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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金策與1990年代的台灣左翼媒體: 《群眾》雜誌及《群眾之聲》電台(四)

1994年8月1日的行政院前的「801反抄台抗爭」遊行,起因於當年7月30日全台14家地下電台被新聞局抄台,群眾之聲於兩天後的週一發動遊行抗爭,爆發警民衝突,當天站在指揮車上的指揮就是撰文的林恕暉。

文 / 林恕暉

作者按:2014年318反服貿佔領立法院運動,反中的國族意識、反自由貿易的階級意識大舉宣揚,徹底摧毀國民黨政府執政基礎,使國民黨在2014年底地方選舉、2016年初總統與立委選舉接連大敗,但在民進黨執政之後,台灣的社運、左翼運動如何往前走?成為許多人思考的問題。台灣在1980年至90年代也發生過類似的政治變局,社運、學運進入狂飆期,1990年3月的中正廟學運也促使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社運、學運人士的投入,當時也在台灣興起一波左翼運動浪潮,作者希望藉著引介、反省二十多年前台灣的這波左翼運動歷史,透過反省與歷史分析,作為當今社運工作者、左翼運動者推動反資本主義、反帝國霸權運動的借鏡。(本文同步刊登於《傳播、文化與政治》)

張金策與1990年代的台灣左翼媒體: 《群眾》雜誌及《群眾之聲》電台()()()()()(

1994年4月《群眾》在台大城鄉所畢業的林正修建議下,與台大城鄉所師生共同參與國民黨中央黨部古蹟保護運動,藉以凸顯黨國威權體制、佔用日產為黨產問題,並主導4月11日凌晨國民黨中央黨部古蹟拆除抗爭事件,當天凌晨紅磚樓等舊建物遭國民黨拆除時,民眾輪番Call in地下電台《台灣之聲》,號召三百多輛計程車司機到場,在《群眾》成員林正修等人帶領下,象徵黨國威權的中正紀念堂、國民黨中央黨部、臺北市黨部遭破壞(林正修訪談紀錄,2016年6月22日;林治平、丁穩勝訪談紀錄,2016年6月20日),參與其中的《群眾》以4月號「411中央黨部拆除事件專刊」報導(群眾雜誌社,1994),張金策、林正修也被依違反集會遊行法起訴(民生報,1994年10月30日),此事件後,張金策認為:

電台傳播效率佳,雜誌經營不易且效果有限,因此決定讓《群眾》停刊,轉型成立《群眾之聲》電台(張金策訪談紀錄,2016年2月27日)。

國民黨中央黨部舊建築拆除抗爭事件後,國府新聞局與檢調單位於4月21日清晨「取締」《台灣之聲》並沒收機具。檢警認為許榮棋涉嫌利用《台灣之聲》涉案,警方也依違反集會遊行法把張金策、許榮棋、林正修等人函移地檢署偵辦(劉開元,1994),顯示《群眾》主導抗爭、透過《台灣之聲》動員,國府則透過新聞局、檢警發動421抄台行動,這也是1993年起地下電台風起雲湧後,國府第一次取締地下電台,但當時《群眾》的情況並未受到檢警、媒體注意,相關媒體報導均無《群眾》字眼。

林正修於訪談時表明,由於411抗爭當晚張金策並不在現場,他是實際站在指揮車上的指揮者(林正修訪談紀錄,2016年6月22日),但《群眾》因頻頻參與抗爭,在國家機器透過司法鎮壓下,也使多位《群眾》成員因集會遊行法等遭起訴,透過輪番避風頭等方式因應,也影響《群眾》後續的抗爭行動參與能量。

