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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爛時光會客室》第341集:社工師的美麗與哀愁

整理/吳容璟

《燦爛時光會客室》與「高中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合作,推出三場「勞動議題系列講座」

👉11/28:社工師的美麗與哀愁伊甸活泉之家暨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主任/廖福源)

👉12/12:做工人的心事,誰人知《做工的人》作者/林立青)

👉12/26:運送美食的那雙手:談外送員勞動權全國外送產業工會/蘇柏豪)

社工有許多類型,每個社工也都十分「萬能」,同時得在第一線照顧個案、又得寫計劃申請經費等肩負許多工作,然而在「多工」的表面下隱藏什麼樣的問題?「外包型」的政府如何讓社工陷入薪資回捐的窘境?

本集節目邀請伊甸活泉之家暨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主任廖福源,和我們分享精神疾病類型的社工有何特別之處?社工們該如何以「平等」的角度面對「個案」?社工如何排解情緒勞動?政府政策出了什麼問題,讓社工回捐事件頻傳,社福機構經營面臨不穩定?在疫情之下,社工們又面臨什麼挑戰?

為何成為「精神障礙」領域的社工?

「我不是在幫助精神障礙者或照顧者,而是與他們一起完成共同的目標」,廖福源表示自己從小就喜歡玩社團和別人一起完成事情,他也並非是選擇當社工,而是選擇「想要怎麼跟人生活」。他察覺到自己有許多不被他人理解的部分,也好奇這些差異形成的社會關係,例如是不是「縮小自己、委屈自己」或也因此讓大家都不舒服等。而特別投入於「精神障礙」領域,則源於小時候的奇妙經驗。

家住在宜蘭南方澳的廖福源,在當地有名的廟宇南天宮前,常看見有個人「對空氣指揮交通」,後來在搭公車時遇到對方幫他看手相算命,他當時還覺得對方講得很有道理,未料後座的學姊在對方下車後說:「他是瘋子幹嘛理他,還聽得這麼認真?」廖福源心想,他聽的是對方說的話語和道理,但當一個人在瘋狂或我們不理解的狀態時,此人似乎變成一個「異世界的人」,而這件事讓他感到困惑。

廖福源的舅舅也患有精神疾病,即便是家人之間也無法理解舅舅的經驗,還告訴他「舅舅的話你不要聽,他起肖了」,廖福源認為,人們因著差異而沒能被理解的這件事,讓他感覺人都在受苦,選擇這個工作是希望大家過得好一點,也希望跟人有連結,努力去減少人的受苦。

主持人管中祥想起林生祥樂隊的歌曲「仙人遊庄」,過去在農業時代很多精神障礙者、思覺失調患者並不會被隔離到精神病院中,而是「在社區中像仙人般的存在」,與我們一起工作、做事,有時回到自己的世界,這是一種面對精障群體的方式,未必都是很恐慌害怕的類型。

從助人到互助的思維轉換 「活泉之家」讓精障者不再只是「受助者」

管中祥好奇,廖福源當社工是自我探索的過程,但一般社工可能是升學考試的引導,或是抱持著救助他人的目的而成為社工。廖福源坦言自己助人的欲望並不強,他認為「助人」的欲望會讓社工與精障者間的權力關係變得不對等,「助人這件事,讓你變得看不見對方的力量」。

廖福源透過紐西蘭原住民部落流傳的一段話來說明,「如果你是來幫助我們的,那你不要來;如果你來幫助我是在浪費你們的時間,但如果你的解放跟我的解放是互相連結的,那我們一起努力。」廖福源表示,「助人」的態度會讓對方矮一階,因此應該在平等的關係中互助,「不是幫助他,而是幫助我們,我們一起改變這個讓我們受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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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福源說明「活泉之家」主要精神在「翻轉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包括「會所」、「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藝術教育工作者培力」等。「會所」是由職員與會員(精神障礙者)一起工作,將維持會務運作的工作設計成所有人都可參與,例如餐飲、行政文書、財務工作等,會所內的所有人是工作夥伴關係,一起完成所有事,翻轉一般助人專業關係中皆由職員主導的權力關係。

至於會所的工作設計,廖福源以某次異國料理日為例,當天以「聖露西亞」這個一般人都很少聽聞的國家為主題,由職員與會員共同搜尋該國有何食物,一起研究食譜最後烹飪。透過「會員發現連職員都不會做」的過程,進而讓會員感受到自己被需要,而不再只是個「受助者」的位子。

