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曾霈榆
2016年至2023年，獨立記者簡永達在臺灣與越南間採訪，長期跨國追蹤臺灣移工議題，以文字鮮活描繪移工赴台工作面臨的困境與危機，也深入制度層面，討論職災補償機制及跨國仲介等議題。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跨國勞動在臺灣》作者簡永達，一同回顧他的採訪歷程，同時分析台灣的移工制度，為何台灣會成為「危險之島」?仲介產業如何收取高仲介費？反觀其他國家，日韓等國又是如何引進移工？
住進第一廣場 成為移工社群的局內人
簡永達回想，最早接觸移工議題是在記者生涯的第一年，被指派至台中第一廣場撰寫移工報導，因此結下深厚緣分，許多移工常向他傾訴來台工作的狀況及挫折，促使他在往後七、八年間，持續撰寫移工相關報導。
簡永達坦言，由於先前沒有跨文化採訪的經驗，使得採訪初期十分艱辛。起初，他每個禮拜從台北搭車至第一廣場，與翻譯隨機在街頭進行採訪，發覺移工對僱主以及台灣生活都給予正面評價，讓他心裡很不踏實，因此他決定直接在當地租個小套房住下。漸漸地，他開始感受到自己成為「局內人」，許多外籍移工開始會主動和他打招呼，甚至邀請他喝茶、參加慶生派對，融入移工社群。
第一廣場 移工假日的重要休閒空間
簡永達表示，第一廣場位處台中重要交通節點，距離火車站僅幾百公尺，且鄰近宮原眼科，曾經是台中市的精華地段。但由於曾發生火災，幽靈船傳說甚囂塵上，加上台中都市發展重心往其他地方遷移，九二一大地震重創當地經濟，導致這棟大樓走向沒落。與此同時，在兩千年初期，台中開始進行許多重大建設，引進大量外籍移工，這棟沒落建築便成為移工週末聚集與消費的好去處。
「第一廣場因為是封閉建築，對很多外籍移工來講有一種安全感。」簡永達表示，大樓內除了有餐廳外，也有超市、美甲店及酒吧等等，擁有完整的商業體系，是許多移工週末從事休閒活動的重要空間。
企業缺工爭取引進 回顧台灣移工政策
台灣自1990年代引進外籍移工至今，已逾三十年，移工人數已超過七十萬，步入高齡化社會的台灣，對外籍移工的需求將越來越高。簡永達卻意識到，台灣人對移工的認識十分不足，極少機會能和他們接觸，宛如生活在平行世界中。
回顧台灣的移工政策，最早可追溯至八零年代，當時台灣經濟起飛，大量勞動人口從工業轉移至服務業，導致台灣人不願從事勞力密集產業，產業界出現缺工潮。簡永達表示，德國在二戰後因急需勞動力，曾從土耳其引進「客工」，意即將工人當作客人，給予特殊簽證，使他們無法以工作簽證歸化，後來卻發現即使取消簽證，仍無法真正將這些客工送回土耳其，衍生許多爭議。當時台灣政府擔心引進移工後，會有類似狀況發生，因此極力反對。
後來，遭逢台灣與美國斷交，外交地位節節敗退，為了鞏固政治權力，政府與許多台籍企業家合作，讓他們掌握話語權，且越來越多工廠選擇西進至中國設廠，政府在遭受多方壓力下，開放移工來台的態度逐漸軟化。1991年《就業服務法》修法後，成為引進外籍移工的基本法條，起初僅特定產業開放引用，第一年開放三千人，而後外籍移工數量加快成長，至今已超過七十萬人。
台灣成危險之島 移工網路社團「買保險」
《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跨國勞動在臺灣》書中提及，對許多移工而言，台灣是一座「危險之島」。簡永達表示，當時一位熟識的越南移工給他看了網路社團內同鄉過世及重傷的貼文，並順勢在下方留言，寫下要捐贈的金額，讓他印象深刻。那位移工更向他透漏，在同鄉社團內，一面倒認為台灣是個「危險之島」，有命過來，卻不知有沒有命可以回去，因此會在社團內互助，如若自己有一天不幸身亡，期望能有人在異鄉幫自己處理後事。「它就是一個保險業的概念。」簡永達認為，這種情誼互助的模式，也反映出國家對移工職災保障及勞動環境，存在極大問題。
簡永達從數據分析，二十年以來，外籍移工在台灣因職災失能的比例，是台灣籍藍領勞工的三倍以上，在許多專家眼中，這個數字更是被嚴重低估。由於移工的工作權及居留權綁定在僱主手中，一旦移工失去工作，就必須遣返出境，致使移工遭受不合理要求時不敢申訴，職災的狀況往往遭掩蓋。
剖析移工仲介產業 高利息營利新手段
「很多東南亞國家裡面，他們是一整個家族一起做遷移的決定。」簡永達說，移工的遷移並非像推拉理論那麼簡單。在書中，他描寫一個擁有七位小孩的越南家庭，家中會經由審慎評估，指派最可靠的家庭成員出國工作，將老大留在家中耕田，其他兄弟姊妹則至鄰近省份工作，並共同出資支付出國的中介費用。因此，移工在國外賺的錢並非僅自己獨佔，還需照顧到手足的家庭。
簡永達在2018、2019年間，曾自費至越南採訪移工的仲介產業，訪問將近三十名仲介產業內的各個角色，了解移工如何從越南農村一步步進到台灣。他發現，台灣政府會發給僱主一定配額，接著仲介機構將「工作機會」包裝成商品販賣，在整個產業鏈中，台灣端仲介抽取的仲介費最高，在5000至7000美金的高額仲介費中，有4000美金是台灣仲介索取的回扣，越南端仲介索取的費用反而不多。
近年，許多工人得知自己被收取高仲介費，且兩邊政府及國際勞工組織越來越想介入管理，使得收取高額仲介費變得困難，因此業者轉而利用假資訊或者借貸的方式，變相收取金錢。簡永達表示，業者會按照法律規定只收很低的中介費，但同時要求移工向業者經營的貸款公司借貸，需繳納高達40%的利息，由於借貸契約是在海外簽署，在台灣無法可管。
日韓移工制度大不同 ESG潮流不容忽視
簡永達接著分析日韓的移工制度，韓國與台灣引進外籍移工的時間點相近，起初和台灣相同，仰賴私人仲介，不過因衍生許多弊端，轉變為「國家對國家」的制度，由移工輸出國將移工名單放到網站上，供僱主面試。日本引進移工的時機點則較晚，中介公司為「半官方」性質，規範嚴格，勞檢頻率高，且培訓及仲介費用皆由「僱主」支付。
簡永達指出，企業的ESG將是近年的趨勢，越來越多企業要求海外供應商必須完成「人權盡職調查」，重視移工仲介費的不當收取，美國與歐盟更相繼推出許多人權法案。作為台灣經濟命脈的製造業，在移工人權治理上不容忽視，應更審慎面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