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稿, 獨媒

張金策與1990年代的台灣左翼媒體: 《群眾》雜誌及《群眾之聲》電台(一)

文 / 林恕暉

作者按:2014年318反服貿佔領立法院運動,反中的國族意識、反自由貿易的階級意識大舉宣揚,徹底摧毀國民黨政府執政基礎,使國民黨在2014年底地方選舉、2016年初總統與立委選舉接連大敗,但在民進黨執政之後,台灣的社運、左翼運動如何往前走?成為許多人思考的問題。台灣在1980年至90年代也發生過類似的政治變局,社運、學運進入狂飆期,1990年3月的中正廟學運也促使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社運、學運人士的投入,當時也在台灣興起一波左翼運動浪潮,作者希望藉著引介、反省二十多年前台灣的這波左翼運動歷史,透過反省與歷史分析,作為當今社運工作者、左翼運動者推動反資本主義、反帝國霸權運動的借鏡。(本文同步刊登於《傳播、文化與政治》)

張金策與1990年代的台灣左翼媒體: 《群眾》雜誌及《群眾之聲》電台()()()()()(

《本文摘要》

《群眾》雜誌(1993年3月-1994年4月)與《群眾之聲》電台(1994年6月~1998年12月)是二十世紀最後一波的台灣異議與左翼媒體。本研究深度訪談該媒體的創辦人張金策等成員,將該波傳播與政治活動的緣起,向前推至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及其後續發展。張金策任職宜蘭礁溪鄉長任內遭到司法迫害,1977年從台灣潛逃至美國後,與海外台灣留學生、僑胞社群的左翼思潮發生互動,漸次走向階級意識更為濃厚的的社會與政治運動,透過反核、環保與勞工等訴求的抗爭,確立其台灣「工農小市民」運動的路線,《群眾》與《群眾之聲》也就先後扮演準階級政黨媒體的角色。相對於1994年台灣省長、北高市長選舉時,台灣出現的中國與台灣民族意識之激烈對抗,《群眾之聲》的階級色彩另具強烈特徵,為此集結的人群也達高峰。惟在台灣首次總統民選在1996年登場,象徵地理與國家機器的認同強度與凸顯程度,如同很多「正常國家」的發展軌跡,已經使得階級認同大舉褪色,資產階級的民主及國家意識取得了文化領導權,張金策等人所希望凸顯的左翼路線陷入低潮,儘管《群眾》與《群眾之聲》銷聲匿跡,但已影響台灣左翼運動的發展。

壹、前言

張金策在1990年代先後創辦的《群眾》雜誌與《群眾之聲》是當時台灣對普羅大眾發聲的左翼媒體,作者蒐集史料、進行訪談,試圖為其軌跡與成績,留存紀錄,彌補當今台灣新聞傳播發展史與左翼相關研究之空缺。

作者曾於1994年《群眾》雜誌任職編輯、撰稿,並曾於《群眾之聲》電台工作、擔任張金策隨身秘書,長期直接參與《群眾》運作。出於前述經歷,本研究遂能透過長期直接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納入二手資料的研讀,蒐集、彙整與判別資料。

在深度訪談部分,本研究訪談包括:《群眾》雜誌、《群眾之聲》創辦人張金策等二十餘人(詳見附錄:訪談人員名單),以及《群眾》成員曾助選的陳婉真,張金策因病旅居美國加州,研究者特於2016年2月由台灣前往美國訪談張金策。

研究者並以《群眾》雜誌上、下兩集全套13期合訂本,及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的「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資料庫」所保存的《海外政論》、《台灣天地》檔案為研究之文本,進行論述分析。並蒐集《群眾》雜誌相關人員之官方記錄、私人記錄,並蒐集《聯合知識庫》、《中央通訊社》自1992至1998年有關《群眾》雜誌及張金策之報導資料比對。研究者於《群眾》雜誌任職後,曾撰寫部分回憶文章,相關文本也作為研究之用。《群眾之聲》資料因年代已久,電台庫存資料已遭毀損,無法取得文本下,以深度訪談取代。

本研究也試圖透過對《群眾》研究,追尋張金策等人於近代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脈絡,並藉由整理《群眾》的歷史經驗,並以Gramsci的文化領導權、陣地戰理論,釐清台灣左翼運動面臨的問題。

