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時光會客室

《燦爛時光會客室》第234集:種菜也能談民主 維權人士寇延丁談草根生活

「底線是用來碰撞的,可能性都是在做的過程中踐行的。」寇延丁語帶堅定地說。

2012年,寇延丁出版《可操作的民主:蘿蔔規則進村記》,在沒有自由民主的中國,被眾人誤以為是愚人節的笑話。然而,這本書後續被中國政府採購,有關部門更將書中所提的議事規則應用於城市的基層治理。2014年,寇延丁因聲援香港佔中運動被捕,言論和行動自由受到限制,但她在節目上說:「即使是那些抓我、審我的那些人,他們也同樣面對現代生活系統對人的剝奪。」

從中國到台灣,寇延丁持續地用自己的生命碰撞底線。對她而言,爭取自由民主並非只是為了自身利益和自己的後代,而是為了身處在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生命與未來。

議事規則之於民主 投票並非是民主的唯一體現

《可操作的民主:蘿蔔規則進村記》記錄作者寇延丁、袁天鵬以及楊雲標,三人於西元2008年在中國鄉村推廣議事規則的過程。書中運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和親近人心的故事,忠實呈現三人在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議場上各個角色的盲點,以及促進平等討論的策略與方法,藉此拉近議事規則與大眾生活的距離。

在中國鄉村推廣議事規則的過程中,書中的兩位主角⎯⎯⎯袁天鵬和楊雲標,由於出身和求學經歷不同,各有自己的堅持和立場。袁天鵬是海外留學歸國的學生,在乎著民主和規則理論,代表著「洋理念」。楊雲標則是中國農民、中國首位農民協會的發起人,他象徵著中國現實需求的「土問題」。

看似極端的兩人所追求的本質,其實都奠基於對平等和權利的想望,寇延丁說:「看似兩個端點,事實上都有根本的需求。」

提及議事規則的重要性,寇延丁說:「一般人提起民主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地會聯想到選舉制度。」她認為,投票作為一種二選一、非黑即白的「選擇」,其實是民主實踐的尾端。如何在選舉甚至日常生活中,保障每個人的權利、尊重每位參與者的表達,並透過議事規則促成有效及充分的討論和溝通,最終達到眾人有所共識的方案,才是有效的民主。

「不是穆罕默德讓山過來,而是我要到山那裡去。」

「我提醒自己要適應鄉村思維與鄉村習慣,不在無謂的細節上捍動鄉村習慣,我們要做的和鄉村大相逕庭,要換一個鄉村話語的型式。」

書中這段話最簡單的體現,便是將「羅伯特議事規則」稱為「蘿蔔規則」,將生硬的專有名詞「接地氣」地轉化成農村話語,創造出農民能理解並認可的共同語言,創造溝通的基礎。

寇延丁坦言,「我們任何的願望,包括民主自由這些願望,都是要植根於現實才有生命力嘛。」她口中的「現實」,便是如何將「自由、平等、正義」,這些聽起來崇高、菁英化的名詞,被農村對街的媒婆、叔公們所接受,甚至應用出來,關鍵點便是寇延丁所說的:「不是穆罕默德讓山過來,而是我要到山那裡去。」從改變自身的主觀信念開始,用他人熟悉且能理解的方式和語言,促進對話。

從領袖、權威再到威權 議事規則成根本解方

議場上的討論與爭執,經常只有一線之隔的差異,以強勢的態度與話語壓制並說服他人,最終也有可能淪為威權的展現。

「我發現在台灣有很多小蔣總裁,在中國有很多小毛主席。」寇延丁提及她近年的感觸,不論在政壇、社運圈或學術領域,經常有領導者從領袖走向權威,最終成為威權的例子。一切起因於開會或討論之時,若疏忽其他參與者的表達權利,反而將思想統一於一人身上,就會產生此種結果。

然而,領袖成為威權的原因,並不一定僅出於領導者,寇延丁指出,「很多時候,領導成為威權,也有的時候是出於人民一方,因為人民不願承擔責任。」民主帶來權利的同時,公民也有必須履行的責任,每位參與者需要對自己的公民責任負責,若因棄權或擺爛導致威權的產生,公民也需承擔後果。

而從根本避免領袖成為威權的方法,寇延丁將答案回歸於議事規則,她說:「怎麼樣才能防止從領袖到權威到威權?它不是靠著哪個領導英明偉大,而是以議事規則制約權力、保障權利。」

《親自活著》 從食物自主體現自由

寇延丁的另一本書《親自活著》,將封面與封底攤平,可見「自由」的字樣藏於其中。2016年寇延丁來到台灣生活,入住宜蘭後,她從親自務農、生產、烹煮等食物自主的過程中,開始體會並找到真正的自由。

「看上去我們作為消費者拿著錢,我們有一百種選擇,但在這一百個品牌後面,都是同樣的政府權力、資本權力、科學權力這樣的權力系統,我們是被層層控制的。」寇延丁認為,藉由培養自己動手的習慣,避免工業化的加工以及背後附加的權力系統,於此同時才能重拾生活的權利,並從食物自主體現真正的自由。

從台灣返回中國 寇延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國家和宿命

節目播出後,寇延丁將從台灣搬回中國,她也在節目上形容居住於台灣的時光,「在這邊的生活非常好,而且對我來說是有點太好,我說我這一生沒有過過那麼幸福的日子。」寇延丁感嘆,台灣自由、開放、包容的環境,讓她擁有務農機會,也能從中實踐自己的想法,她更表示,「這(住在台灣)不是在追求幸福,這就是幸福本身。」

而被詢問到回去中國的理由,寇延丁說:「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國家吧!不管中國怎麼變化,或情況怎麼糟,我們都要面對一個共同未來。」

在寇延丁心中,生長於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每個人,都在面對相同的未來,不論是那些曾經拘禁、審判過她的人,也依舊在陳痾的權力系統中倍受剝奪。這也是寇延丁認為自己必須回去的原因,自從出版《可操作的民主:蘿蔔規則進村記》後,過去曾被視為不可能的標準一一被打破,影響也持續在發生。

最後,寇延丁坦言,自己對於回去中國心中仍有擔心跟害怕,但她願意相信自己的宿命,同時也相信,「路是人走出來的,還是要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