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稿, 學運斷簡

【學運斷簡】看不見的學運: 對當前的臺灣學運史論述與相關議題的反省(一)

作者/解影

前言:本文初稿係2016年10月15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開幕演講之錄音逐字稿,原題目為〈請問,現在談的是學運嗎?對1990∼2015台灣學運史論述與議題的反省〉。在對逐字稿的文字內容做過大幅度修改後,發表於2017年4月出版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06期「左翼聲響」專題。

一、充滿斷裂、跳躍、遺忘的台灣學運史觀

現在台灣的電子媒體和網路上,大多認為2000 ∼ 2008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期間是臺灣學運、社運的黑暗期、低潮期(陳子瑜 2016年4月26日;吳學展 2015年12月27日)。而當年訪問許多位野百合學運參與者而成的《學運世代》一書,在10多年後再版時(何榮幸 2014),卻只加入了陳為廷跟林飛帆的訪問,沒有放入任何存在於野百合和太陽花之間的學運參與者,例如:當年投入反高學費運動的丁穩勝,或是至今仍在投入反核運動的崔愫欣等人。

這種斷裂、跳躍的學運歷史意識不只出現在大眾媒體,2015年中研院社會所舉辦的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的宣傳圖片(中研院社會所 2015),以非常視覺化的方式呈現了臺灣社會(甚至包括社會學界)對於臺灣學運歷史的普遍想像:從一支野百合中長出野草莓而後生出太陽花。

而在該次研討中會一篇題為〈戰後學生運動與民主憲政發展〉(郭凱迪 2015)的論文中,其對臺灣學運的歷史分期,在「自由民主浪潮下的行動(1987 ∼ 1992)」之後,緊接著就是「第二次政黨輪替後再起(2008 ∼2015)」的章節。即使不談作者對於2000 ∼ 2004年反戰、反軍購、反著作權法等跨校性學生運動事件,乃至於2005 ∼ 2008年樂生保存運動的忽略,第五節標題用的「再起」一詞,又再次顯示了臺灣社會對於學生運動的歷史想像:就算這些運動存在,其實也是不重要的!

圖1:中研院社會所「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的宣傳海報圖片。

二、既有學運史觀的侷限

但是,在野百合和野草莓之間,臺灣的學運果真只是一段空白的歷史?其實對當前的學運發展略作耙梳分析,會發現這些實踐和過去歷史的聯繫。

以2012年反旺中運動來說,這一個在太陽花學運之前、非常關鍵性的學生運動,激發並改變了學運實踐的許多可能。如果認真去追索當時「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發出的新聞稿最後列出的參與聯盟的各個學校團體,就會得出一個和前述的「一切從野草莓開始」的既定印象完全不同的學運樣貌。(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 2012年7月30日)

這些團體中的核心成員在2008年野草莓後才出現的,只有清大基進筆記跟成大零貳社。而北區的政大、師大、輔大、東吳、陽明等校的社團,其實在野草莓之前都存在了。像政大種子社在2003年就成立了,而師大人文學社、輔大黑水溝、東海人間工作坊等社團的歷史更悠久,都是從野百合時代就存在的老社團。

另外,中學生的運動團體烏鴉邦,以及2010年出現的學權小組,這兩個確實是2008年之後才出現的新團體。但這兩個團體都跟2008年之前的學運有歷史的聯繫。烏鴉邦其實跟輔大黑水溝社的幹部有關係,學權小組的成立則跟林柏儀有關係;其實林柏儀本身也是2001年第一個中學生學運團體「中學生學生權益促進會」(簡稱「學權會」)的發起人,所以學權小組、學權會兩個團體聽起來名字很像。

南區當時最重要的跨校性學運社團是行南,其「以刊物為中心」的組織運作方式也很特別。但是參與行南的團體,或是投入其中的幹部,例如莊程洋,都跟2003 ∼ 2008年間北區、中區學生運動的歷史有關係。(註1

2008 ∼ 2014年間學運的重要參與者之一魏揚,完成了一本30餘萬字的碩士論文(2016),論文裡對於從野草莓到太陽花的整個臺灣學運發展脈絡有很清楚完整的交代,裡面也呈現了這些參與團體很多都跟前野草莓有很多幽微的聯繫。所以,不論是簡單地追索某場運動的參與團體,或是認真細緻地歷史耙梳,都可以發現那種「學運空白論」的歷史觀是非常不符合史實的。

這種把野百合和野草莓之間當成空白的學運史觀,除了否認、遺忘了這段時間真實存在的學運參與者之外,更大的問題是:從這樣的歷史觀中,難以解釋臺灣學運是如何由一個從零開始的野草莓開始產生運動力量?如何發展出這麼巨大的反旺中、太陽花佔領立法院的學運力量?

最常見的一種說法就是由於馬政府執政失當失去人心所致,但就如同李丁讚、林文源在其研究80年代末期臺灣社運的論文中出色地論證:「外部控制力量鬆動了或不見了,社會內部的力量也不見得會自發地萌生」(2000:41)。國家機器乃至於國家領導者的錯誤或無能,固然是引發運動產生的原因之一,但是不能完全解釋運動的起源與發展。即使將其歸咎於更巨大的「中國因素」,但都還是從外在條件解釋學運的興起,而不是從學運內在的發展來解釋。

三、野百合因素

如果只要簡單的分析就可以發現「野百合-野草莓-太陽花」的斷裂式學運史觀的侷限,那為什麼臺灣社會輿論甚至連學界都看不到?

一句話:因為偉大的野百合學運宰制了我們對學運的想像!按照鄧丕雲的分析,野百合學運使得台灣的學運被正當化了,這是非常重要的改變;但是同時也限制了輿論對於學運的想像:學運必須發生在中正紀念堂的廣場,必須是在台北,必須是以政治議題為中心,才叫做學運。

例如:1994年「文大美術系事件」長達一個月的成功罷課。請問現在的台灣從北到南,有哪一間學校、哪一個團體有辦法搞罷課一個月而且還成功?太陽花學運的時候,很多學校都在搞「自主罷課」,但其實大家都知道那是半調子、開玩笑的,不是認真地在搞罷課,而且我相信現在臺灣沒有任何一個學校做得到。可是1994年文化大學美術系以及當時文大的學運團體就做到了!我個人覺得光是能夠做到長達一個月的成功罷課這件事情,「文大美術系事件」在台灣學運史上就應該拉到跟野百合、野草莓、太陽花一樣的地位。但目前的學運史觀對文大美術系事件幾乎是隻字不提,好像根本不存在。只有秦政德透過他的「小草藝術學院」的文創產品,替這個空前絕後的學運事件留下一點記憶。

(未完,待續)

註1:關於野草莓到反旺中之間學運團體的發展脈絡,簡要的介紹可以參考〈反旺中運動看當前的台灣學運組織〉(解影 2014),一個完整而細緻的分析則可以參考魏揚的論文(魏揚。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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