不過,「中央黨部抗爭事件」展現強大的動員力,加上《群眾》成員自1993年也陸續參加《全民電台》、《綠色和平》等地下電台節目,親身體驗當時電台風潮,張金策、黃泰山、林正修等人因此決定將雜誌轉型為電台,當時因張俊宏有意參加首次台灣省長選舉民進黨提名初選作業(彭威晶,1994年5月26日),在國府掌握主流媒體下,張金策積極遊說張俊宏籌設電台,擴增宣傳管道,張俊宏也同意募款成立電台作為競選之用,由張金策擔任台長,並協助自國外進口廣播電台機具(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張素真訪談紀錄,2016年4月15日),以FM92.7頻道成立《群眾之聲》電台,由於張金策、黃泰山、張素真、康惟壤、林正修等人均已熟悉街頭演講主持,也有眾多參與地下電台節目經驗、台語流利,鍾維達也回電台主持助陣,《群眾之聲》迅速竄紅,call in經常滿線。張俊宏於民進黨內省長初選落敗後,未要求張金策返還機具(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張素真訪談,2016年4月15日;康惟壤訪談,2016年2月17日)。

黑白照為搶救中央黨部舊建築抗爭連署攤

分析《群眾之聲》電台成立的原因,必須回顧1990年代的媒體環境,當時雖已開放報禁,但廣電媒體仍由國府主導掌握,1980年代雖有綠色小組等錄影帶販售、地下有線播映系統(第四台)等異議媒體,但1989年至1993年國府積極查緝、鎮壓下,營運被壓制(馮建三,1995),除了報刊、雜誌平面媒體外,在電子媒體部分仍遭壓制,《全民電台》、《台灣之聲》地下電台1993年發展出Call in節目討論議題,使得人民只要透過低成本的電話聯繫,無需透過書寫、被編輯台篩選,即可匿名表達意見,在國府長期壟斷媒體資源下,地下電台Call in節目迅速成為匯集人民不滿的出口。

其次,廣電媒體的營運門檻較高,除國家掌控電波管理外,電台需一定資金成立營運,而中小功率電台成本相對較低,僅數十萬至數百萬元。《群眾》因張金策的資源、人脈而募得電台設備後,初期靠選舉募款維持,雜誌每期印刷、發行都需要經費,但電台營運所需資金遠比雜誌社少,只有房租、人員維持費用,原本巡迴演講會的閱聽眾,也能透過電台收聽《群眾》演講者的言論,使電台營運比雜誌社順利(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張金策的黨外運動經歷、累積的人脈資源,是《群眾之聲》跨越電台初期營運門檻的主因。

再者,《群眾》雜誌營運時,透過以台語街頭「喊街」、演講會訓練內部成員,使多數成員都具備一定程度的福佬話即席演說能力,《群眾之聲》成立後,相關成員立即轉型為電台節目主持人而竄紅,黃泰山、鍾維達等主持人於地下電台風行時,他們搭計程車,「上車一開口,司機就認出我是誰」(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鍾維達訪談,2015年9月20日),豐富的台語演說、論述能力,在黨外運動、批判國民黨政府的路徑下,《群眾之聲》以台語為主要語言,針對閩南語族群、中下階層者為主要聽眾的策略,加入批判國民黨、財團的論述,成為當時主要民間異議媒體之一。

尤其,《台灣之聲》在1994年4月、7月兩次遭取締而難以播音,《群眾之聲》的強力批判國民黨、財團論述,迅速取代《台灣之聲》位置,成為激進派代表,在台北地區同屬民進黨陣營的《綠色和平》、《寶島新聲》則相對較為溫和,都固定支持群,《台灣國》以台灣獨立為主張,也有一定支持者。地下電台聽眾也都會透過在各電台之間轉換,尋覓適合想聽的電台節目(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鍾維達訪談紀錄,2015年9月20日)。

學者馮建三於1994年主持地下電台調查也顯示,《群眾之聲》主持人、聽眾是當時地下電台中使用福佬話比例最高者(馮建三,1995),顯示《群眾之聲》主持人也經常使用福佬話為播音語言,主要是由於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三家無線電視台限制福佬話、客語等節目播出比例,使大眾傳播媒體使用福佬話比例偏低,地下電台的政論、Call in節目卻開放民眾使用福佬話等語言討論議題,特別是《群眾之聲》主持群的演講會、街頭演講歷練豐富,黃泰山、康惟壤等主持人更能使用福佬話的俗語討論議題,也影響聽眾使用福佬話進行討論。

