也可能在資訊推播與情緒放大下，被看成更加不可調和的對立。
葉耀元強調，社群媒體並沒有創造人類的部落本能，而是降低了觸發這種本能的成本，加快敵意擴散。當政治動員與演算法彼此作用，人們更容易被推向「支持自己人、攻擊外人」的情緒，也讓不同立場之間的溝通更加困難。
在這樣的環境下，有些人因為害怕言論被貼上標籤而選擇沉默、遠離政治；另一些人則可能在持續的情緒動員下變得更加激進。無論是退出公共討論，還是投入更加激烈的政治對抗，當公共空間只剩下表態與攻擊，民主所需要的溝通與協商也會逐漸縮小。
當撕裂比治理更容易獲得回報，民主會付出什麼代價？
當政治人物與媒體不斷透過對立動員群眾，社會也可能逐漸形成一套錯誤的獎勵機制：撕裂社會比耐心治理更容易在短期內獲得聲量與支持。當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民主也可能付出四個代價。
首先，民主制度會失去最基本的事實共識。民主不要求所有人擁有相同的價值觀，但至少需要對「發生了什麼事」有基本共識。如果不同群體只相信各自的新聞、數據與專家，甚至連同一件事情是否發生都無法確認，公共討論自然難以進行，原本應該針對政策與問題的討論，也容易退化成不同部落之間的立場對抗。
其次，妥協可能逐漸被視為背叛。民主政治本來就需要透過協商，在不同立場之間尋找可以接受的方案，但當政治高度部落化，與對立陣營合作容易被自己的支持者視為軟弱、投降，甚至背叛群體。當每個人都害怕成為「背叛自己人」的人，也就沒有人願意率先跨出協商的第一步。
第三，長期的部落對立可能侵蝕人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當人們只有在選舉結果符合自身期待時才相信制度，一旦落敗，就認為國會、媒體或法院都已被對手控制，制度便不再被視為所有人共同遵守的規則，而成為不同陣營爭奪權力的工具。久而久之，失去的可能不只是對政黨或政治人物的信任，而是對民主制度本身的信任。
最後，則是對立走向「去人性化」。葉耀元指出，這往往從「垃圾」、「蟲」、「叛徒」等標籤與羞辱開始，逐漸把對手描繪成不值得理解，甚至不配擁有公民權利的人。當對方不再被視為和自己一樣、擁有情感與政治權利的人，原本可以透過討論處理的意見分歧，就可能變成彼此否定。
民主真正需要的，並不是要求所有人彼此喜歡，而是即使我非常不認同你，仍然承認你與我擁有平等的政治權利。當這個最基本的前提仍然存在，社會才有可能透過討論與協商處理彼此的分歧。
書中的成功案例與啟示
莫里斯在書中透過幾個案例說明，文化並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可以透過領導、制度與象徵重新塑造。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與橄欖球隊「跳羚隊」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跳羚隊過去曾被許多黑人視為種族隔離的象徵，但曼德拉沒有選擇拋棄這個圖騰，而是穿上跳羚隊球衣，重新賦予它「全體南非人的共同榮耀」的意義，讓原本代表分裂的象徵，轉而成為凝聚國家的力量。
另一個例子是希丁克帶領南韓國家足球隊。當時球隊受到學長學弟制影響，年輕球員不敢挑戰前輩，希丁克因此重新建立團隊規範，將受到尊重的標準從年齡與資歷轉向能力、努力與團隊貢獻，進而改變球隊文化。
葉耀元指出，這兩個案例顯示，文化改革不能只靠說理，也需要透過具體行動、制度與可見的象徵，讓新的價值被看見。同時，改革不能只是單純否定原有文化，而必須提供新的身分與榮耀，讓人們有新的認同可以依循。
更重要的是，領導者必須願意承擔來自自己群體內部的反對。曼德拉最困難的地方，不只是與曾經壓迫黑人的白人合作，更是說服自己的支持者放下復仇、接受和解。葉耀元認為，真正重要的領導，不只是代表自己的部落發聲，而是有能力重新定義「我們是誰」，讓不同群體找到更大的共同身分。這也說明，部落本能不一定只能造成對立，只要重新定義群體的界線與共同價值，就有可能把原本分裂的「我們」與「他們」，轉變成更大的「我們」。
台灣該如何重新找到共同的「我們」？
面對台灣社會的認同分歧，葉耀元認為，真正的目標並不是消除不同的部落，而是建立一個能夠容納不同立場的「更大部落」。台灣人對國家的想像或許仍存在差異，但這些差異並不代表彼此無法共存。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歷史記憶、生活經驗與風險判斷之間，找到可以共同遵守的原則，並理解對方真正想保護與害怕失去的是什麼。
這樣的共同認同，也不能只停留在政治口號上。社會需要重新思考什麼樣的人值得被肯定，讓願意協商、承擔公共責任、處理複雜問題的人，也能成為群體中的標竿；同時，透過地方、社區、學校等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合作，讓不同立場的人有機會在政治身分之外重新認識彼此。
建立一個更大的「我們」或許不是一件能夠快速完成的事情，也不一定要從國家層次開始。當人們願意從身邊的小群體開始，練習與不同立場的人對話、合作，即使無法消除彼此的分歧，至少能保留共同生活的可能。
部落本能本身並不是問題，它既能讓人團結，也可能讓人彼此排斥。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如何運用這股力量。當「我們」不再只是用來區分自己與他人，而能不斷擴大邊界，讓更多不同的人被納入其中，部落也就不再只是撕裂社會的力量，而可能成為重新建立信任與合作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