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庫記者許詩愷
圖/香港獨立媒體網提供
站在刀鋒上的平衡｜一名香港16歲抗爭者專訪（上）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一名香港16歲抗爭者專訪（下）
7月1日凌晨，再過幾個小時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2周年升旗典禮，阿邦（化名）一早便和朋友抵達立法會周遭，此刻的他們深知在6月9日、6月12日兩次大規模驅離後，警方隨時有可能動武，流血已是必然之事，卻沒預測到當天群眾將攻入立法會大樓。 回憶起七一事件，阿邦直言： 「我感覺那天是個轉捩點，從反惡法到對政府整體的不信任，焦點一直在轉移，已經無法回頭，更不能放棄，很多人擔心這次若失敗，再沒有下一次機會。」 |
盯著不斷跳出更新的社群網站而失眠，天色漸光開始整理行囊，告知或瞞著親友今日又將趕赴街頭。抵達現場不需受指揮，自行和路人就地取材造防線，或待在中後方負責傳遞資訊和物資，目標是杯葛政府運作，讓警力疲於奔命，最後守到不得不離開為止，向一期一會的夥伴約好下次再見，一個都不能少。
示威者形容這是「Be Water」，它源於李小龍的武學理念：不拘形式如水流動，進時以柔克剛，退可包容萬物。這股蔓延全港的大浪尚無盡頭，浪花下甚至包含了許多未成年中學生，阿邦也是其中一人，上萬顆平凡水滴中的一份子。
阿邦家住新界，父母皆受過高等教育並關心社會議題，才在讀小學時，家人已帶他見識2014年香港學界大罷課，以及雨傘運動期間的佔領現場。這個夏天他原本有留學計畫，有很多記者怕聊下去會離題的少年煩惱或夢想，但今年七月至今，他卻幾乎每場集會無役不與。
六月集會多在香港島和政府行政區，但七月開始往各市區遍地開花後，示威者逐日和警方進行巷戰。
留守前線的群眾多半會在成功拖延警方後撤退，更換衣物或丟棄抗爭工具，並將「齊上齊落」做為Be Water原則。
我們和阿邦相約台北某個捷運站出口，握完手，開門見山問他台灣行的感想，阿邦回答「去了你們笑說都是觀光客的地方啊，昨日剛和朋友去九份、基隆，風景很漂亮。」
當天全台豔陽高照，香港則遇上薇帕颱風襲擊，近千人仍頂著暴雨聚齊東區裁判法院外，聲援28日被政府控告《暴動罪》的44名示威者，阿邦身穿足球衣，步伐比台灣人緊湊，卻沒有本地成年人的厭世之氣，我們遠遠便猜中那是他，他和目前最年輕的被告者同齡，只有16歲。
對阿邦這一代年輕人而言，雨傘運動、銅鑼灣書店事件、議員參選人遭取消選舉資格、已當選的民主派議員被褫奪職位，這些新聞伴隨他們成長。
縱然同儕間也有不少人和政治保持距離，但抗爭規模連日提升，阿邦發現他們慢慢理解到自己無法置身事外，憤怒的原因當然不只針對逃犯條例，而是背後更龐大的壓迫，諸如香港的言論自由、選舉自由、司法自由不斷受北京干涉、警方濫權執法、縱容黑道攻擊市民等，一層一層鯨吞蠶食，國家機器掌控社會的效率令人防不勝防。
「在七一之前已經有三個人犧牲，那天每個人應該都有了受傷的心理準備，至於救義士（註1）那件事不是害怕輿論，他們四個人自行做出決定，只是大家覺得不忍心，所以去救。」阿邦在立法會外守到接近12點才離開，從此站上前線，選擇Be water。
註1：七一攻佔立法會當天，警方宣告將在晚間12點後清場，但仍有4名示威者自願留在議場內，強調他們不怕犧牲，但在最後時限前，百餘名已離開立法會大樓的群眾突然返回議場，強行扛著4人離開，並向媒體回答「害怕以後再也見不到他們，大家決定一起上來救人，一起走。」 |
緊接著屯門、九龍、上水、沙田，截稿前再蔓延至元朗、上環、旺角、黃大仙，香港全境幾乎只剩郊區未籠罩烽火，連穿著拖鞋的街坊鄰居都出面阻擋警力進入社區，警方持續開火驅逐群眾，他們聽來卻像宣告馬拉松起跑的鳴槍，原先維持守勢的群眾開始對政府反擊，從六月百萬人遊行演變到七月衝擊立法會、包圍各區警署，逼這位少年不得不早熟。
