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耕雨讀

晴耕雨讀|庶民的反抗–衝撞與凝聚:綠色小組口述訪談集 導讀

文 / 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 口述歷史小組   陳世宏

1986年10月,「綠色小組」成立,創始成員王智章、傅島、李三沖三人,他們扛著簡易的電子攝影機(ENG)拍攝、記錄當下的社會運動,透過非正式管道發行錄影帶,散播社運訊息,用事實真相顛覆當時老三台電視新聞的官方說法,是1987年解嚴前後比較有代表性的「小眾媒體」。工作幾年下來,累積了超過1,500支,3,000多小時的錄影帶,在工作室堆積成一堵牆。(按:配圖前言01)

這是我們透過一般資料所了解的綠色小組。綠色小組活躍的年代,是台灣解嚴前後,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個領域天翻地覆的階段,它幾乎介入當時所有的社會運動,也是一個所謂的「小眾媒體」,既紀錄運動,本身也成為運動的一環,影響並改變了當時傳播界的生態,甚至社會運動本身,其實是一個複雜的觀察和研究的對象。不過,這也是一個過時的、幾乎被遺忘的傳播現象。他們絕少談論自己,很少接受訪問,不爭搶歷史的解釋。但30年過去了,成員之間感情彌堅,與社運界交情仍屬深厚,還有,他們始終守護著一批當年事件現場第一手的記錄,當成全民的資產,歷史的檔案,努力維護,認真整理,等著大家來重新認識自己的鄉土和家園。

礙於所學所聞,我只以政治史的角度切入。(各位看倌等著看內文吧!)從1977年底中壢事件到1979年底高雄事件之間,可稱為「美麗島政團時期」的反對運動,台灣群眾反抗國民黨體制的意志重新被喚起、凝聚,行動也越來越公開、激烈。「美麗島事件」是台灣戰後歷史上眾所公認的重大事件,甚至常常被稱為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分水嶺,是了解戰後政治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1]

但在這之前,從228事件到50年代的地下黨反抗時期,反對運動其實一直具有相當的群眾基礎。隨後的60年代,即使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控制最為嚴密,台灣民眾的反抗並沒有停止過,只是從群眾運動退縮為孤立、零星的事件,少數的異議人士如散兵游勇,在有限的政治空間參與選舉或論政,而且相關訊息總是被封鎖或扭曲。尤其因為社會結構的條件還不夠成熟,沒有足以誘發群眾參與和動員的大事件或變局 ,以致許多反抗的行動或組織,還來不及動員就被消滅。這說明了早年對抗國民黨獨裁專政的孤寂和艱辛,以及政治改革行動者必備的決心與膽識。而各個年代的反抗運動之間,其實是相連而非斷裂的。反抗不公不義,是多麼自然、樸素。

在台灣正逢外交挫敗、國際地位面臨空前挑戰的1970年代初,蔣經國開始接掌統治權,推動一系列「本土化」的政經改革。在政治上,他領導的黨組織大量吸收本土黨員,拔擢本土才俊擔任黨政要職,1972年5月的新內閣進用有史以來人數最多的台籍政治人物(共6位),包含政務委員李登輝。

蔣經國時代另外一項重要的變革,是辦理所謂的「第一屆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2]這個由外部正當性危機引發的、非常時期的改革措施,是制度的突破;很顯然的,任何一次選舉結果都不會導致政權輪替或者統治結構鬆動,但是會讓反對人士及一般人民期待有更多改變的可能,甚至願意為此採取行動,付出代價;而隨著選舉一再舉辦,起了可觀的正當化作用,並成為推動政治系統發展的動力所在。學者認為,戰後台灣選舉雖然作為早期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鞏固工具,但在實踐過程中卻創造了民主化的行動者,也形塑了各行動者的組織特性、政治偏好和策略選擇,透過內在制度變遷,逐漸地、無意間地轉化了威權政體的性質,「簡單的說,台灣的民主化是一個選舉帶動的民主化(election-driven democratization)」。[3]這項政治變遷,也帶來了讓其他社會、經濟結構得以轉變的重要契機。

