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香港獨立媒體
文 / 陳文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榮譽副研究員)
隨著源自中國武漢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香港特區政府公布<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禁止四人以上聚集，反送中運動的街頭示威行動暫時沈寂下來。然而，如同不少社會觀察家所預測的，目前對立抗爭局勢趨緩並不意味著反送中運動的結束，頂多只是中場休息罷了。
或許，該趁此機會，爬梳並盤點一年多來反送中運動中的性/別爭議，重新理解並框構性別平權及其處境化的解放進路，作為疫情過後台港兩地公民社會中的婦運團體相互支援串連的共識基礎。
性別與反修訂「逃犯條例」事件
反修訂「逃犯條例」事件與性別攸關，應該殆無疑義。一來，修訂「逃犯條例」的源起，是2018年二月潘曉穎來台慶祝情人節，卻在口角後，遭男友親密關係的性暴力，殺害身亡。
再者，從運動一開始，臉書、連登乃至Instagram等相關網路尚未成為反送中運動參與者主要資訊分享的平台前，便開始有大量婦女參與民陣發起的反修例示威抗議。三、四月舉辦過二次遊行，開始僅一萬二千人響應，在「送中三子」遭判刑入獄的悲情發酵下，一下子遊行人數暴增十倍，有十三萬人走上街頭。五月份，就出現了以婦女運動為主的「全港九新界離島師奶反送中大聯盟」，收集了約六千人的反對修例聲明。六月14日及七月5日更出現「香港媽媽反送中」集氣大會，有近三萬人參與聯署。到了八月，更有不少高齡婦女參與「銀髮老而不廢」活動，以「萬歲籲警 放下屠刀」為名，或至警政署、律政司及特首辦，遞交公開信，重申五大訴求，或轉為「守護孩子」成員，默默在前線守護黑衣勇武派。年青女學生翻轉了不問政治、拜金、好打扮的「港女」形象，投身在前線的抗爭活動中，或是攻入立法會，或是加入「香港之路」人鍊，或是作為醫療救護義工，或是在遊行中擔任後勤支援。
在街頭警察性暴力鏡頭在媒體瘋傳，新屋嶺遭逮捕青年遭輪姦或在警局遭剝光豬搜身的消息曝光後，女性主義社運團體隨即採取相應行動。八月「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公布「反送中運動的性暴力經驗調查」，證實性暴力被用來當作壓制社會抗爭的武器。28日由多個團體組成的「平等機會婦女聯席會」隨即發起了「反送中#MeToo集會」，有三萬人在遮打花園聚集，強烈要求追究警察濫權施暴。
更別忘了的是，在整個運動過程中，首位榮任特首的女性林鄭月娥，非但堅持不撤回條例，更巧妙地運用自己的女性/母親形象，在鏡頭前泫然欲涕，說自己先生抱怨她「賣身給了香港」，並宣稱「不願一時縱容而要『子女』他日後悔」。
父權革命或女權時代之爭
然而，在香港婦女運動圈中，反送中運動的性別定位，猶在爭議中。縱使新一代的香港民主女神像被送上了獅子山頭，究竟這場發展年餘的社會運動是否標示了「香港女權主義者時代的來臨」，抑或是「另一場很男性、父權的社會革命」，引發不少唇槍舌戰。
爭議的起點，源自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何式凝八月份《南華早報》的訪談。何式凝在天水圍包圍警局事件後，受到網民攻擊，先後在《南華早報》、GenderITblog.org等媒體發聲，提出反送中運動是「男性化」及「父權」的主張，認為「運動中盛行的『勇武』意識型態」，以及「民主運動中的威權主義」，使得女權主義者對反送中運動中的肢體暴力、排中，和厭女問題保持沈默，變相縱容了示威著用粗口及色情網站對另一方開戰，使用如「黑警開 OT，警嫂搞 3P」、「屌林鄭老母」等文宣。
