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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會的轉型正義: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

圖/fairytaleweaver

文 / 陳文珊(玉山神學院助理教授)

有鑑於前總統陳水扁第一次政權和平轉移時,過多妥協當時政治大環境,致使轉型不正義的遺毒未除,在蔡英文政府重新執政後,黨產是否解涷,蔣中正遺像的去留,228屠殺事件、白色恐怖時期人權的侵害,以及其對族群的撕裂如何加以修復,種種事涉轉型正義的議題,刻正在台灣延燒。

作為和解的使者,基督教會在二三月間也有諸多相應的活動。由天主教台北總教區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日前假濟南長老教會,所舉辦的「二二八七十週年和好禮拜」,就是台灣基督教會界願意肩負起責任促進社會復合的例證之一。

然而,回顧世界歷史,相似的錯誤總是一而再的重覆。健忘的人們之所以學不會教訓,其中一個原因是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所指明的,「每個人都想要改變世界,但無人願意改變自我」。

於是,錯的永遠是他/他們,於我/我們無涉;我/我們是絕對沒有也不會犯類似錯誤的;就算跟我/我們脫不了干係,我/我們的錯也遠沒有他/他們來得的多,不必深究檢討。

這樣的心態使得歷史究責這樁事,看起來,總是與記仇、算舊帳很像,連帶使得轉型正義往往遭譏為「得勝者的正義」。

這多少說明了<約瑟和他的兄弟們>在教會圈為何造成不小的漣漪。這第一本檢討台灣國語教會在戒嚴時期的「反共神學」與「黨國基督徒」作態的書,無奈,日前引來國語教會信徒「破壞教界和諧與合一」的攻詰。

而台語教會在回以「有真相、彼此道歉、互相赦免才會有真正的和平」之餘,卻也難免遭受市井清議,認為其對自己教會內部曾經出現的、黨國教交相賊的暗黑,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非但教會史料不肯對外公開釋出,史學家亦出於教會內家族封建機轉的牽連瓜葛,而保持沈默。

國台語教會在轉型正義的追求上,各有各的言行不一,非但使得自己難堪「正義」二字,更致令教會內的「轉型」成為天方夜譚。

所不幸的,這不是台灣特有種,而是舉世皆然的「如何面對不光彩過去」的信仰掙扎。所幸的是,台灣或可借鏡其他國家教會的信仰成長之徑,免掉不少冤枉路走。

既然教會總是脫離不了定根所在的鄉土文化,以及其傳統的神學框架,惟有條分縷析教會內外政治權力究竟是如何盤根錯結,而神學典範與聖經詮釋又犯過哪些錯誤,來合理化「與極權共舞」「同人權對著幹」的過去,方是教會對內對外追求轉型正義的不二之途。

國外己有不少研究指出,無論是在德國納粹時期,抑或是在盧安達,及波士尼亞等地區,教會常責無旁貸出面敦促復合,但卻對自己在過去政教關係中所扮演的錯綜複雜角色,說不清,也道不明。

事實上,教會在極權政體下對大規模人權侵犯的涉入,並沒有想像得那麼含糊。它往往分為三個階段:首先,從事件發生前,教會把信仰認同與族群、國家與政治認同摻和在一起,為「我們vs他們」二元的、排他的意識型態,作信仰背書,使得信徒或教會對他人的痛苦與受迫害處境,完全無感;無感到一個地步,在事件發生的當下,信徒或教會為了求自保,不是對極權暴行沈默,或否認,便是積極參與在其中;到最後,在事情發生過後,教會既便承認有份於支持迫害政體,但卻在下一刻趕忙撇清干係。

連教會洗白自己的策略,也有固定的軌跡可循。一方面,教會堂而皇之地出來,站上受害者的位置,把自己群體內的受害者敘事,以及個別零星的反抗乃至犧牲的信仰先輩的事蹟,收割據為己用,另一方面,在公開的聲明及道歉文中,拒絕清楚明確地承認自己作為信仰群體及個別信眾所犯下的具體罪衍。

這是二合一的作法,缺一不可。先得要挪用他人的故事,才能輕易地轉移大眾的注意,讓人誤認教會的受害者身分,以致於不再追究教會集體或是信徒個人的歷史罪責。

以德國為例。在二次戰後,梵蒂崗先是要求紐倫堡大審不應只考慮猶太人遭受的苦難,應一併審理對天主教會的迫害,後以「教會普世的宣教使命」為由,拒絕協助法庭列出戰犯名冊,甚至主張戰犯應獲得赦免減刑,接下來,便開始忙不迭地大肆為基督徒殉道者賜福封聖。

如果學者瓦勒(James Waller)分析的是,以上算得是教會轉移注意力的慣用手法,那麼在這之後,曾參加過希特勒青年團的教宗本篤十六世,在2006年赴奧斯維辛集中營,以德國人身分,用德語在波蘭的公開致辭,便恰恰落實了教會的推委卸責。

教宗本篤十六世絕口不提德國人民的共罪,基督教會反閃族的意識型態,天主教會在那個時期的政教關係,以及自己加入納粹的親身經驗,但卻提及二位葬身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天主教聖徒。

「人由於『拋棄天主』而為自己營造了具有毀滅性的集中營,是『人間地獄』的象徵」,殉道者修女史坦因(Edith Stein)和神父科爾貝(Maximilian Kolbe),卻是「在第二個千年末期當代虛無主義達到巔峰的見證人。」教宗為這段歷史定了調。

「教宗沒有一時半刻清楚地承認,猶太人的毀滅僅僅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反中傷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的法克思曼(Abraham Foxman)的批評,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天主教會的「國王新衣」。

回到輔仁大學教授曾慶豹所言,「台灣教會史上的一件血衣」,1970年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謝緯的車禍「意外」,以及被國台語教會長期無視的「血衣」件件!台灣教會在促進社會復和、追求「轉型正義」的同時,有必要先捫心自問幾個問題:宗教究竟該如何看待人權的價值,政教關係究竟應維持怎樣的分離又連結,教會政治該如何避免人治,如何先自行「轉型」、「正義」,以便於促進勇於反抗人權侵害的信仰文化,進而能夠靠著上帝的真道,救贖自己,如同主禱文所說的,「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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