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時光會客室

【燦爛時光會客室】第429集|移工、原民加死刑 《八尺門》導演:用故事對抗權威

文/洪育增

台劇《八尺門的辯護人》頗受好評,影集出自同名小說,作家唐福睿榮獲鏡文學百萬影視小說大獎首獎後,得到各界投資開拍電視劇,由唐福睿負責編、導。

這部集結移工、原住民族群、台灣遠洋漁業、廢死等多項議題的劇集,為何會吸大眾的目光?導演為什麼要拍攝如此具爭議性的劇集? 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唐福睿分享創作的歷程與想法。

「又複雜又邊緣」的題材和生命經驗有關

《八尺門的辯護人》以基隆八尺門滅門血案故事為主軸,交織出不同種族、階級的問題與難關,並探死刑與司法正義。主持人管中祥直指:「這是既複雜又邊緣」的題材,並好奇唐福睿為何創作此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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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福睿說,每個人在不同的分類上都可能會是「少數」並有多種身分的交織,例如,主角佟寶駒是律師也都市原住民,就是這是社會現實,也是故事的開始,

唐福睿是中正法律系、輔大法研所畢業,在法學院待了將近9年的時間,再經歷5年的律師生活,他發現自己看待事物的觀點受法律侷限,自然會想寫與法律有關的故事。他自嘲:「法律人蠻自負的,喜歡挑戰別人沒做過的事。」過去,台灣較 少創作法律與人權的故事,雖然有人寫與「死刑」有關的作品,但唐福睿覺得若能加入族群元素切入會更看頭。

「法律不只是法律,也不只在法庭,他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有關。」這讓在他在創作時不斷思考,一個人究竟經歷了什麼事情,才會讓他殺人。唐福睿引用佟寶駒作結辯時的台詞指出,法庭上的每個人都是「幸運」的人才能坐在這裡討論要不要判人死刑,但諷刺的是,法庭內裡的法律人對死刑犯的背景大多一無所知,又有什麼資格判人死刑?

大量閱讀與田野調查刻畫故事   一手訪談資訊更讓人物立體鮮明

故事參考湯英伸事件以及基隆八尺門都市原住民的經歷,再加上多起台灣海上遠洋漁業喋血事件,為什麼要選這些事件當作背景?唐福睿表示,一開始構思故事決定採用「死刑」與「族群」兩大元素,直接聯想到台灣史上最著名的原住民死刑案–湯英伸。該案發生於1986年,鄒族原住民湯英伸不滿遭漢人雇主強迫勞動,憤而殺害雇主一家,後遭判死刑引起社會議論與民間團體救援。

「研究的時候我在想,30多年前湯英伸事件擺到現在會是什麼景況?」唐福睿隨著自身的提問逐步發展故事雛形,並與長期關注的遠洋漁業議題、移工議題等串接一起。為了求真,他大量閱讀論文、《人間雜誌》,以及紀實攝影師關曉榮的《八尺門一再現2%的希望與奮鬥》,並走進田野,瞭解漁工在船上的工作、勞動、工時以及職業傷害,甚至研究遠洋漁業的捕魚方法,更立體地建構劇中人物。

唐福睿也多次到劇中場景基隆海濱社區觀察及感受,他認為田野調查不一定要找人聊天,有時候是感受當地的氛圍與細節也很重要,例如地上為什麼有垃圾?為什麼有一塊小農地耕種野菜?社區的鄰里資源與關係又是如何?他也與劇中人物處境類似的對象進行訪談,有位曾參與遠洋漁業的阿美族人最令他印象深刻,「過去閱讀到很多虐待漁工的事情,知道船長跟船員的關係,但沒有聽到一個人跟你講,船長一上船會不分青紅皂白先給船員一巴掌。」這位族人的親身經歷讓他十分震撼。

除了寫實的故事,角色的衝突與矛盾也是焦點。管中祥認為佟寶駒的人物設定很有趣,是一個極力迴避族群身份、跳脫原有階級的都市原住民,但又被設定要為弱勢者辯護,不斷地返回原鄉,而跟族人之間的關係既遠又近。

佟寶駒的設定貼合唐福睿所認識的現實,不少都市原住民不會說族語或選擇隱藏族群身分,但面對主流社會對族群認同的關心與期待倍感壓力。唐福睿坦言自己確實把佟放在一個較痛苦的位置,塑造充滿矛盾的角色。

弱者與弱者之間擦出不同火花   階級之分導致局面不同

劇中的弱弱相殘、弱弱相助的場面帶出整部劇的矛盾與糾結。唐福睿表示,這並非一開始的設定,而是故事自然鋪排而成。他從人的本性出發,像是看護工莉娜對失聯移工阿布的憐憫,連船長鄭峰群對阿布的態度也不都是高高在上,這都是常人情感的真實現象。