但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蔡玉萍卻反對以過度簡化的方式對反送中運動遽下斷言。依據其所做的田調顯示，這次「無大台」的反送中運動，基本上具有無領袖及無清晰權力架構的二大特性，有助於不同年齡層、不同社會階層的婦女進行多元的公共參與。參與的女性擺脫公、私領域的父權規訓，得以「做自己」並「衝破性別規範」。進一步，她根據學者Sylvia Walby對父權所下的定義「一個男性主導、壓迫及剝削女性的社會結構系統」，發展出社會運動中四個向度的父權分析架構，包括組織結構上的、政治權力的，文化再現的，以及性的男性主導。在她看來，「在無大台的情況下，女性也可以擔起領袖的角色組織網上連署、舉辦集會、靜坐、絕食等各式抗爭行動，這相對於過去香港的非婦女社會運動也是一種進步」，即便反送中運動的粗口及色情文宣不乏有性別歧視的情況，「頂多具有文化及性上的父權，且其所呈現的男性主導現象也不是一面倒的複製父權符碼。」
年輕一輩的社運工作者劉家儀去年在台灣受訪時，亦認同蔡的看法，認為反送中的無大台以及中性化的勇武裝扮，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即「無性別狀態」，令大家只看到示威者，卻沒有性別的定型或分工，有助於促進社運圈中父權文化的革新。但到了今年初，她也另文指出，整個運動與女性主義的期待還有一定的距離，縱使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婦女自主性強，有成為前線勇武派的，民間網媒記者，及醫療救護員等，或舉辦如828#ProtestToo等具性別平等意識的集會並提出相關反性暴力的訴求，不再能輕易被歸類為需要被保護的「婦孺」。
反送中運動的性別光譜
到底香港反送中運動在性別光譜上該如何定性？運動有大量婦女參與，是否可以直接等同於女性主義的「光復香港」？這些問題涉及到的，不單單是如何看待反送中運動，更涉及到社會運動理論該如何分析並理解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運動之間的關係。
如果我們接受李立峰對這次反送中運動的分析，便可以發現，持續長達一年的反送中運動有幾項特色，1)示威者的訴求很一致，聚焦在無代表性的政治制度及警察暴力，2)群眾是自主性高在高度科技輔助下進行動員的，因此採取的是無大台的運動倫理，3)縱使背景有很大的差異，但卻呈現出高度的團結，有助於運動的升級與激化。
究竟「無大台」運動中的「團結」如何超乎想像地「具有彈性」？李立峰曾舉自己在中環集會的親身經驗，非常生動地用交響樂作比喻來解釋。他說，在集會台上播放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歌曲時，下面聚集的群眾開始自發地呼起口號，原本是此起彼落節奏不一的雜音，後來漸漸合拍形成清楚地的訴求「釋放被捕人士」，形成一種「合而不同」的情況。
很顯然，「無大台」至少意味著，沒有任何特定的政治團體或運動者能夠持續代表所有的抗爭者發言。因而，反送中運動不同於以往的社會運動，不同的參與者或群體毋需對意識型態及運動策略有高度共識，基本上，只要認同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便可以在其保護傘下，各自去倡議自己的意識型態及主張。可以說，反送中運動藉由臉書、連登及Instagram等高科技媒體建構出的資訊平台，更多促成的是參與者的行動自主，而較不是內部民主協商機制，因而它在推派代表同政府談判，乃至調解內部不同意見衝突上，是有其限制的。特別當運動不再採取流水快閃的形式，而轉為需要長期固守特定據點時，如中文大學保衛戰一役，究究該如何分配資源、組織人力配置，建立校外支援者使用或裝修校園設施等互動規則時，「是否需要成立某種大台」的議題就曾經被提出。
把女性主義關切的性別議題放到這個運動脈絡中，便不難發現，要為反送中運動作單一父權定性，不僅困難，甚至失之公允。原因在於，抱持不同性別立場的人，從保守到開放，都得以自發地參與並組織調性相異的集會。反同的保守教會組織和一點粉紅(Pink Dot)同運團體，乃至色情網站(如AV01)的使用者，如同勇武與和理非，可以暫時放下分歧，為爭取一國兩制下香港法制、言論集會遊行自由，及人身安全等權利站出來，不試圖強逼不同立場的對方非得認同「自己的路線才是對的」。
父權社會中女權運動的策略選擇
