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Krissy Venosdale（依CC授權方式使用）
文／陳禹仁（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根據媒體報導，日前在社會領域課程草案審查會議上，公民科課綱大量使用疑問句的書寫方式，成為會中委員討論的焦點。最後大會決議以是否能「增進學生分析、思辨、統整、評估與批判能力」作為基準，請研修小組重新檢視調整課綱的敘寫方式。
到底要用「疑問句」還是「直述句」，雖然課審大會給了一個「增進學生分析、思辨、統整、評估與批判能力」當作判斷的基準，但是我們或許可以先分析一下「疑問句」比「直述句」好在哪裡，以及為什麼公民科課綱要採取這種跟以往都不一樣的書寫方式。
首先，我們要從與「直述句」有關的填鴨式教育開始。
「台灣教育的特徵是什麼？」
這個問題如果拿去訪問接受過台灣教育的人，十之八九應該都會回答「填鴨式教育」。不過「填鴨式教育」作為台灣學生所熟悉的字眼，其實不是台灣獨有的在地特色，在拉丁美洲也有類似的概念，叫做「囤積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
這兩個概念的相同之處，在於：
一、學生被化約為物。
二、教育被化約為存放活動。
三、教師思考並決定如何存放，學生只能被動接受。
四、教師訓話，學生聽話。
五、教師管制世界進入學生的方式。
六、在過濾後的世界中，教師無所不知，學生一無所知。
七、學生接受過濾後的世界觀，並把片面當作真實。
八、課程編撰者將自己的意識形態，植入學生的心靈之中。
在填鴨式、囤積式教育的世界中，「直述句」是基本單位，因為直述句所乘載的知識是穩固的，是確信的，是不容懷疑的，有助於教師單方向地傳授知識，建立一個不會改變的靜止世界。因此越是接受填鴨的人們，他們的世界觀越是靜止不動，越無法跟上實際不斷變動的社會。
例如仍有許多父母相信念好大學就是擁有好生活的保證，說出「國高中辛苦六年就能享受六十年」。或是仍然把自己唸書時的「熱門（賺錢）」科系，當作自己小孩現在必須要選填的第一志願。
同時這些越是接受填鴨的人們，往往越是不假思索地聽從「專家學者」的一群人。看看很多長輩在LINE群組分享的謠言，基本上就是由「權威」頒布的「直述句」所構成：冰水傷身體、小心怎樣怎樣的恐怖綁架案、無法破解的網路病毒、雞隻都打生長激素所以不要吃等等。
他們在發現這些訊息第一步都是接受，卻從來不會先質疑這些訊息的真實性，當你提出證據反駁他們，他們反而無法相信這些訊息可能有誤，而他們惱怒與回應的方式，大概也跟他們求學時代的老師如出一轍：「為什麼這樣跟長輩說話，沒大沒小。」
雖然「囤積式教育」與「填鴨式教育」有許多相同點，但是前者至少有三點跟後者不同：
首先，「囤積」與「填鴨」雖然都是存放，可是「填鴨」之「鴨」是活物，「囤積」的對象則是死物。既然是活物，就會有填的好、填的壞、填的痛苦、填的快樂的區別，這牽涉到傳統教學技術的調動。
比方說所謂的補教界名師，一方面是因為將要填入的資料整理得更好更清楚，另一方面則是會插科打渾不時有笑話穿插，讓學生開開心心地坐在那邊，主動地把嘴巴張開將飼料吃進去，成為一隻幸褔快樂的飼料鴨。而在學校，則因為某些教師填鴨的技術太差，最後只能把學生的嘴巴撬開逼他們吃進去。
過去與現在，填鴨技術好的老師往往會被視為是擁有好的教學技術，學生不會將這些老師與填鴨教育聯想在一起。但是對「囤積式教育」的批判者來說，因為採用這樣的教學方式就是把學生當成死物，所以無論是用什麼方式囤積，一律都要當做批判的對象，就連這些看似「教得好」的老師也是一樣，因為他們只是用偽裝的方式，換取學生對「囤積式教育」的認同與配合。
其次，為什麼填鴨？養鴨業者之所以填鴨，是為了要有更多且更肥美的肉可供販賣。因此「填鴨式教育」作為一種視覺上的譬喻，也是希望這些被填入知識的學生，能得到更高的分數，上更好的大學，然後未來在人力資源市場上販賣時，能有更多的收入。
「囤積式教育」無疑也有這樣的內涵，但是「banking」一詞 尚有經濟與金融的意味在，反而更符應當代對於「人才」的要求：把自己當作微型的企業，投資與債務都要好好管理，規劃自己要取得哪些能力，要在什麼階段取得相關證照與資歷，計算出所需的成本與效益為何（例如時間、分數、營隊、申請、考試、學貸、薪資等），最好轉換成清楚可見的數字跟檔案，讓投資你的人可以一目了然地「看見」你的價值。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學生一方面在被囤積，另一方面在計算這些囤積的效益為何。例如在歷史課上一邊抄筆記一邊背英文單字，或是乾脆不上音樂課而在底下計算數學題目。這意味著「囤積」比「填鴨」更進一步地規訓學生，因為「填鴨」只要乖乖被填，但是「囤積式教育」卻要求學生自己主動的「被囤積」，還要自己設法讓「囤積」囤得更有效率。
最後，就概念外部的行動者來看，「填鴨式教育」的批判者們通常只聚焦在教學方式本身，所以改革方案通常也只聚焦在如何「置換」這樣的教學方式，比方說「學思達」也好，「翻轉教育」也罷，大概都是這種思維的產物，而沒有觸及到教育體制中的不平等壓迫。