《群眾之聲》節目多半使用福佬話,影響所及,部分學生社團幹部以生澀的福佬話討論議題時,聽眾還會Call in表明,聽不懂該學生的話語(江仁傑訪談紀錄,2016年7月15日)。《群眾之聲》也因此特別開闢特定時段給使用國語、客語的主持人。不過,當時的民進黨支持者、台獨運動人士也多半使用福佬話作為溝通語言,加上主持人對時政批判力強,使用福佬話比例高的《群眾之聲》外觀呈現較激進色彩,吸引部分民進黨、台獨支持者的聽眾,黃泰山、張金策等受歡迎主持人節目由於Call in滿線,也籌辦聽友會,邀請聽眾到電台聚會(應靜海訪談記錄,2016年10月6日)。但《群眾之聲》並不主張台獨,仍延續《群眾》反國民黨與財團壟斷的「工農小市民」階級意識宣傳的政治路線。

《群眾》雜誌轉為《群眾之聲》電台,雖與當時傳播環境變革有關,但成員對媒體轉型有高度共識,也更能透過聽友會經營屬於自己的、非民進黨的組織,加上張金策競選活動,密集舉辦演講會、街頭演講宣傳,搭配參與多項社區、社運抗爭,使組織財務規模、人員迅速擴充數倍,參與的學運幹部達上百人,加上張金策的宜蘭礁溪同鄉、聽友會成員、友好的基層黨工,合計經常性參與成員約兩百人(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鍾維達訪談紀錄,2015年9月20日),也顯示《群眾》從傳統黨外雜誌轉型為地下電台,是依循政黨「機關報」方式轉換,《群眾》與《群眾之聲》是朝向準政黨發展的政治團體。

捌、張金策參選省議員與801抗爭事件

1994年4月11日數百輛計程車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抗爭後,4月21日國府首度發動新聞局與警力取締《台灣之聲》、並沒收機具,但4月22日數百輛全民計程車則到立法院請願,要求開放牌照、聲援《台灣之聲》,此時《群眾之聲》、《綠色和平》、《寶島新聲》等反國民黨的電台陸續開播,地下電台紛紛設立,國府為壓制反對聲浪,先於7月22日拘捕許榮棋,7月30日凌晨由新聞局與警方發動全台取締地下電台行動,包括《群眾之聲》在內的全國共14家地下電台遭「抄台」(林維娟,1994年7月31日)。
1994年7月30日,《群眾之聲》電台當時設在三重區重新路四段97號的國際星鑽大樓內,負責《群眾之聲》電台機電維護的黃國良指出:

警察離開後,我到電台查看受損情況時,發現警察只搬走一些音響、控制盤設備,損失不大,電台內重要的1200瓦發射器,仍舊完整鎖在電台十樓的小房間內,這台機器發射的電波,宜蘭、桃園、新竹都聽得到,我清點後,發現抄台損失不多,我立刻去找替代品,當天下午就恢復播音,經過這次經驗,後來發射器都放在隱密的地方,後來幾次的抄台,這台最重要的發射器都沒被搬走,電台因此都能很快恢復發聲(黃國良訪談, 2016年4月6日)。

《群眾之聲》1994年7月30日週六清晨被警方包圍抄台時,徐文路、吳靜如等電台人員在電台一度關門抵抗,但大門遭警方突破後,在擔心機具被破壞、避免人員被入罪考量下,並未激烈阻擋員警進入。《群眾之聲》負責人張金策與工作人員簡淑慧、張素真在電台外被警方打傷,《群眾之聲》等多家地下電台召開記者會,聯合聲明譴責警方使用暴力,張金策當時頭部被打傷、包著繃帶,衣服血跡斑斑(陳珮琦、謝素娟,1994年7月30日)。

由於只被沒收麥克風等零星設備,《群眾之聲》7月30日下午就恢復播音(黃國良訪談紀錄,2016年4月6日),並開放聽眾Call in表達對政府的不滿,《群眾之聲》也決定8月1日週一上午到行政院抗議,並透過電台宣傳。許多聽眾、主持人也都呼籲民眾參與,其中一名主持人還喊出「大家把家私帶好,一起去行政院抗議」等言詞,講的很衝、很強硬,使部分成員擔心會發生衝突、壓力很大(康惟壤訪談紀錄,2016年2月17日;張素真訪談紀錄,2016年4月15日)。

