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為什麼有些台灣電影在戲院看不到?

圖 /MiNe

文 / 管中祥

「保護國片」的議題再度引起關注,野薑花公民協會等團體發起網路連署,要求制定戲院放映國片比例 ,他們認為,「唯有透過制訂電影院廳一年中上映國片的天數,才能保障台灣國片有一定的放映空間,才能促進更多投資人支持國片產製,並讓更多台灣影視人有機會拍台灣的電影,讓我們的孩子們能看到台灣的傳奇與故事,我們不希望在我們的文化生活中,國片永遠缺席!」不過,日前媒體觀察教育基金舉辦的「我要活下去:映演比率能救國片嗎?」座談中,戲院、片商業者對此多所保留。

這其實是個爭議已久的問題,特別是台灣電影屢屢過不了戲院的「關卡」,常讓關心台灣電影產業的人感到焦慮,也會讓導演在拍片之外,費盡心力。

例如,國片《愛琳娜》上映前,導演林靖傑和戲院協商檔期,戲院卻要導演「迴避」,讓好萊塢強片能強勢上檔;終於上了院線,卻得面臨隨時可能下檔的警訊,最後導演只能勤走校園,常跑社區,希望能多拉點觀眾,讓電影可在戲院多活幾天。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已故導演楊德昌的身上。2000年備受關注的電影《一一》,除了曾在交大首映以及小型影展放映,卻不曾台灣戲院商業放映,因為楊德昌抗議片商、院線壟斷的發行體系;而1996年,張作驥導演的第一部電影作品《忠仔》一樣面臨好萊塢強勢壓境,好不容易有戲院願意放映,但卻有戲院寧把海報放在倉庫,不願張貼,甚至有觀眾依著場次表去看片,到現場突然發現已經換片上映。

即使現在,國片仍然受戲院的影響。在市場的考量下,許多六都以外的城市經常會遭片商「跳過」,他們認為非都市地區觀影人口較少,擔心賺得太少,或不符成本,自然也就不願播放。然而,這不但無法讓觀眾欣賞好片,也會讓電影失去在不同市場檢驗的機會。許多地方的民眾只能自力救濟,發起連署,號召民眾包場,才有機會看到電影。

戲院往往是觀眾能不能看到院線電影最重要的關卡,但如果上檔前就被看衰,就會先卡關,即使上了通路,票房若無法立即亮眼也可隨時下架。然而,一部作品拍的好不好?會不會賣座?導演有沒有潛力?並不該單純由片商及戲院來決定,他們或許有敏感的嗅覺、精準的分析,不過,畢竟在商言商,獲利往往是選片標準,和電影的好壞與導演的潛能未必有關。但這也透露了電影票房、電影工作者的未來、觀眾選擇,相當程度掌握在戲院/通路的手裡。

許多人以為,台灣電影陷入低潮,是因為電影不好看,是因為過去「新電影」崛起,導演們的作品雖然屢屢得到國外大獎,但過於重視藝術,忽略市場,創作者太過自嗨,忘卻觀眾看電影的目的,沒有觀眾,市場自然萎縮。或許這是台灣電影一度沈寂的原因之一,但別忘了,所謂的「市場」,並不是只有觀眾,還有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破壞」市場的,未必是導演,還可能是政府。

事實上,1983年通過的《電影法》載明了設定國片映演比例、對外國電影徵收國片輔導金等政策,無法是希望強化台灣電影的體質,讓國片有更多面對市場的機會。然而,為了加入WTO,台灣政府並未像其它國堅守「文化例外」原則,反對讓教育、電影等文化事業免於國外強勢文化的侵擾,反而在2001年自廢武功,修法刪除保護條文,這也讓台灣電影面臨更大的生存窘境。

或許有人質疑,今年國片賀歲片已在多家戲院上檔,但票房卻不若以往,為什麼不回過頭來檢討國片的品質?如何贏得市場喜好?鼓勵財團投資?其實這些都是重要的事,只是如果再好的獎勵、再厲害的電影,沒有戲院願意放映,或只是考量市場利益,那麼,這些努力會不會又像過去輔導金政策一樣付諸流水?

當然,要戲院業者在道德的壓力下,透過法規保障放映比例,對業者來說也許太過為難。如何設立機制讓戲院業者在文化價值及商業利益雙贏,或者諸如設立國民戲院、建立更多公共放映通道(如:公共媒體),恐怕是文化部要解決這個台灣電影困境必須思考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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