在這個情況下，如果特定的性別運動者想要藉著發起並參與集會，積極倡議女性主義的理念，不是不可能。但若發起的集會不幸失敗收場，發起人無法控制現場，事後又出現網民的誤解或問責，乃至於未經查證的謠傳，就極易導致失控的運動傷害。何式凝在發起包圍天水圍警局抗議活動時，因為警察衝出警局逮捕手足，而她在結束直播後無法在現場控制局面，甚至傳出「要求手足企定定」，後來飽受批評，就是一個例證。這的確是錯誤的，也顯示一些參與者某種不包容態度，但可不可以稱之為「民主運動中的『威權主義』」？
基本上，威權主義是政治學的術語，用以指稱中央集權的權力體制透過某種壓制性手段，來控制並限制他人的自由。無大台、去中心的運動究竟如何形成中央集權的權力體制？其他示威者的誤解或問責，的確會讓人不快，但這又如何限制並控制了包括何式凝在內其他人不同意見的表達及行動？為反送中運動扣上「威權主義」的大帽子，若不是犯了範疇誤置的錯誤，便是有語意含混不清的嫌疑。
撇開反送中運動「無大台」不談，父權的概念本身在女性主義中也是意義相當分歧的。這主要是肇因於父權作為一個真正有理論解釋效益的社會學概念，無法有非歷史性的(ahistorical)、本質性(essential)的普適性(universal)定義，應該適應不同的社會處境而作修正調整。何式凝是明白這點的，所以，她才提出交叉性理論分析，認為這才應該取代單一的性別視角，作為女性主義研究的核心焦點。據此，她提出女性主義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指責運動者無視視障人士抗議交通信號燈被破壞，以及香港人反中的「種族主義」，使得對中國政府的敵意蔓延至在港工作的中國人身上，令他們開始擔心自身的安全。
運動策略當然可以討論，也己經有不少人在網媒發出反省的呼聲。但何式凝在未進一步作訪問研究的情況下，遽以認定反送中運動沒有符合女性主義的理念，這恰恰是令人不解的地方！一來，女性主義關懷倫理，不是倫理學的原則主義，是強調人是關係的存在，倫理考量需在人際親疏有別的處境下去思考，且並不一定意味著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二來，反送中運動中的女權運動者並不選擇突顯抗爭暴力或粗口等議題，很可能並不意味著，反送中運動者沒有性別意識，而是他們意識到父權壓迫在香港的處境下，至為迫切且著力最深的所在，是警察及背後的不具代表性的政治體制。這點會否恰恰如同黑人婦女運動不同於白人婦女，認為在其處境下父權壓迫的核心是種族主義，而非家庭，因而，拒絕「左膠」地團結在空洞的「姐妹情誼」旗幟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黑人家庭都沒有父權的問題，而是黑人婦女的性別平權運動作出了優先順序及策略的選擇。
一位曾經對粗口非常不能接受的前線女示威者在受訪時的回應，頗值得玩味，「我不認為這件事特別的冒犯，這是敵對的雙方對峙時的一種反應」，「況且，似乎警察比起我們更生氣。」倘若充滿性別歧視的粗口該被譴責，而粗口作為歧視性武器，需要預設父權為其背景，不只使用者的心態，連受攻擊者的回應，都應該作為性別研究的要項。顯然，更會對此作出情緒反應的警察，是否反映其更具有男性沙文主義？！更何況，比起粗口，強暴造成女性受害者的傷害更為深遠。何以一位女性主義者會選擇批評粗口，勝過譴責作為公權力的警察知法犯法強暴女示威者？！這會否是因為她欠缺對警察以性暴力作為武器的的性別研究敏感度所致？！
果然，何式凝在10月接受性別力的專訪，對反送中運動中警察性暴力，作了一個一點也不交叉性理論分析的簡單歸因。「香港警察，現在是一個無能政府的政治工具，他們被給予權力以暴制暴。性騷擾在這個大環境之下，幾乎沒有被警方重視的理由。」她並質疑#MeToo集會未必真的代表性別意識的覺醒，而不過是政治性的利用sex來建構敵我疆界。「如果你遇到警察性騷擾，大家關懷你，是真的關懷嗎？還是性，更像是政治工具？如果我們能用你的 case，去強化我們的 statement：例如警察就真是怎麼樣壞，那麼，我們是不是就透過這些事情，號召更多人加入自己的陣營？」
為什麼一個女性主義者會簡單地認為，警察性暴力，其實是出於不被警方重視，而不是警察真正「重而視之」的刻意所為？在國際女性主義研究要求聯合國相關人權文獻嚴格限制戰爭中的性暴力，並取得相當成功的結果後，何以「性作為武器」的說法，不是針對大規模的警鄉黑，反而是拿來質疑受害的反示威群眾？凡此種種讓我們不免質疑何式凝所謂的「女性主義」，究竟意味著什麼性別解放的實質內容與有效介入干預的社會運動策略。
