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

香港已經改變

文/管中祥

2014年9月28日晚上,香港警方施放87顆催淚彈,不但沒能驅離「佔中」群眾,反而聚集了更多人潮,許多原本冷漠的香港市民從此撐起雨傘,學習抵抗。

一年後,香港人重回佔領現場。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在台上說:「不希望9月28日成為一個在未來一年、兩年、三年或十至二十年內的一個純粹紀念節日。」

黃之鋒還說,香港人在「雨傘運動」創造奇蹟,但不足以「撼動政權」。 他在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也表示,佔領行動提出的政治訴求無法達到,稱不上成功,但運動令更多人覺醒,特別是年輕一代。

「雨傘革命」雖然長達七十九天,百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但中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議並未撤回,仍然沒有「真普選」,壟斷香港民意的「功能組」沒有廢除,梁振英也沒有下台。

「雨傘革命」革不了中國政府的命,也沒革了梁振英的命,使命沒有一項達成。雖然如此,「佔中三子」之一,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戴耀廷接受BBC訪問時卻說:

「如果大家只把雨傘運動視作一個行動去看,好像甚麼都得不到。但假如將香港民主運動以長時間的角度來看,所有非暴力抗爭爭取目標都不是說一年、兩年的事……第一次佔領行動所帶來的社會衝擊是非常大,很多人都因此開始認真開始、關注爭取民主。」

戴耀廷在「雨傘革命」期間揹負著不少罵名,被認為是保守的理論派,但他的發言卻和相對激進的黃之鋒有著近似看法。這種說法看起來是行動者阿Q式的囈語,但卻是中肯,因為在現實上,大部分的社會革命都難以在短時間達到目標。

雖然社會革命很難一蹴可幾,但更要在意的是,社會運動的過程到底對參與者,甚至是整個社會能有多少改變?是否能讓參與者回到鄉里仍然關心身邊的公共事務?是否讓原本對社會冷漠的大眾不再冷漠?是否能讓人不再只顧自己,願意和別人共同思索、討論社會的未來?

「雨傘革命」期間,幾次訪港。讓人印像最深的,並不是社運領袖的迷人風采,也不是不同社運系統的叫囂纏鬥,或者,張貼在天橋與牆上的動人標語。最讓人感動的是,各自疏離的香港人,在車水馬龍,對人不善的街道上,親密地圍坐一起,論辯、擁抱、反思、叫罵、思索著香港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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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公共空間早已被金融資本及地產霸權佔領,每個區位被細瑣地切割成不同的功能與價格,看似整體的香港其實嚴重疏離。越都市化的區域,社區關係顯得更為冷冰,但「雨傘革命」卻讓冷漠的鄰里關係有了溫暖的可能。

佔領期間,旺角一帶就有在地的組織者發起「撐小店」行動,透過對佔領區店家的介紹,讓人潮回流,也和社區建立關係。

事實上,香港「反高鐵」、「反新界東北開發」等運動,已有不少行動者進入農村,不但實地參與耕作,也組織鄉民,發展社區民主,透過發行社區報或在地討論,建立草根民主的生活型態。

最近更有不少「雨傘革命」主要參與者接續社區行動,發起「社區公民約章運動」希望支持民主運動的市民成為「社區公民」,恢復社區居民的主體地位,不只積極參與地方組織選舉,也建立居民的自主組織,成立「社區公民大會」,形成在地的論辯與決策,爭取居民參與制訂區議會預算,監督區域議員。

這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重要方向,就如同這份規章所說的「香港人在民主運動的參與大多自限於 『被動員』的位置,向代議士或政府提出訴求,等待回應,未有在生活和工作的社區實踐民主,因而缺乏自決精神和民主組織經驗。」

但這並不是說,香港社會不需再為政治改革努力,「社區公民約章」的推動也不會是社會改革唯一藥方,只是社會運動必須落實在人們的日常生活,而社區運動不只是要重建社會關係,也是在地民主的實踐,更重要的是,香港社運已逐漸在嘉年華式的宣示型集會之外,走出另一條務實的道路。

是的,香港已經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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