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 獨媒

社運與另類媒體的「兄弟情誼」

圖/Stuart Williams

文/管中祥

最近幾年台灣社會常以「獨立媒體」形容這些相對具反叛性、行動性的新興媒體,但一般來說,只要資金獨立、運作獨立,都能稱之為「獨立」媒體,但媒體「獨立」是最基本的經營原則,至於強調弱勢發聲、推動社會進步、促成社會變革的媒體,通常稱為「另類媒體」。

「另類媒體」不只是市場上的另一種選擇,他會鼓動閱聽眾採取實際行動,參與社會變革。另類媒體又稱為「行動者媒體」,源生於政治與社會運動,並且開宗名義表明自己的立場是支持社會變革的一方,同時也鼓吹讀者參與行動,也因此,另類媒體的「行動者」與「媒體」的雙重身份,經常受到較多的關切與討論。

這樣的「雙重身份」,不但會讓官府及警方另眼相待,在採訪時也會遇到不少阻礙,不僅公務機關阻止進入,在抗議現場也常受到阻擋,更有許多「搞不懂狀況」的警察以此為藉口,惡意逮補抓人,迫害新聞自由。

這主要是因為,另類媒體相對於主流媒體更基進地站在權力機制的對立面,不但是讓弱勢發聲的重要管道,促成公共議題的討論,同時也紀錄了官府及警方及粗暴行徑,監督國家不當 的施維。

但即使如此,社運媒體和另類媒體的「密切」關係,也是另一個需要被檢視的媒體倫理議題。

這幾年,台灣的社運團體經常採取突襲式地「佔領」行動,不論是大家熟悉的「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反課綱行動」佔領教育部部長辦公室;或者,台灣農村陣線發起的「八一八拆政府」佔領內政部的廣場、苑裡反風車民眾佔領經濟部、國道收費員佔高速公路,以及文資團體衝進「南港瓶蓋工廠」工地阻止施工,這些突然其來的「佔領」行動都讓警方及官署措手不及。

這類的行動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但由於是「秘密」的「突襲」行動,訊息傳遞時只能選擇信任的內部網絡,以免遭到警方監控,或走漏消息。行動雖是「秘密」,抗爭者終究希望能有媒體效益,一方面想透過此種「激進」的作法引發衝突,吸引社會目光,進而促成公共討論,達到所欲之目的,另方面,也擔心即使「佔領」卻因行動者太少,而立即遭到驅離,因此希望透過管道招喚更多聲援者。

於是,可信任的另類/獨立媒體,就成了他們經常「合作」的對象。

這樣的「合作」是有效的,行動者的不但能成功的「秘密」佔領,同時也能「公開」地引發關切,並招喚出更多聲援的力量。對另類/獨立媒體來說,不但能夠得到「獨家」新聞,同時還能有機會協力公共議題或弱勢聲音的擴散,並且對抗不義的國家機器及資本霸權。

當然,這也逐漸形成了社運團體與另類/獨立媒體之間特殊的「親密關係」。

新聞社會學者Gans就曾用「舞會中的男女」形容記者和消息來源的關係,他說,兩者之間總是存在相互吸引、相互利用的曖昧情愫。雖然這樣的文字是在描述主流媒體和傳統消息來源的關連,但形容社運團體和部分另類/獨立媒體之間的關係,有時也相當合適。

從弱勢者的角度來看,當主流媒體對其存在與訴求經常忽略或扭曲,轉而尋求「另類媒體」的報導是人之常情。但如果另類/獨立媒體是獨立的,具有主體性,該如何面對這樣的關係呢?該如何面對在彼此「需要」上的相互依賴?或者如何在報導時能夠釐清日漸綿密且深厚的「兄弟情誼」?

這樣的「情誼」有時也會展現在報導者就是行動者的雙重身份,在香港就有「媒體人」會「利用」這樣的雙重身份,在社運現場不斷的轉換,有時是「行動者」動員群眾,有時是「報導者」以規避警方的驅離。此外,由於另類媒體工作者與行動者的關係密切,有些社運經驗也較為豐富,因而在抗爭現場,偶而也會有不經意地提醒行動者要如何面對媒體,當然,這樣的情況,在主流媒體的身上也會發生。

「另類媒體」有時被認為是「行動者媒體」,因為他立場鮮明,不僅站在主流價值與政體的對立面,讓弱勢發聲,也鼓動閱聽眾採取實際行動,參與社會變革。另類媒體會自詡或被認為是社會運動的媒體,也因為這樣,另類媒體也經常會與社會運動者有著良好的情誼,甚至容易被認為是「同路人」。

然而,「另類媒體」是「社會運動」的媒體,但並不該是社會運動「者」的媒體,其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要推動社會變革,而非成就社會運動者,更不該是社會運動者的附傭。也因此,站在主流政體對立面的同時,「另類媒體」也需要回過頭來監督社會運動(者),並且保持一定的距離,這一方面是要確保報導時最低限度必要的客觀與冷靜,同時也是保有「媒體」該有的主體性,並得到社會長久的支持與信任。

標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