8月1日一早抗議隊伍自立法院出發後,隨即在行政院前方的忠孝東路聚集抗議,警方則在行政院大門內列陣,由於張金策因被打傷、無法持麥克風指揮,張素真、林重謨擔心現場混亂,只講幾句話就下場,林恕暉成為持麥克風發言指揮者(張素真訪談紀錄,2016年4月15日),抗議隊伍繞行行政院時,由於忠孝東路正進行捷運板南線工程,板模、石塊等雜物堆放道路中,部分抗議者與警方叫罵衝突,行政院、新聞局、警政署部分窗戶被砸破,軍方主導的華視新聞採訪車與人員被抗議者批為「抓耙仔」、「告密者」,記者、駕駛遭趕出車後,車輛被翻倒,隨即起火燃燒(民視新聞,1994;林治平、丁穩勝訪談紀錄,2016年6月20日)。

當抗議隊伍前導車繞行行政院外圍回到忠孝東路時,警方隊伍衝出行政院大門展開驅離、逮捕行動,導致指揮車玻璃被砸毀、麥克風線被拉斷,引發警民衝突,數十人受傷送醫,並有十多人路過者被捕(民視新聞,1994),但當時被捕者都不是《群眾之聲》成員,事後多不起訴或無罪等,另有十餘人被依違反集會遊行法、公共危險罪起訴、判刑,則是事後警方依據蒐證影片移送檢方,檢方起訴書也呈現相關情況(臺北地方法院,1994;許文龍訪談紀錄,2015年10月4日)。

警方對張金策、林恕暉等人發佈801專刊通緝,《聯合報》等媒體也大量以「八‧一街頭暴力事件」、「四波攻勢打帶跑 街頭首見硫酸彈」等形容801反抄台抗爭遊行(雷顯威,1994),以合理化警方的驅離、逮捕行動,並將抗爭標籤為「暴力」、「滋事」,聯合報等媒體更引述自警方說法指「群眾之聲電台附近的一處工地,搜獲一箱二十四瓶汽油彈」等,暗示《群眾之聲》計畫暴力攻擊政府,並以「警方決嚴懲暴徒 追究唆使者」(陳一雄,1994年8月2日)為標題批評801抗爭。國民黨政府也刻意擴大對《群眾之聲》的負面宣傳,8月3日新聞局科員張台安遭人殺傷,國民黨文工會刻意發表聲明指責「暴徒的兇殘惡行已嚴重破壞社會的安定秩序,其罪大惡極已到了國人共憤的地步」,但事後警方發現張台安被殺傷是因私事賭債糾紛導致(雷鳴、陳嘉寧、陳東旭,1994年9月9日),也呈現國民黨政府對地下電台的壓迫情況。

在此情況下,張金策、林恕暉等人在友人家躲避警方追緝,《群眾之聲》則由許文龍、王志郎、簡淑慧等處理電台事務、繼續播音,但由於發動抗爭事件,在警方通緝、媒體大量報導「總指揮張金策 緝捕首要目標」(范立達,1994)等內容下,也讓《群眾之聲》、張金策聲名大噪,吸引許多主張台獨、激進人士的支持,張金策在警方追緝期間時曾現身《群眾之聲》播音一次,但直到一個月後檢方起訴,張金策、林恕暉等人才恢復省議員競選、電台工作。(許文龍訪談紀錄,2015年10月4日;張金策訪談紀錄,2016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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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開始噴水、準備驅離。

民眾撿拾忠孝東路上的捷運板南線工地木條、石塊反擊,警方後退。

行政院前捷運工地與參加抗爭的群眾

當時由軍方控制的華視採訪車較晚到場,被抗爭者認為是蒐證用的抓耙仔(告密者),採訪車遭翻倒,起火燃燒。

警方盾牌陣集結,展開大規模驅離。

 

警方盾牌陣推進,抗爭者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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