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

「關鍵時刻」 台灣有沒有新聞自由?

文/管中祥

「反年改」抗議群眾在立法院外和官員、立委爆發肢體衝突,但這樣的場景在台灣早已見怪不怪。民主社會本來就有各種表達意見的方式,不論是要舉辦論壇、公聽會,或者要召開記者會、進行遊說,還是要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甚至包圍政府、衝進官署,雖然未必合法,但都是表達訴求的方式,當然,這些公共事務參與者的所作所為是對、是錯,也必然要受到社會及媒體監督。

不過,這次遭殃的不只是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媒體記者也成了被攻擊的對象,不但三立新聞SNG車被砸,抗議民眾也和民視、三立記者發生口角,他們甚至還強迫盤查各家媒體的記者證。

這樣的畫面在抗議現場經常可見,不只是台灣,許多國家也有類似的狀況,特別是被抗議者認為不友善的媒體,經常會遭到威脅,三年前「太陽花運動」時,佔領立法院的群眾也盤查記者身份,限制記者採訪。

每個人都有拒絕媒體的採訪的權力,我們有言論自由,也有不說話、不表態的權利。對於你不認同的媒體,當然可以拒絕回答。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限制媒體採訪,不論是政府官員或示威者,只要是參與公共事務的人,就必須受到監督,這是民主社會的必然道理。

群眾擔心遭到醜化,限制記者採訪的作法不難理解,不過,抗議者也必須承擔訴求會更被忽略、社會更加厭惡的負面結果。然而,如果是執行公權力的警察、官員限制記者採訪,恐怕就有迫害新聞自由的疑慮。

幾天前,板橋大觀社區進行第二波拆除,居民及聲援者原本打算召開記者會,控訴退輔會的不當作。不過,一早警方就拉起封鎖線包圍反拆遷群眾,也不讓記者入內採訪,記者會無法順利進行,因而爆發衝突。

拉起封鎖線,限制記者採訪,幾乎是這幾年在抗爭現場常見的景象。前年9月,主張南港瓶蓋工廠全區保留的民眾,以肉身阻擋怪手,抗議柯文哲違背競選承諾。警方一樣拉起封鎖線,隔離記者與群眾,要求記者待在「採訪區」內,但「採訪區」卻離抗議現場十公尺遠,記者只能遠觀,根本無法採訪,經協調後,抗議群眾走到採訪區外,記者才能「隔線」訪問,畫面十分搞笑,並且荒謬

台灣新聞自由的國際排名在亞洲名列前茅,不但被公認是新聞自由的國家,甚至有不少人認為台灣的新聞過度自由。的確,台灣媒體濫用新聞自由,侵犯隱私、違反人權的新聞時有所有見,但這並不表示台灣真正享有新聞自由,不管企業「收買」媒體、政治人物私下干預新聞的情形經常可見,而政府以公權力限制媒體採訪更是歷歷在目。

不論是警察、官員或抗議民眾,都是公共事務的實踐者,所言所行並不是見不得的光的「害羞」之事,出來混的就是要還,為公而行者就要受到監督,不該限制採訪,更要坦然面對媒體監督。而一個國家是否真有新聞自由,並不是平常媒體如何天花亂墜,而是在「關鍵時刻」有沒有採訪公共議題的權力與保障,否則看似滿天亂飛的新聞自由,其實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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