貳、1990年代之前的張金策:從台灣到美國

張金策在1943年出身於宜蘭縣礁溪鄉的黨外政治家族,1972年擊敗國民黨對手當選礁溪鄉長,但任職一年半即遭國府以貪污為由起訴、停職,並判刑10年,直到1998年才獲判無罪定讞(張金策訪談記錄,2016年2月27日),張金策並受康寧祥、張俊宏邀請出任《臺灣政論》副總編輯,直到1975年12月27日發行五期的《臺灣政論》被國府查禁停刊。受李萬居《公論報》的從政、辦報、組黨模式影響,形成張金策黨外運動的參政、辦刊物、發展組織的政治架構。張金策參與台籍政治人物集結的《臺灣政論》,即為張金策的黨外運動政治實踐路徑出發點。

本文作者林恕暉與張金策合影。

在國府以司法判決使張金策面臨入獄危機下,張金策決定於1977年5月偷渡赴美,張金策受訪時指出:

1977年初,國際特赦組織人員告知我,美國國會將舉辦台灣人權聽證會,我認為機不可失,因此決定冒險偷渡、到美國華盛頓參加聽證會,我當時與前嘉義縣議員吳銘輝自宜蘭大溪漁港一起搭漁船出海,到日本沖繩縣嶼那國島外海跳船,並游泳至與那國島上岸,在國際特赦組織成員林邁爾(梅心怡)的協助下,取得美國國會人權聽證會的邀請信函、難民護照等證件後,獲得日本境管單位的諒解,自東京搭機赴美,並在美國的人權組織成員王能祥的安排下,於1977年6月14日出席美國國會的台灣人權聽證會。(張金策訪談紀錄,2016年2月27日)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簡稱台獨聯盟)請張金策擔任宣傳部長,張金策於1977年7月至1979年在北美為台獨聯盟巡迴演講,卻經常遭《台灣時代》的左翼人士質疑挑戰,開啟張金策向左轉的歷程。張金策指出:

我在加拿大多倫多演講時,認識《台灣時代》的左雄,左雄也介紹左翼人士蘇英明、蘇建明(鄭節)、林宏欽、陳正宗、陳高明、王俊明等人,並因此認識鍾維達、高成炎等人。我也開始參與蘇英明、蘇建明(鄭節)、陳正宗等人在林宏欽家舉辦的讀書會,1979年7月我認為左派才能改造台灣,因此決定宣布退出右派的台獨聯盟。(張金策訪談紀錄,2016年2月27日)

史明回憶錄(2016)提及1970年代「保釣」前後情況時指出:

中共加入聯合國(1971年)及「保釣」前後,台獨聯盟雖然盟員遍及美洲各地,但其運動因台灣獨立思想武裝不夠,卻遭「中共派」(林孝信)及「台灣時代派」(左雄)攻擊而無法抵抗。(史明,2016,頁545)

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後,1981年2月張金策結合《台灣時代》等部分左翼人士成立《海外政論》刊物,由張金策主導發行,《海外政論》每期印刷約兩、三千份,都是透過台灣同鄉組織名冊免費寄送,由台灣同鄉捐錢贊助相關花費(張金策訪談紀錄,2016年2月27日),《海外政論》透過社會主義觀點看待台灣內外問題,成為張金策第一個左翼路線的組織、宣傳實踐工作,雜誌的取名也呈現《台灣政論》的延續性,凸顯其與台灣黨外運動的連結。

《海外政論》於1984年1至7月曾停刊7個月,直到1984年8月第14期復刊,主因是美國聯邦調查局一度跟蹤調查張金策與其妻子,張因此轉赴德州,投靠鍾維達、高成炎等人,鍾維達是台大機械系畢業,1977年到美國德州留學,3年後取得機械碩士學位,卻因參與海外台灣民主運動、被列為黑名單無法回台,直到解嚴後、1987年國府才同意鍾維達返回台灣,1989年受邀進入勞工運動支援會(勞工陣線前身)擔任組織部主任,也是日後《群眾》雜誌社的社長。(鍾維達訪談紀錄,2015年9月20日)

《海外政論》發行至1984年12月停刊,共發行16期,張金策指出:

停刊原因是因為,部分左派人士認為《海外政論》應該是為右派刊物,展現「革命的自由主義」立場,才能與右派台獨聯盟鬥爭,凸顯獨盟的落後性,因此《海外政論》不應該左傾。但另一些左派人士認為,《海外政論》也應左傾,才能與右傾的台獨聯盟進行思想鬥爭,兩派爭論不下,我認為左傾的《海外政論》已完成過渡性任務,因此決定《海外政論》停刊(張金策訪談紀錄,2016年 2月27日)。