另外從法制層面來看,國民黨體制就是戒嚴體制,它為了維繫政權,以戒嚴令和動員戡亂的相關法令,箝制民間的社會力量,防堵任何挑戰黨國意識形態的言論,尤其是整肅反對力量的政治結盟。但歷經美麗島事件的洗禮,黨外新生代等等反對勢力重新集結,在大量黨外雜誌和歷年選舉的操演下,終於在1986年之後成立反對黨,一舉突破黨禁,號召民眾相挺;接著政治強人病危,黨國體制逐漸瓦解,被迫宣布解嚴,自立救濟社會運動蠢蠢欲動,最後「動員戡亂」結束,其他的新聞管制、言論封鎖、思想叛亂、黑名單政策,有如骨牌一一倒下,這是一個時代的大變局,是台灣的關鍵年代。

當年綠色小組的成員們,來自島嶼四方的偏鄉底層,走過封閉、威權、苦悶的舊時代,感染了潛藏、燜燒的反抗氣息,陸續走入廣泛的反對運動陣營之中。行動之中,他們如何進入社運紀錄的這條道路上?他們對自己、對環境、對歷史有什麼思考,做了什麼提問,並因此採取了怎樣的行動策略?這一整個認知和實踐的過程,假使不是由他們完成,同時間是不是也會由其他的行動者來完成呢?是勢所必然嗎?

如果是勢所必然、勢不可免,那麼他們這一群行動者,在1980年代下半葉那些關鍵的歷史過程和事件中,是否承擔了該有人承擔的責任,做了有人該做的事,成為看見並承擔時代責任的行動者?

也許我們還可以再追問:作為一般的庶民,秉持樸素的正義感,摒棄菁英的思維,區隔政商的脈絡,他們的眼光、判斷和實踐的意志與力量,是否在關鍵的時刻發揮作用,為台灣民主運動爭取到新的機會,開創了新的局面?並且因為呼應社會總體的期待,而得到人民廣泛的支持?或者如同他們輕描淡寫的「運氣不錯」、「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幫助他們走完艱辛又激越的年頭。

對照今日,意義又何在?

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簡稱「綠協」)的口述歷史訪問小組,試著從上述的問題意識出發,從今年3月底開始採訪綠色小組的元老成員們,很開放的提問,有些具體而微,有些晦暗不明,讓他們談談自己的成長經驗,走入反對運動和社運紀錄者之路的過程,他們在1986-1990年間許多關鍵事件中的作為和思考,[4]以及集體行動解散後的今日。

在綠色小組成立30年之後,這本集結4位主要成員的口述史書終於要問世了,為我們承載了許多當年的重量,也揚起了一些煙塵。限於作業時間,我們沒有錄影,也沒有紀錄片式的編輯方式,好讓他們交互對談,而只以單篇的方式個別呈現。但在他們與我們之間,可以攫獲很多記憶的片段,歡喜連結,也可以採取不同的歷史角度,謹慎切入,或者秉持個別的運動立場,加以驗證,或者運用一些理論的工具,放大檢視。但最終大家要面對的,是他們過度耗損的青春所堆砌的那一面台灣當代歷史的牆,因為無可替代,勝過千言萬語。當然也勝過口述歷史。

幸好資料帶都在,逐漸開放。他們也仍努力不懈,不改初衷。

[1] 湯志傑,〈勢不可免的衝突:從結構/過程的辯證看美麗島事件之發生〉,《台灣社會學》第13期(台北:群學出版社,2007年6月),頁91-96。
[2] 蔣介石於1972/3/20五連任總統,3/23明令第四度修正「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召集國民大會開會。依此非常母法,同年6/29公布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就在蔣經國正式組閣後一個月。該辦法與1969年的「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辦法」一樣,均屬於臨時條款授權給總統訂頒等同於「法律」的規章,並非由立法院制訂通過。
[3] 參閱林佳龍,〈地方選舉與國民黨政權的市場化—從威權鞏固到民主轉型(1946-94)〉,收錄於陳明通、鄭永年合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頁243-244。
[4] 其中有關非常重要的「鹿港反杜邦運動」一節,請參考同樣由台灣綠色小組影像記錄永續協會策劃,范綱塏先生採寫/編纂的《巨浪的起點—鹿港反杜邦運動30週年記錄文集》(台北:人間出版社,2016/9)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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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撞與凝聚:綠色小組口述訪談集
作者: 陳世宏/主編
出版社:遠景
出版日期:2016/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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