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机瑋琪
21世紀的獨裁政權，仍然是各自為政、獨立封閉？由衛城出版社發行，美國知名歷史學者，安愛波邦（Anne Applebaum）所著的《獨裁者聯盟：專制政權如何互相幫助與布局跨國金權網路》，指出當代威權體制早已超越國界，形成彼此支援、分工合作的跨國聯盟，對二次大戰以後，以自由民主、法治社會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帶來實質挑戰。
本書作者安愛波邦（Anne Applebaum），曾以《古拉格的歷史》獲得普立茲獎。她早年以《經濟學人》駐東歐記者身分，親歷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與共產政權瓦解，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東歐政治與威權主義研究者。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衛城出版社總編輯洪仕翰，一同來聊聊，本書如何打破大眾對「獨裁者是孤獨反派」的想像。
從「一人獨裁」到「體制聯盟」
《獨裁者聯盟》封面並列俄羅斯總統普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與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象徵書中所描繪的「威權代表人物」。不過，作者真正關注的，其實是這些獨裁者背後，逐漸成形、彼此連結的威權體系。
洪仕瀚指出，書中使用的「Autocracy」在政治學上較常被翻譯為「威權」，但為了讓大眾更能直觀理解，中文版選擇翻譯為「獨裁」。作者要描繪的，並非單一的大反派，而是制度如何被重組，成為服務集權的工具。以普丁為例，即便俄羅斯表面上存在選舉，但實際上反對派早已「被消失」，選舉制度已淪為強人合法鞏固政權的外殼。
不同體制的合作 反民主的共識
當代威權國家，儘管意識形態各有不同，例如中國的社會主義、伊朗的神權體制、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各自不同，但存在許多共同特徵：反對真正自由民主的選舉、壓制媒體與社會、法律用以拘束人民，而非拘束國家或政府，並共同敵視，歐美主導的自由民主國際秩序。
這些政權在國際舞台上，逐漸形成實質合作的網絡，中國的資訊戰、伊朗的無人機援助、北韓志願軍的派遣，烏俄戰爭不但是威權陣營「分工合作、彼此支援」的具體展現，也凸顯出獨裁者聯盟的反民主共識。
獨裁者聯盟 不只存在於獨裁國家之間
今日的獨裁結盟，不能再用冷戰時期「民主陣營」與「共產陣營」的二元對立來理解。換句話說，獨裁者聯盟並不僅存在於「獨裁國家之間」，部分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企業或利益團體，也可能因經貿利益、政治算計或資訊操弄，成為獨裁聯盟的重要合作對象與橋樑。
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匈牙利等，由強人領導、兼具選舉與高壓統治特徵的「混合式國家」，正是介於民主與獨裁之間的典型案例。這些政體一方面保留選舉制度，另一方面卻持續削弱司法獨立、媒體自由與反對黨力量，在形式上仍自稱「民主」，實質上卻朝威權靠攏。
當威權體制的資金進入民主體系，影響媒體、市場與政黨運作，民主國家在關鍵議題上，也可能逐漸與獨裁者利益結合，民主與極權之間的界線，早已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涇渭分明。
民主向極權傾斜的風險
極權政治常透過宣傳策略，將民主與極權描繪為同樣腐敗、同樣無能，使公眾對政治產生倦怠與虛無感，進而動搖社會對民主制度的信任。當公民開始相信「反正都一樣爛」，民主本身也就失去了被捍衛的理由。
另一方面，當政治運作過度圍繞個人，並伴隨對既有制度的質疑與否定，即使在民主國家內部，也可能出現近似極權的政治特徵。如美國總統川普便高度集中權力、削弱制度信任的政治動員方式，同樣會改變民主政治的運作邏輯。
冷戰結束後，部分民主國家曾相信，透過經貿往來與制度接觸，可以促使獨裁政權逐步走向民主，但現實發展卻顯示，極權治理模式與政治操作，反而可能逆向滲透民主社會。以歐盟為例，過去以能源合作，深化對俄羅斯的依賴，在烏俄戰爭爆發後，俄羅斯轉而將能源輸往中國，歐盟在高度依賴的情況下，反而受到衝擊。
主權與人權的拉鋸
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以「國家主權」作為運作基礎，同時也將「人權保障」納入全球治理體系，透過各項人權公約與國際人權法，試圖限制國家權力，保護個人免於國家侵害。對民主國家而言，人權不僅是內政問題，更是外交與國際秩序的核心價值。
然而，許多獨裁政權刻意放大「主權不可侵犯」的概念，將其作為抵禦國際批評的防護罩，當民主國家對人權侵害提出質疑，極權國家往往回應「不得干涉內政」，將人權問題定義為純粹的國內事務。例如，中國將台灣定位為「內政問題」、委內瑞拉以主權之名打壓異議聲音，都是此類論述的具體展現。
獨裁者如何鞏固政權？
當代獨裁政權並非全面否定民主或選舉，而是透過話語轉換與概念重塑，將民主的形式保留，但逐步抽空實質內涵。獨裁者系統性地瓦解反對的聲音，媒體難以真正自由運作，言論必須經過國家或執政黨的審核與監控，非政府組織、社會運動的活動空間持續遭到壓縮，使真正的政治反對派，難以長期存在。
同時，獨裁政權也刻意抹黑民主制度本身，營造「反正大家都一樣爛」的政治氛圍。透過不斷強調民主國家的混亂與貪腐，對比威權體制的「效率」，讓民眾產生「換誰執政都不會更好」的無力感。當有人指控政府濫權時，政權往往反過來質疑批評者的動機，發動泥巴戰，讓公共討論失去焦點。
最終，這些策略指向同一個目的：去政治化。當公民不再相信政治能帶來改變，不再相信制度有其價值，統治便不必再仰賴全面鎮壓，而是在人們的冷漠中，自然而然地被維持下去。
民主社會能做什麼？
面對威權勢力滲透，民主社會並非毫無作為。首先，強化金流透明化，是防堵獨裁資金進入民主體系的關鍵防線。民主國家不能再只以經濟利益為優先，而忽略資金來源所隱含的政治風險，當威權資金透過開放市場影響媒體、企業或政治運作，民主制度便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侵蝕。
再者，獨裁政權往往利用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平台開放性，散佈混亂與不信任，削弱民主的正當性，如何在保障言論自由的同時，提高平台監管與資訊透明度，是當代無法迴避的挑戰。
更重要的，拒絕政治冷漠，也拒絕政治狂熱。民主的韌性來自公民持續、理性的參與，盲目的信任，同樣可能使威權滲透。在開放與警覺中取得平衡，正是民主社會面對獨裁者聯盟時，最困難、也最關鍵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