阿邦的「普通話」非常好，口音不似記者近日接觸的香港成年人濃厚，還會主動把粵語用詞改成台灣話，但每提及衝突現場，他總會先停頓幾秒，仔細思索措辭再開口，一來是香港政府持續強硬控告示威者，目前超過180人遭逮捕，他們不方便透露太多特徵，同時也擔心敘述得太詳細會嚇到台灣讀者。
所有社會運動皆如此，群眾對抗掌權者的同時必須不斷向外界溝通，注意風向，否則隨時可能遭輿論反噬，除非「共同敵人」龐大到難以忽視，或者出現不顧一切的「義士」以肉身喚起關注，雙方站在刀鋒尖端達成恐怖平衡，文攻武嚇互不退讓，如同阿邦形容「已經無法回頭。」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調查，目前有高達70.3%市民不滿政府表現，遠超出雨傘運動期間的最高值50.8%，至於香港回歸前五年最高僅19%；這份民調作業時間為7月17日到19日，而14日晚間，警方在沙田區遊行後進入新城山商場無差別攻擊群眾，阿邦也在現場。
香港警方在六月下旬一度減少使用武力，七一立法會事件後則開始迅速加強鎮壓力道。
除了以簡易防護阻擋警方推進外，目前也有部分示威者在包圍警署時主動用磚頭反擊，或放火設置防線。
「要去沙田車站一定會經過商場，如果商場沒有報警，依法來說警察不能進去，而且很多人，包含一般市民都只是路過，或正要離開了，但警察卻包圍他們，接著直接開始攻擊。」阿邦親眼所見，進入7月後警方提升武力，群眾被迫同步加強反抗，每個禮拜的衝突越演越烈，月底又發生元朗黑道事件，市民對警方濫權、政府失能的印象合而為一，將警察視為只顧維護政權，罔顧市民安危的打手。
問阿邦自認是勇武派嗎？他反駁：「胡椒水、催淚彈射過來的時候不會區分你是誰啊。」
阿邦解釋，前線參與者看起來大多在17到25歲之間，只是因為他們相對比較沒有包袱，現場也有不少長者挺身而出，重點是「不忍心」，大家覺得一定要做些事，每個人的狀況不同，在各區守護連儂牆（標語牆），在機場靜坐集會，其實都一樣，不是外界所想像，示威者明顯分成「勇武」或「和理非」兩派那麼複雜。
沒有大型集會的平日，阿邦經常上街貼文宣、發傳單，多次有路人給予鼓勵，提醒他們注意安全，也會遇到同樣在自發性進行宣傳的夥伴，有餐廳主動請沒錢的學生吃飯，一般市民在車站裡留下地鐵票，甚至在衝突外圍提供義務載送，他像突然想起兒時回憶般，笑著說「我媽之前看到有年輕人買了一大袋頭盔，就塞給他500元。」
「這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各有各做。」阿邦強調。
7月14日沙田區遊行後，警方圍堵、攻擊進入新城市商場的示威者，甚至波及了一般民眾。
7月1日佔領立法會前夕，聚集大門外的上千名示威者。
大人們可能認為雨傘運動失敗了，結束後群眾開始分裂，社會氛圍越來越黯淡，但它依然是下一代年輕人的啟蒙。對阿邦來說，那只是一個過程，沒有事情能一帆風順，市民只能不斷參與，繼續做下去，像鐘擺一樣，上次結果不好，他們現在學會了be water，學會團結。
當外界，尤其是台灣人隔海聲援時，很容易將自身處境投射在香港人身上，阿邦反問：「團結是一種成長嗎？我覺得『成長』不應和『願意抗爭』劃上等號，這畢竟不是我們想見到的處境，成長原本應是每個人各自的私事。」
「群眾的內部矛盾還是存在，我們只是搭著同一班列車，往同一個方向前進，每個人可能有各自想下車的地方，那是每個人的自由，但列車仍在行進，行進間沒辦法跳車，我們必須先一起度過某段路程。」阿邦說他在網路上看到這段話，印象很深刻，想跟我們分享。
當下我們差點忘記他才16歲。
阿邦擔心留下線索會遭秋後算帳，只讓我們拍攝這張掩蓋後的香港身份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