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 教室外的公民課

教室外的公民課|武漢肺炎的誠信思辨

圖 / Pascal Rey(依CC授權方式使用)

文/許全義(台中一中教師)

這次武漢肺炎,讓我們見識到很多事情的社會建構。譬如說social distancing,台灣一開始說是隔離,後來才很快接受保持社會距離這樣的公共衛生概念。

譬如說,誰得武漢肺炎?怎麼判斷?要患者身上可檢測到抗體、抗原?那要看抗體? 還是看抗原?還是看患者身上的肺泡纖維化?電機系很快發展出三十秒檢測技術,找出誰肥泡纖維化。似乎不是很受青睞。國家完全沒量產,或大量複製、輸出此技術的意思。

台灣還是很穩固的執著於sars經驗中的抗體檢測,透過PCR複製將訊號放大。而且要三次都是陰性,才算社會上可接受的未受感染。

那感染者,誰該接受醫護照顧呢?

台灣是所有感染者,都一律住負壓病房,受緊密的醫療觀察與照護。可是,英國就算是首相感染,也還要居家發高燒超過一個禮拜,才接受高強度的醫療照護。義大利似乎一開始就是不打算給七、八十歲以上的人住負壓病房。

那一種醫療照護好呢?台灣的?還是英國的: 醫療介入愈少的,才是愈好的醫療體系?

康德覺得倫理首重誠信。這次我們也透過大規模社會實驗,看到誠信的重要性。武漢肺炎,延燒全球,主要就是中國不誠信所造成的。他們遮掩、扭曲許多訊息。在統計樣態上,我們也可以很明顯看到他們不誠信。原來,他人的不誠信,就如同被病毒感染不健康一樣,也會讓我們整個世界生病。

韓國誠信了嗎?他的統計資料也很怪,成為除了中國外,唯一病情已受控制,有病態的感染者減少、逐漸萎縮的國家。他號稱自己普檢很多人。可是看其每百萬人受檢人次,還比不上香港;更不用說像丹麥了。如果韓國經驗是真的,那麼其醫療照護或許有過人之處;或許是他認定誰康復了的標準,與眾不同?

德國發展出很低的致死率。德國致死率的意思,跟台灣的一樣嗎?或是極端一點跟伊郎或義大利一樣嗎? 如果是他的醫療經驗就很值得輸出了。因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幾乎都跟台灣類似,或比台灣更糟糕的多,得病之後很難好,致死率也不低。

我們更是看到利維坦被喚醒或建構的過程。利維坦如霍布士自己所說,源於恐懼,尤其是要免於隨時被殺害的死亡恐懼,而打造的社會契約。在台灣恐懼冠狀病毒的時候,一中有老師戲稱,民進黨藉機打造了新獨裁政府。甚麼物資屬公益物資,不可當作私人財產,似乎是政府說了算。美國還可強迫企業生產呼吸器,生產醫療物資。剝奪言論自由與封城,那就更明顯了。紓困金額?紓困給誰?似乎也是政府說了算,而沒有好好審議。菲律賓不戴口罩,當街就可能被槍決。北韓據稱是用子彈當解藥了。

似乎所謂民主國家都離利維坦不遠。只要國家不傷害生命,強勢緊急,只要有效做甚麼都可以。這些社會實體的產生,跟我們發明發明、發明溫度、波以爾打造實驗室的生活方式,有甚麼不同呢?

在病毒天空下,整個世界都是我們的實驗室,社會的或自然科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