1981年至1984年時,《海外政論》仍深受左雄等《台灣時代》左翼人士的影響,但1985年張金策將《海外政論》停刊,也呈現張金策決定擺脫《台灣時代》的影響,另起爐灶,對於《海外政論》停刊後情況,張金策說:

我當時決定自休士頓開車到舊金山沿途拜訪台灣同鄉,討論台灣左派的發展策略,在沿途拜訪友人,回到美國東岸後,我找許文龍、陳高明、陳榮慶等人組織讀書會,討論左派理論,1985年10月再辦《台灣天地》刊物,主要是這個讀書會成員、鍾維達及部分台灣左翼人士的捐助支持。其中許文龍、陳高明出力甚多(張金策訪談紀錄,2016年2月27日)。

許文龍日後返台,也成為《群眾》雜誌、《群眾之聲》主要成員之一。許文龍為台北工專畢業,是來自桃園中壢的客家人,1977年赴美留學,為Wayne State University電機暨資訊工程博士,曾任紐約曼哈頓學院電機系助理教授,返台後因曾列黑名單,無法返回母校任教,轉任中華大學資工系暨生物資訊系教授,《群眾》、《群眾之聲》營運時,許文龍常利用課餘時間參與其中。

面對與《台灣時代》之間的糾葛關係,《台灣天地》第2期刊出〈台灣時代社何處去〉(李清峰,1985),一方面肯定《台灣時代》對台灣社會主義革命與理論的貢獻,但對於左派組織的機關誌《台灣時代》中止三年多,文內直指台灣時代社在「刊物宣傳此一基本工作的欠缺實踐表現」。此一說法也隱含籌設《台灣天地》的目的—建立左派組織與其機關刊物—的企圖心,不同於《台灣時代》成員停頓了左翼宣傳與組織發展,呈現張金策等人亟欲透過《台灣天地》發展左翼運動的具體實踐。

張金策等人在《台灣天地》仍貫徹在黨外運動、海外台獨運動發展左翼運動的策略,並且此向台灣同鄉募款營運,對於左雄與張金策等人的路線差異,《群眾》主要幹部黃泰山認為:

左雄的《台灣時代》當時認為,台灣民族民主革命應該是二階段,類似蘇聯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模式,依照列寧主張,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由台獨運動推翻封建的國民黨,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當時風起雲湧的國會全面改選、台獨運動都被他們設定為資產階級革命,高成炎、施信民都屬於這一派,比較傾向台獨。但張金策、鍾維達等人認為,台灣應該直接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在推翻國民黨的同時,無產階級應與資產階級聯合,由無產階級取得主導權,「一次革命」成功,也就是所謂的一階段論,比較像中國共產黨當年主張與國民黨聯合、共同推翻中國封建制度的情況,類似毛澤東對新民主革命的看法(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

黃泰山的說法呈現張金策領導的《台灣天地》「一次革命論」路線,與《台灣時代》左雄等人的「二階段革命論」路線的巨大差異,也顯示張金策認為應由台灣工農聯合取得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文化領導權,推翻國民黨統治,左翼不應等待國民黨被推翻後,再推社會主義革命運動。

不過黃泰山指出,1980至1990年代時,海外左翼對支持左雄「二階段論」者較多,也就是認為先推翻國民黨再說,對於張金策等認為應由無產階級主導者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階段論」,人數較少,僅《台灣天地》的張金策等人(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左翼人士當時對一階段論與二階段論之間的糾葛,也呈現1980年代左翼運動者面臨一切以「反抗國民黨」為黨外運動主要目標時,左翼運動企圖掌握黨外運動論述主導權、卻難以衝出重圍的處境。

《台灣天地》雙月刊共持續發行一年多,1986年底出版第7期後停刊,張金策說:

原本1987年仍計畫要出版,但經費欠缺,無力支撐,只好停刊,停刊後仍定期舉辦讀書會,與海外留學生持續接觸(張金策訪談紀錄,2016年2月28日)。

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推測因海外台僑強烈關注、財務支援台灣島內民進黨,間接導致海外刊物《台灣天地》缺乏財務支撐、停刊。

