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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的生命故事:生存、生活與反抗

本文由公庫合作夥伴街報提供,文/王慧儀(實踐移工組織的行動者)、劉嘉美(記錄基層的文字苦力)

沒有人會質疑,今天我們正身處於深被全球化影響的時代,不管是求學、就業、旅遊、婚姻、定居,已不局限於原生的家鄉和國家。隨著交通、科技與資訊的日趨發達,跨越國界已越見普遍。這種便利所帶來的好處與方便,使得主流社會在歌頌全球化之時,卻忽視了全球化同時帶來連串的破壞與危機:環境的破壞、貧富懸殊的加劇、在地文化的喪失,以及對個人而言,就是傳統意義上“家”的喪失。

隨著資本的擴張和跨國游走,勞工遷移成為了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必然現象。從農村到城市地區、從第三世界國家到已發展國家尋找工作機會,已成為了勞動者為了生存,沒有選擇的選擇。

要承受離鄉背井,進入陌生、甚或充滿排他敵意的他方,其背後的驅力與欲望,同時包括了追求現代化和實現個人自主的元素。勞動者期望在出國打工的歷程上,改變他原有的階級位置和社經地位,好擺脫原來的命運。在這些勞工群體中,不乏這樣的故事:在外國打拼多年,為的是儲錢回國做點小生意或置業,又或年輕女工不想太早步進婚姻,而選擇離家擺脫家庭壓力。

在這個意義上,出國的勞動者不管是基層低技術工人,還是具學歷技術的工作者,其背後都存在著相近的推動力,促使他們或無奈或半自願地離開母國,尋找機會。對於基層低技術的勞動者,他們處於全球生產鍊的末端,那是最缺乏議價能力的位置。

 

出走為了更好的生活

Vi和其他的移工一樣出生在農民家庭,在緬甸曼德勒(Mandalay)的農村種植花生,經常需要付出昂貴的成本才能進行種植,大部分盈利都是中盤商吸收,有時碰到花生收成欠佳或市場價格崩盤就會血本無歸。農村極少工作機會,薪水也非常低,農村苦力的日薪只有馬幣四零吉,一家過著窮苦的生活。Vi家裡的田地年年欠收,加上村內的牛頭(註1) 慫恿之下,把心一狠抵押了土地,借了馬幣四千令吉還了仲介費,來到大馬霹靂州一家小型椰漿工廠工作。

來自印尼的Jo也面對相同的命運;原本在農村耕作,靠養鴨子,賣鴨蛋或一些農作物過活,可是面對養殖鴨子的飼料越來越昂貴,無法負荷種植的費用和養活家庭,只好離開到海外工作。他在泗水的家鄉有許多人都到海外,例如臺灣、香港、馬來西亞打工,而馬來西亞是眾多國家之中費用最便宜,能夠用最簡易的手續快速抵達。

馬來西亞引進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越南、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勞工,多數都是透過仲介代理公司或職業訓練中心的引介到海外工作。以印尼為例,該國的海外勞工39條例(UUNo39/2004)執行Satu Jalur Pintu(單一管道)政策,所有海外移工必須強制經過仲介或職業訓練中心才能出國工作,同時必須承擔各種仲介費,有些則須靠每個月的薪資來支付出國的貸款,換取短期的工作契約。外籍勞工必須支付的遷移費用,包括:機票、介紹費、健康檢查、簽證等各種費用,有的強制購買或透過海外國民卡(Oversea ID Card)來支付保險。許多勞工因此而被迫欠下貸款,必須透過每月領到的薪水來償還債務,造成移民工呈現被迫勞動的狀態。

另外,一些外籍勞工領著旅遊簽證前來打工,尤其是鄰近國家的勞工,例如柬埔寨、泰國以及印尼。Jo賣掉所有的鴨子也不夠錢支付仲介費,但為了養活家人,只好鋌而走險用旅遊簽證來馬,以免去仲介代理公司或職業訓練中心昂貴的費用,也無須等待漫長的時間。

 

移工貢獻長久被低估

當我們在衡量外籍勞工對本地的貢獻時,常有一種說法,就是移工的收入所得一般只能獲得法定最低工資,甚至是更低的標準,實際上以這樣的薪資不太能聘請到本地工人,但是,即使如此,若是對比移工母國的薪資水準而言,在馬來西亞的薪金已足夠應付移工在母國的支出,並以此來論證,移工和本地工人的同工不同酬是合理的。

可是,這樣的分析建基於將“生產”與“再生產”分離,那就是移工在馬來西亞工作,但消費卻發生在母國。然而,值得探討的是,這樣的假設是否合理?在柔佛巴魯的工人宿舍中,我們與工友們談起他的消費習慣,每月薪水約900令吉,扣除每月近百元的宿舍租金和水電費後,可支配的收入並不多。一位工友分享說他每月的生活費,包括食宿基本開支約花600至700令吉,他笑說手頭很緊時,只能少打電話回家,電話費也是他們不可或缺的開支之一。所幸的是,他的仲介費用已還清,不然,生活就更困迫了。

