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庫記者許詩愷
圖/香港獨立媒體網提供
站在刀鋒上的平衡｜一名香港16歲抗爭者專訪（上）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一名香港16歲抗爭者專訪（下）
7月1日凌晨，再過幾個小時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2周年升旗典禮，阿邦（化名）一早便和朋友抵達立法會周遭，此刻的他們已深知在6月9日、6月12日兩次大規模驅離後，警方隨時有可能動武，流血已是必然之事，卻沒預測到當天群眾將攻入立法會大樓。 回憶起七一事件，阿邦直言： 「我感覺那天是個轉捩點，從反惡法到對政府整體的不信任，焦點一直在轉移，已經無法回頭，更不能放棄，很多人擔心這次若失敗，再沒有下一次機會。」 |
促成Be Water的上萬水滴只是一群認為「生於亂世，有種責任」的平凡人，而平凡有平凡的意義。當近千名港人在法院外頂著颱風暴雨聲援44名被控《暴動罪》的示威者時，我們聯繫上一名剛好來台，在這之前幾乎每週參加抗爭的香港中學生阿邦，談談他的所見所聞。
阿邦坦承，最初上街主要是擔心修法將影響香港的司法和人權自由，也對警察過度執法感到憤怒。
「之前的口號是『沒有暴動，只有暴政』，但大約兩三個禮拜前吧，開始聽到有人在街上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我突然很強烈意識到自己是香港人，這個運動已經進入到另一個地步。」
我們在採訪前一天才首次通電話，一個陌生的台灣媒體問阿邦是否願意接受採訪？如何看待七月後越來越激烈的警民衝突？心中為何湧出如此強烈的反抗意識？沒想到他馬上答應。
阿邦今年16歲，回頭計算一下，他在2003年出生，當時的香港是什麼樣子？
香港政府研擬修訂《香港基本法》第23條，其條文大略如下「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
這是1997年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香港人第一次大規模感受到極權伺機而動的恐懼，認為條文過度模糊、嚴苛，有侵犯人權和言論自由的疑慮。
「七一回歸日遊行」該年號召50萬人上街，從此成為香港市民、民主派、社運團體一年一度的大集會，至於民調部份，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也首次測得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意度超越30%，最後各界齊力成功阻擋修法。
經歷警方武力鎮壓、抗爭者自殺明志後，6月16日的集會號稱有兩百萬人上街。
反送中抗爭至今已有五名抗爭者自殺明志，圖為群眾替其中一名犧牲者梁凌傑設置的簡易靈堂。
「除了政治之外，還有資源分配的問題，像我爸爸有個朋友，他的小孩和我差不多大，剛出生時開始申請公共房屋，到現在十幾歲了，還是等不到。」阿邦不諱言，修訂《逃犯條例》只是激發民怨的最後一根稻草，在這之前民生問題累積已久。
中國政治管控、中國人來港影響當地生活，這是阿邦言談間反覆提到的兩項關鍵字，訪問像在走迷宮，我們繞了好幾個轉角仍找不到出口，因為在香港討論任何議題的過程皆難以避開「中國因素」一詞，它藏在迷宮深處的潘朵拉寶盒裡，一打開就會引發無止境論戰，但若硬要忽略它，反倒是失了地氣。
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今年二月直言，香港回歸至今共103萬中國人取得赴港單程證（註1），另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資料，香港人口22年內暴增97萬，而2018年間有42,300名中國人持單程證入港定居，佔全港人口增加率61%。
再加上2013年之前引起民怨的雙非問題（註2），中國因素普遍被當代香港青年視為高房價、醫療資源遭擠壓、生活水準低下的原罪，同時也是標靶。