但是對「囤積式教育」的批判者Paulo Freire而言，他認為「囤積式教育」的問題不只是教學方式本身，反而它是一個壓迫社會中的縮影，壓迫者與受壓迫者的關係，是一種單方向由上到下的統治關係，就像是「囤積式教育」中教師與學生的關係一樣。而這樣的教育方式，將會維繫並再生產出壓迫社會，因為將會生產出一大群不會質疑現實、恐懼自身所擁有的自由、認為自己對公共事務無能為力，並以壓迫者的觀點來理解世界的順民。
所以他認為任何想要改革社會或從事革命的人，都不能再用這樣的方式對待他的群眾，因為就算教導再進步再具有當代人權意識的觀念，只要採取「囤積」的型態，就會讓受教者囫圇吞棗地死背，跟以往的死背沒有什麼不同，無論背得是「三民主義」還是「三代人權」，是「兩性平等」還是「多元性別」，對於受教者來說，他們只是在帶頭改革者的要求之下接受不同的東西，並沒有帶著這些概念檢視週遭的社會。
因此若延續過去的教育方式，改革者只是用「舊瓶裝新酒」，因為不僅教育的內容要更新，教學的方式也需要更新，否則舊社會將會借屍還魂，將過往、當前的壓迫關係延續下去。
如果教學方式需要更新，我們該改用什麼樣的教育方式？
針對這個問題，Freire的回答是「提問式的教育」。
在「提問式教育」所建構的世界裡，「疑問句」是基本單位，為師生之間構築一個平等的社會關係，因為教師不再從上而下地頒布確定的知識與答案，反而透過提問將教材疑問化、將日常生活疑問化、將世界疑問化。學生則是思考、反省，再提出新的問題，讓教師也不得不再重新檢視過往的認知與信念。
例如目前公民課本中提到我們應該要成為一個有權利意識並且負責任的公民。如果是填鴨＆囤積式教育，這個句子就是學生的學習終點，而這樣的公民也會成為考題中的正確答案。但是在「提問式教育」裡，教師透過提問將會成為學習的起點：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成為這樣的公民，難道小確幸的生活不好嗎？」
「如果我們每天都上班上課十幾個小時，回到家都已經呈現癱死在沙發上的狀態，為什麼還要我們成為這樣的公民？」
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一方是自己教自己的，也沒有任何一方是自己聽自己的，雙方都必須參與「提問-解惑-提問」的過程，各執教育活動中的一端，其中一端是「同時身為學生的教師」，因為學生可能會回應：「如果每個人都把自己經營好，社會不就跟著好起來了，為什麼還需要我們成為公民？」這個回應讓教師必須重新檢視自己提問所預設的答案，另外一端則是「同時身為教師的學生」，因爲別的學生可能會回答：「因為有的事情可能超過自己能處理的能力極限，例如天災發生，或是氣候變遷，或是核廢料要掩埋在哪裡，這些關係到所有人的事情就需要大家一起討論」。
教師與學生同時具有雙重身分，這種雙重身分其實就是民主社會中對於公民的基本要求：每個進入公共視野的公民，都不能自己講自己的，必須要傾聽別人的意見，也要以合理的方式說服別人接受自己的意見。因此Freire的解答並沒有任何另闢蹊徑之處，而是正面對決地要求教育民主化，這也是台灣教育場域中仍需要轉型正義的一塊，過往做得比較多的是教材內容的轉型，但是如果沒有改變教學的方式，轉型正義仍然未竟全功。
「疑問句」的書寫方式，就是企圖從教學內容上帶動教學形式改變的一種嘗試，而且這種嘗試是公民科特別需要的，因為公民科所教的知識不僅僅局限於教室之內，反而都跟日常生活中的脈絡有著緊密的結合，能夠揭露那些看似毫無疑問的日常事物。
例如「性別氣質」的概念，讓學生發現男生不一定要剛強，女生也不一定要陰柔，那些因為「娘娘腔」與「男人婆」的標籤而感到痛苦的學生，就可以有辦法反制這些建立在以往兩性架構下的說法。或是「文化霸權」的概念，會讓學生驚覺某些團體的文化往往成為社會中區分正常與否的尺度，不知不覺變成大部分人習以為常的想法，產生一種隱而不顯的壓迫。就像是將「春節」定為國定假日，大部分的人都認為這是所有人的節日，但這其實只是漢文化的節日，卻讓與此無關的原住民族也被迫跟著放假，原住民自己的節日卻不能放了。
這些課程，有助於解鎖社會中的迷思，幫助學生以批判性的眼光觀看社會中的現象，但是如果沒有透過提問來回反覆的對話（例如男人為什麼一定要站著尿尿？小男孩是天生就知道要站著尿尿嗎？他是怎麼學會尿尿的？父母在此扮演了什麼角色？除了站著尿尿之外，父母還怎麼讓小男孩像一個「男孩」），學生學到的知識終究是不具有批判性的，填鴨的結果就是無法運用在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考試完之後就忘了大部分的內容，等待下一次的重新囤積。
我想，「疑問句」的使用是朝向「提問式教育」的一個開始，如果現在又回歸到傳統「直述句」的編寫方式，雖然可能讓學生的考試內容鞏固下來，卻會讓他們脫節於越來越變動的世界之中，而這對具有批判潛力的公民科來說，將會是非常可惜的。
教室外的公民課
2018-08-14 周威同，公民領域課綱裡的「疑問句」，行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