2014年我國實行最低薪資,而外籍勞工的薪資也隨著政策而調漲,似乎也能夠和本地勞工一樣賺取同等的薪資,可是外籍勞工卻必須承擔兩國的經濟壓力。這天,Vi到市鎮買智慧型手機,這是他在大馬工作將近8年後,第一次有剩餘的錢換手機。

Vi認為雖然大馬的薪水提高,但是物價卻也逐年升漲,包括母國緬甸的物價,賺到的薪水有時也不夠花費,母國的家庭依然過著借貸度日的生活。每當賺到錢,Vi就把錢寄回家讓家人買肥料、工具或田地,繼續種植。遇到市場價格好就能夠還清債務;遇到價格不好時又必須欠債。即使每個月寄錢回家,但是母國家庭的經濟依然非常不穩定,更不用說存錢買機票回家。

在柔佛新沙威硬碟工廠公司(JCY)(註2) 工作的孟加拉工人表示,自從實行900令吉的最低薪資後,卻面對變相扣薪的問題。該公司提供的夜班津貼也從原本的四令吉減少至二令吉,每年的人頭稅、以及各種費用,包括住宿費、交通費、水電費,以及在當地基本生活物價提高等,都被轉嫁到工人身上,但他們每個月卻只領取微薄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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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JCY電腦硬碟工廠員工宿舍,環境髒亂、擁擠,員工卻每個月必須付50零吉的住宿費。

移工在馬不只是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他們工資中大部分的消費基本上都在本國發生,甚至支撐起一個以移工為消費物件的基層經濟體。在發展主義的驅使下,城市以地產帶動經濟,發展專案、新型樓宇與大型商場的建造,導致地價和租金的快步上升。小商戶和攤販首當其衝,大商場建成後,本地消費確實減少了,有小店老闆直言,“沒有外勞來買東西,根本就做不下去。”傳統沖印店老闆也說,如今人人都用數碼相機,家裡也有印表機了,現在大部分的生意額都是來自移工的生意。

當地各種雜貨店、通訊店、茶餐室的主要顧客都是外籍勞工,大街小巷、公車站、夜市集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蹤影。一些店面改裝成緬甸小吃店或茶室,三不五時就可以看見緬甸勞工喝茶、聊天或觀賞緬甸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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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勞工不但是當地重要的勞動力也是消費群,支撐當地經濟。

 

求生存承擔生活風險

護照,除了是“自由”的象徵,實質上也代表了本身的議價空間,代表他們能夠自由選擇雇主和工作地點,不受契約約束。移工圈子稱這類的工人為“Free Column”,但是必須支付高達3千令吉的仲介費或代理費用以取得工作準證;另外一類則是無證勞動,印尼勞工稱為“Kosong”。無證件代表必須承擔各種風險,包括;沒有任何法律保障薪資和福利、沒有醫療照顧,而且必須面臨被員警逮捕的風險。Jo笑言,一切只能靠運氣。

印尼籍勞工相比起其他國籍勞工,多了語言的優勢,也較容易找到工作。Jo原本是在彭亨州武吉丁宜(Bukit Tinggi)的建築工地工作,但是頻頻遇到員警逮捕行動,無法安心工作。最後,在同鄉的介紹下來到了霹靂州漁村。由於地區偏遠市鎮、風險較低,即便薪水較低但是卻能享受寧靜的生活。

Jo來馬已經五年,換過幾份工作,最後選擇薪水較低卻能夠過安寧過日子的生活。

Jo來馬已經五年,換過幾份工作,最後選擇薪水較低卻能夠過安寧過日子的生活。

坊間稱無證或無護照返鄉為“後門”(pintu belakang),也就是坐船越洋到印尼棉蘭(Medan)上岸;而“前門”(pintu depan)則是經過領事館。Jo在馬工作將近5年,非常想念家中的父母和家鄉,所以希望明年能夠回到印尼。當筆者詢問是否會覺得害怕?Jo笑說,沒有辦法,這是唯一的一條路。Jo對合法管道回國的方式或程式一無所知,也沒有護照,但為了回家而只好冒險。

來自緬甸孟族的Zaw Zaw在霹靂漁村擔任漁工,來馬一年多。他失去了原有的護照後,從孟族難民辦事處申請聯合國難民身份認定以及大馬居留權。他和大部分緬甸難民一樣沒有工作準證,也經常面對員警的騷擾和逮捕。下霹靂漁民協會主席紀日海認為,如果難民沒有合法的工作權,將會面對生存問題,間接帶來治安的隱憂。

每當遇到員警逮捕行動時,同鄉或當地居民就會幫忙通風報信,大家趕快逃到港邊的沼澤地。Jo坦言,雖然鄉下比起城市風險較低,但是每年還是會碰上大逮捕行動,也有同鄉遭到逮捕。除此之外,在逃跑過程當中,如不小心也會遭遇意外受傷或生命受到威脅。8月中旬,當地一名緬甸籍難民身份的漁工為了躲避員警而跳海,最後不幸身亡。

 

社會成本誰承擔?