打破社會運動理論的研究侷限
退一萬步來講，在香港長期的父權體制下，反送中運動的抗議出現粗口及色情的文化再現，一點也不稀奇。相反地，沒有這些現象才真正是奇蹟！社會運動是一種偶然性情境(contingency)，是一種介於新生狀態(nascent state)與日常制度化狀態(everyday institutional state)間的過渡階段。在「議題性的社會運動」浮現之際，傳統父權得以僅僅短期給挪用、遭抵制，或甚至被懸置，未必有足夠的動能，得以進一步轉化長期的不公平社會體制。就算運動真的得以改變既存的社會結構，別忘了，父權體制會演化，它不只有形式之別，還有壓迫程度的差異，在某個領域的父權消失或壓迫程度的減緩，往往意味著在另一個形式父權壓迫的出現。
關心性別平權的女權運動者，真正該聚焦的不是「如何為反送中運動定性」，而是更為深刻的問題，「這場長達一年的反送中運動會否有可能，在哪些層面，對香港父權文化或社會體制產生長遠的、結構性的影響」？！換個方式來說，當那些勇武的港女離開了街頭，會否因對性/別有著不同於既往的新體認，成為未來香港女權運動的生力軍，勇於去挑戰、翻轉父權體制？！
如何詳細辨視反送中運動對更大範圍父權體制的影響，進而採取女性主義運動策略，積極介入干預，預防父權的反挫，並使其正面總體效益極大化，需要引入女性主義社會運動理論的視野，並結合田野實證研究。
婦女運動之於社會運動理論
社會運動理論作為一門新興學門，從六十年代初關心社會運動，作為集體反體制行為，其背後的社會心理成因的探究，到七十年代聚焦在組織動員等相關社會控制技術的分析，近來受到女性主義社會學者的挑戰。傳統社會運動理論慣於把婦女運動(women movement)與女性主義運動(feminist movement)作切割，而對有關於抗爭政治及行動的既存假定，諸如: 劃分私領域和公領域的界限，行動主義與非行動主義，以及運動及體制的二分，是有礙於從更大範圍來觀照婦女平權運動的動態，與發展脈絡，進而無助於研擬可行的運動策略。
Laure Bereni和Anne Revillard就指出，在婦女運動的發展歷史中，母親、妻子、女兒這些看似私領域的身分，乍看之下，與公領域的政治革新無涉，但卻往往可以成為集體的身分認同，促成公領域政治的改革，例如: 天安門母親們運動。這些走出家門組織起來的婦女運動，或許出於某種傳統父權對性別角色的認知，一開始並沒有多少性別平權的意識，但行動帶來了生命的改變，最終一部分的運動者往往轉型成為女性主義運動領袖。
正因為如此，僅僅研究運動組織如何動員的社會運動理論是不夠的，它未能把整個社會脈絡，特別是「社會運動社群」(social movement community)納入研究分析的框架中，要理解如第二波的女性主義抗議風潮的出現，其實有教會婦女團契、母姐會這些常態性婦女團體的支持。
最後，社會運動理論往往把社會運動看作是體制的對立物，嚴格劃分局內人vs局外人，這樣的假定無法分析體制內的改革，並論述體制內的改革如何得以與體制外的社會運動相結盟。但在體制內的婦女雖然某種程度順應父權政治的遊戲規則，但也可以儘可能地回應女性主義社運的訴求，裡應外合，促成結構性的轉變。
小結
倘若我們果真正視婦女平權運動的歷史發展，視其為典範性的社會運動，便會發現，這次的香港反送中運動恰恰可以作為一個女權運動時代革命的起點。女性主義運動者不應與眾多師奶、媽媽、銀髮族的割蓆，相反地，應該藉此機會與更大的婦女社會運動社群連結。透過將街頭運動的動能，轉為落區深耕，經營像教會婦女團契、女同學會等組織，以及各種與婦女相關的美容、美髮等行業工會，方可以將性別意識覺醒的種子深植在社會各個階層。猶有甚者，女權運動者應該鼓勵婦女透過選舉，進入立法會，結合政府體制內同情反送中運動、具性別意識的公務員，要求修法，建立議席性別配額制度(台灣所謂的「三分之一婦女保障名額」)，並賦予1996年成立的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如同國家人權委員會一般，實質調查政府歧視或性暴力案件的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