「不是說這人很虛偽,而是『態度的轉變』其實源自於回歸現實。」唐福睿認為任何人都有多樣的面向,以鄭峰群為例,鄭在陸地上與船上完全是截然不同的情況,尤其海上工作高壓、長工時,若未順利捕到魚獲也會有壓力。而當鄭面對一群語言不同的漁工時,為了要求他們把事情作好,往往會施予壓力與暴力,但唐福睿也說,這是錯誤的作法,不過,也不會所有船東都是如此。

管中祥認為,整部劇的「階級」元素相當好看,連劇中的興趣與運動類型也階級分明,像是原住民打棒球、法律人打籃球、移工踢足球、有錢有權的法律人打麻將等。

唐福睿笑稱自己並沒有意料到此狀況,上述設定也非為了呈現階級差異。以佟寶駒為例,小說裡佟原本喜好棒球,但有次遭教練訓斥:「原住民不打棒球要幹嘛?」憤而決定放棄棒球改打籃球,反而形成對比。不過,唐福睿認為娛樂沒有高低之分,只是因應劇中生活環境進行設定,才讓人物有不同的娛樂。

語言考驗劇本   劇本潛台詞提問考驗觀眾

《八尺門的辯護人》中有不同族群,戲裡各種母語交錯,但演員的表現卻十分流暢,是如何準備?唐福睿表示,當初設定劇中人物要用母語表達,開拍前一個月便邀請專業老師訓練,盡可能讓演員快速進入狀況。不僅劇中的印尼人莉娜與蘇普里安托由台灣演員飾演,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學習,即使是飾演警察的蘇達本身是鄒族原住民,也一樣要學習阿美族語。唐福睿指出,語言的使用跟權力相關,對什麼人說話?用哪一種語言?本身有很微妙的距離拿捏,這樣的關係不易在小說呈現,因此更要在電視劇中展現張力。

故事中有一段與廢死相關的笑話:廢死聯盟曾經做過一項民意調查,台灣有七成民眾對司法公平性缺乏信心,七成五認為台灣法律保障有權有勢的人,將近八成的人認為窮人比有錢人更容易判死刑,但是有八成五的民眾支持死刑。

唐福睿笑說,當時看到這個數據也覺得很荒謬,但卻突顯出某種現實,他想問觀眾:「如果我們覺得司法有誤,為什麼還對死刑有信心?」他說,如同劇中出現的台詞「給群眾想要的,他們就會忘記他們應得的」,人有情感與理智兩層面,即便理智層面知道該相信什麼,但是情感層面卻總是喜歡別的,戲裡的法務部長陳令秋,本身也是理智與情感相當矛盾的人,最後理智戰勝情感,讓他做出不同決策。

爭議性事件作為大眾文本   不僅是影視娛樂更是溝通媒介

唐福睿前一部作品《童話·世界》談的是權勢性侵,為什麼想把爭議事件寫進大眾文本?「我期待有一天看過《八尺門的辯護人》的觀眾,可以回頭想想對於特定議題與族群的想像有沒有不足的地方。」他說,讓觀眾有更多思考,便是大眾文本的力量。

這樣做不擔心被「炎上」或影響銷量?小說是獨立創作,後來要拍成電視劇,就會有較多的考慮。但唐福睿說,創作者一定有自己的立場,如果擔心得罪他人,創作肯定無法精準,要講出有意義的故事,也許會得罪人,雖然需要更大的勇氣,但他認為只要小心處理即可,該說的還是要說,這樣社會才能逐漸進步。

唐福睿身兼律師、小說家、導演與編劇等身份,哪一種角色較好發揮?他苦笑地回答這些角色都是很苦的工作,都有不同的壓力,但自己在寫作稍有天份,「編劇」雖然痛苦,但相對舒服。「當律師你只能關注個案,你經手處理的都是個案,你或許可以透過個案改變整個環境與價值,但是最終仍要回歸一個問題,就是『你的當事人需要什麼?』」他認為故事創作正好不同,可以更全面地思考各個角色的立場與態度,即便是劇中船公司老闆洪振雄所說的每一句話,也並非句句錯誤。

「故事更容易走入人群,對所有人更親近,很容易變成對話起點,也更容易取得共識。」唐福睿認為藉由訴說故事走入人群、站在權威者的對立面,也能讓更多人對於人權等議題更有共識,若能如此,「權威」就更要謙卑地回應民眾需求。

至於會不會有第二季?唐福睿笑稱僅能以政客式說法回應:「不排除各種可能性!」他坦言自己深愛故事本身與各個角色,假使第二季故事內容不夠好,或許將故事停留在第一季更有意義,無論第二季推進與否,他都需要更多時間沉澱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