前面兩人康惟壤(右)、王文祥(左),宣傳車上拿賣克風者為鍾維達,左側要上車者為黃泰山

國府於1987年7月宣布解除戒嚴,被列入黑名單、取消回台加簽的鍾維達於解嚴後立即嘗試申請返台探親,是《台灣天地》成員首先返台者(鍾維達訪談紀錄,2015年9月20日),鍾維達自美國西部的洛杉磯返台定居之前,也曾特別到當時住在美國東部的紐澤西洲與張金策、許文龍等人見面、商議(許文龍訪談紀錄,2015年10月4日)。

1989年中,鍾維達接受台灣勞工運動支援會(台灣勞工陣線前身)賴勁麟的邀請,擔任勞支會組織部主任,參與工運、社運活動,並加入主張台獨、支持黨外運動的「新青年社」,參與黨外運動、反國民黨運動、工人運動組織。

海外留學返台的左翼人士返台時,民進黨已占黨外運動主導位置,也握有眾多社會運動資源、工具,左翼組織者多憑藉在海外留學資歷、人際網路進入,熟悉台灣黨外運動政治、社會脈絡,進而發展左翼組織。同時期的工運人士鄭村棋等人也進入民進黨台北縣長尤清主政台北縣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中心,從事勞工運動工作(吳永毅,2014),這顯示進入民進黨相關人士的外部組織,進而爭取運動主導權,是當時左翼運動者資源考量下的決定。

賴勁麟與勞支會總幹事簡錫堦當時隸屬民進黨新潮流系統,鍾維達也曾受邀加入新潮流,鍾未同意(鍾維達訪談紀錄,2015年9月20日),1989年王志郎結束留美學業返台時,鍾維達介紹王志郎進入環保聯盟組織部任職。

1990年9月鍾維達參與台灣長老教會的基督教城鄉宣教運動(URM)活動時,結識剛自台大哲學系畢業的黃泰山,黃泰山也是新青年社成員,就讀台大哲學系期間讀《資本論》而有左翼思想,也常參與環保聯盟活動,兩人於1990年8月一起到日本、美國、加拿大的參加URM高級班三個多月課程訓練,在鍾維達引介下,黃泰山前往紐澤西州與張金策見面,與張金策建立合作關係。(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

1990年3月中正廟學運,也帶動多所大學的學生運動發展、接觸左翼思潮,部分學運學生也投入左翼運動。黃泰山9月自美返台後,接辦「新青年社」的機關刊物《台灣青年》編輯工作,除自行撰稿外,也邀請張金策以「王火獅」等筆名以社會主義、左翼觀點撰寫多篇政經分析文章,引發各校學運社團爭相傳閱,黃泰山也因此成為學運圈知名人物(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黃泰山、鍾維達等人透過1990年3月學運後活躍的學生運動,除了以刊物散布社會主義理念,也吸納各校大學生參與左翼讀書會等相關聚會活動。鍾維達說:

當時在黃泰山家的讀書會,讀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我在美國參與讀書會時,這本《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重點書籍,回台前我特別買了好幾本帶回台灣,再影印給參與讀書會者,文化大學等多個學生社團讀書會,也是讀這本書(鍾維達訪談紀錄,2015年9月20日)。

除了學生之外,鍾維達、黃泰山也在環保聯盟等社團,邀請多名社會運動、黨外運動者參加左翼討論會,包括環保聯盟活動部專職人員、擅長演講主持的康惟壤,擅長機電的北區政治受難者基金會總幹事黃國良,以及經常接觸社運人士的洪奇昌國會辦公室助理簡淑慧等人,其中康惟壤、簡淑慧都曾為民進黨新潮流系公職擔任專職工作,但對於新潮流成員擔任公職後逐漸疏離社會運動、台獨運動感到失望,康惟壤指出:

1990年我擔任李逸洋服務處主任時,為了聲援台獨聯盟成員回台,製作布條、籌辦接機等聲援活動時,被李逸洋服務處成員認為是「浪費資源」,開會時感受壓力,我因此辭職,轉到環保聯盟活動部擔任專職。新潮流成員常常說「公職是運動的工具」,但他們不少人公職當久了,需要公職推動的社會運動,卻很少出面,財產也越來越多(康惟壤訪談紀錄,2016年2月17日)。

上述過程除了顯示新潮流系與台獨聯盟在島內黨外運動資源已處於競爭關係,這樣的競爭反而引起部分基層黨工的不滿,質疑公職成為自身謀利的工具,部分基層黨工轉而被重視「群眾」的左翼運動者吸引,1990年代初期的學生運動、社會運動、政治運動風潮,也帶動了左翼運動的在台灣推展,《群眾》雜誌幹部群也在此時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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