一位元在本國電子工廠工作的孟加拉籍工人Mohamad,他自2007年來馬工作,至今已七年,在這段時間裡,他只回家一次,那已是兩年前的事了。家庭長期被分離,數年才可見面一次,這是許多移工的寫照。Mohamad說,無法參加長女的婚禮是他最大的遺撼,他那時曾向主管申請假期回鄉,可是不被批准,結果錯過了女兒的婚禮。“她現在已有小孩了,我已是外公了!”Mohamad滿足地笑道。

除了大的社會結構,其實每個移工牽扯出是一個個他/她個人,以及他們家庭的生命故事。工作地基本是不會提供任何社會福利、醫療、養老的保障,更莫說是家庭長期分隔所做成的負面影響,如夫妻關係、子女教養等問題。這種種的再生產成本基本上是由移工和他的家庭一力承擔,這些都是沒有被計算、不被看見的社會成本。

Vi與本地女孩相戀,也育有一對雙胞胎,但是礙於法令的限制不得與外籍人士或本地人結婚,而無法獲得“合法”父親的身分。即便他們過著家庭生活,但是孩子在法律上仍屬單親家庭。最後可能因工作年限到期或雇主不再續約,而必須面臨親生骨肉分離的情況。

 

本地缺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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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州半港漁村的大部分居民已經遷移到市鎮或都市,而變得冷清;外籍勞工的進駐逐漸成為當地的主要人口之一。

經過時代變遷,霹靂州半港漁港從漁村轉變成一個小型工業區,主要以捕魚和加工業作為當地經濟主脈,而外籍勞動者是當地主要勞動力和外來人口。當地人遷離了漁村,把原本的房子轉租給外籍勞工,租金也比租給當地人來得高。

紀日海見證了當地從1980年代初從事漁工的印尼、泰國勞工,到現在的緬甸、柬埔寨、泰國勞工近二十多年的變化。由於當地加工食品業以及漁業的發展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而引進越南、尼泊爾、緬甸、孟加拉、印尼勞工,就占了當地80%的勞動力,並以緬甸勞工占大多數。這批勞動力還包括緬甸難民,無證勞工,以及領旅遊簽證來馬非法打工的柬埔寨、泰國、印尼勞工。

當地用旅遊簽證打工的柬埔寨、泰緬籍勞工,在海上20日左右,之後又回到母國再重新申請旅遊簽證進入大馬;他們成為頻密往返兩地的勞工,一天薪資60令吉至80令吉。

當地年輕一代不願選擇捕魚或工廠的工作,而遷移到都市或轉入服務業,因此出海捕魚或粗重的工作就沒有人做。原本當地女性擔任的砍魚頭工作,也逐漸由外籍女工來取代。一些修理、裝修或裝電線的零工,也變成外籍勞工兼職工作的機會。小型批發商阿喜(匿名)認為,這種苦力工作,本地人不願意做,也做不來。

由於不符合政府聘雇外籍勞工的條件,阿喜只好聘請無證勞工,對他來說聘請無證外籍勞工相對方便,不但免去各種處理文件的成本,遇到不合適工作的工人也能夠隨時替換。當筆者詢及,如果工人生病是否提供照顧時,他若有所思了一會兒說,“外勞是不會生病的”。

這背後反映的是,外籍勞工佔據我國勞動市場的重要地位,但卻長久被視為去人性化、最具彈性化(註3) ,且沒有保障的底層勞工。即使他們無處不在,但總是被視而不見。直至上月柔佛硬碟工廠連續發生罷工事件,社會才驚覺移工的怒火已發展成集體的反抗。在罷工行動中,他們動員了場內的基層工人,提出清晰的要求,不再像過去般,只能選擇逃跑或無奈接受的被動反抗。這次他們擺脫了多重制肘,公開地對抗不合理的勞動體制。他們以痛苦、疲憊、思想、夢想、反抗,交織成一幅馬來西亞移工的生命畫卷。

  • 註1:牛頭,也被稱為“Sponsor”,通常是地方上有資源與人脈的人,例如:商人、村長等。這些人在移工招募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接軌移工與外國仲介的網路,仲介經由牛頭來招募移工,而移工透過牛頭尋找出國的管道,包括準備各式檔。牛頭往往收取兩邊的費用。
  • 註2:2014年8月JCY工廠發生工人抗爭的事件,起因于不滿同鄉延誤治療而病亡,以及苛刻的工作條件。媒體普遍將這起事件歸為“外勞騷亂”,卻忽略外籍勞工針對工作環境與福利提出改善訴求的聲音。
  • 註3:國家實施親資方的策略,讓外籍勞工的福利與生產脫鉤。資方擁有相對彈性的調控權力,來決定有利於本身利益的工作條件與需求,例如:外籍勞工是短暫契約、不能自由轉換雇主、且需要做嚴格的健康檢查、不能組工會等,往往讓外籍勞工的福利與權利遭受打壓,或面對苛刻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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