註1：60年代許多中國難民因飢荒逃入香港，形成自二次大戰、國共內戰後第三波移民潮，1982年港英政府和中國達成協議，開始每日發送75份赴港定居的許可證，1995年名額增至每日150人，香港回歸後則改以「依親」等名義進行辦理，由於申請人定居香港後將註銷中國身份證證，因此被俗稱「單程證」，李家超表示，實際上每日持單程證來港者平均約120人，未達上限。 註2：雙非意指「父母皆非香港居民，但在港出生獲得公民權的嬰兒」，2003年至2012年間，香港共誕生了20萬雙非兒童，而全港新生兒為28萬，雙非便佔了近七成，且父母可以此申請單程證，香港政府在2013年下令遏止該現象。 |
從其他數字來看，2002年共638萬中國人赴港旅遊，2003年起北京當局開放一般人民申請港澳自由行，於是該數字不斷飆升，光2018一年便高達5103萬名中國旅客赴港，佔全港旅客數近八成，其中更有3113萬單日來回的「不過夜旅客」，他們多被香港市民稱作水貨客，集團式搜購奶粉、電子產品、香菸等高價物回中國販賣，影響緊鄰廣東的新界居民生活，並引發了一連串抗議，包含今年7月14日的「光復上水」行動。
阿邦小時候就住上水，當天他同樣在現場見識了警方用武力驅離遊行群眾，我們眼前這名過度早熟的香港少年，就是在各種矛盾中走入青春期。
政府支持者指出「內地人」觀光促進消費，移民更帶來勞動力，不得撕裂民族情感；反對派則認為「中國人」改變香港原貌，加速破壞原本已嚴重失衡的經濟結構，民生問題演變為文化衝突，最後只能藉由政治手段爆發。
除了常見的防毒面具、頭盔等裝備外，仍有許多陸續願意站上前線的群眾純粹以肉身抵抗。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反對警方濫權執法等訴求皆未獲得政府正面回應，導致抗爭層級逐步演變為「要求真普選」。
至於阿邦，他自陳從小就意識到香港和中國有很多差異，但「最大的問題還是真普選」，上街想爭取的目標很簡單，新移民並非原罪，而是政府有無妥善配套。
阿邦進一步解釋：「我感覺回歸之後，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本土意識反而越來越強，也包含在香港長大的新移民，因為大家都對目前的管治方式不滿。應該實踐《基本法》由香港人自己選出具公信力的政府，為人民服務，不分人種，保留中西合璧，有包容性又自由的文化。」
「那為什麼我們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而不是『世代革命』？因為這和年齡、階級沒有關係，重點是大家要認同為了香港爭取下一個時代。」阿邦強調。
「很多老年人很難過，覺得年輕人的生活如此受壓抑，還要被警察打，還有一些以前不關心政治的人，像我有個表親原本比較冷漠，他們這次都願意出來，只要願意面對的話，就是走上了這段路，但我另一個表哥的父母就反對抗議，希望之後可以影響到他們。」
再順勢追問阿邦如何預測未來發展，因為在採訪當天，香港市民正醞釀8月5日要展開全港罷工、罷課、罷市，網路文宣寫著「讓前線手足先休息，孩子們辛苦了，換母親來罷，換父親來罷，換理性派出來聲援。」
他停頓許久擠不出話，只說難以猜想，沒有心力思考：「香港最大的敵人可能不是中共，可能是自己人，未來只能繼續堅持不受傷、不被捕、不割蓆（切割）、不譴責、不篤灰（告密），繼續向前走。」
7月1日佔領立法會時，示威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徽上噴漆抗議。
像七一事件當晚，有攻入立法會的示威者宣讀了《香港人抗爭宣言》，那份文件就是由網友草擬，網民們互相轉貼、推文，最後傳到前線人員手中。
阿邦說明，很多人會把有無大台（領導組織）這件事當做和雨傘運動的差別，其實各有優缺，大台可能缺乏機動性，或領導者和群眾意見分歧，現在雖然沒有明顯的帶頭組織，還是有各種小組自發性規劃行動，在網路或現場提出，再交由群眾各自決定怎麼走，這種模式也可能會讓抗爭無法更長期延續。
「但我相信，每個關注抗爭的香港人，這段時間都哭過。」阿邦坦承自己一直被快速惡化的局勢嚇到，每個禮拜都發生不同的狀況，每當關注度慢慢降低，警方就會趁機更強力鎮壓，反而再度引起民怨，元朗黑道襲擊民眾，警方卻輕放他們，大力拘捕示威者就是個例子。
如果真有一天，香港警方下定決心開真槍，甚至解放軍入城鎮壓，阿邦認為群眾也不會撤退。
「到這個地步，很多學生已經不再害怕，要死一起死。」
你之後有何打算？當然是繼續上街
他說：「已經無法回頭，更不能放棄，很多人擔心這次若失敗，再沒有下一次機會。」
五分鐘通話、一個半小時訪問，迅速的告別後，阿邦返港第二天，幫我們牽線的台灣友人傳來這張他再度前往現場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