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是體認到「會員」與「照顧者」有不同需要,照顧者很辛苦卻面臨不符合申請社會資源身分的窘境,因此成立照顧者專線來傾聽與支持家屬。「藝術工作者培力」則是透過藝術創作讓精神障礙者有多元的方式傳達自己的內在,產生更多與外界的對話方式與可能性,例如繪本、展覽等。

廖福源的工作除了協助就業,還會開發就業。但由於某些精神障礙者早年就生病,社會技巧能力不夠難以外出上班,因此藝術創作者培力的模式,除了會員能夠闡述自己、獲得成就感,還能「培力」會員成為講師及藝術工作者等,能夠經濟自立。

現在很多社會事件中,人們會問為何不將思覺失調症患者強制就醫隔離等,近年團隊也參考國外「開放式對話」(Open Dialogue)自籌經費進行實驗計劃,希望未來不是只有強制住院的方式,而是當家中生病者發生危機時,團隊主動進到家裡,嘗試創造幫助康復的環境。

萬能社工?時間管理大師? 外包制度造成的多工與困境

「聽起來你比超商工作的店員更萬能?」,管中祥有感於廖福源不只要面對個案,還得做政策研究、倡議勞權、跟家屬聯繫等。網路貼文王金發社工的日常」也描述社工的多工與忙碌,從早上電訪、中午家訪高風險對象,下午帶活動、晚上還得寫計劃申請經費保住飯碗等,難道社工是「時間管理大師」嗎?

廖福源直言,很多社工下班後時常繼續工作,實際上仍在「上班」卻無法報加班費,「所以不是時間管理大師,他只是犧牲自己的個人時間」。他認為自己幸運的是不用靠自己寫案子保飯碗,也謙虛是自己太貪心,才做得比一般社工多一些。

廖福源指出,造成多數社工「多工」的狀況,源自政府將社會服務以招標方式外包給NGO組織,但案子的經費少又限制多,並不足以養活一個NGO,例如房租費及人事費的勞健保(約佔20%)都要機構自籌,造成台灣大型NGO很少,小型NGO林立但都是「有一餐沒一餐、有一年沒一年」的狀況,仰賴社工寫計劃申請經費,以及理事長努力向外界募款才足以存活。

他認為,這也與整個社會不重視社工專業有關,即便第一線社工發現問題,卻因為忙於個案與行政事務,而無法做社會倡議的工作,無法從政策上或結構上促進改變,導致執政者無法看到社會服務的現況,而看到現況的人也沒空談論制度面及資源分配的問題。

(截圖自「鹿人」臉書粉專)

面對情緒勞動,社工該如何排解?

社工如何面對情緒勞動?廖福源先聲明他的作法只適用自己,對其他人來說恐怕太嚴格。他認為面對情緒勞動本就屬於社工的專業之一,是社工必須練習與實踐的,發生衝突雖然會感到痛苦,例如被服務對象認為自己不是個好社工,質問「為何A社工可以給我補助,B社工不行?」,但基於專業應該要先冷靜下來,看到衝突背後的脈絡。

以上述的案例,社工遇到有比較心態的個案時,廖福源認為應該看懂對方為何會比較?為何像個刺蝟?是否基於過去的歷史創傷?在衝突當下,懂得聽出對方遭遇什麼而採取應對,而不是只看到當下的情緒與不好的行為。

廖福源舉例,有些會員在面對意見不同時,感知衝突即將發生就會突然大吼「你就是要把我送到保護室,把我關起來對不對?」由此可見,過去每當發生意見不同或情緒高漲時,會員就會被抓到保護室或打乖乖針等不好的經驗,因此社工應該冷靜下來好好談,問他「你現在會這樣做,是不是因為過去曾遭到這種對待?」、「你感覺現在與過去有何不同?」、「你想不想好好與我討論?」等,而不是跟隨對方的情緒起舞。

管中祥好奇,並不是每個人都像廖福源這樣冷靜理智與專業,一般人面對大吼大叫時,很難做到不難過、不反擊還得思考對方的生命歷程,那麼當一般社工面臨情緒問題,卻無法自己解決時該怎麼辦?

廖福源則說,上述的想法只代表自己,有的社工會覺得相當委屈,不過要解決社工的情緒問題,就得有好的督導系統,例如他會跟同事討論不要單方面委屈自己,也要關係對等的跟會員說剛剛的大吼讓自己感到難過害怕,而對方可能也初次經歷有人溫和以對,並覺察到自己可能讓人不舒服,促進思考而進步。可惜現在督導系統很爛,因為爛的政策導致社工的流動率高,社工科系學生畢業兩年後,大約只剩四分之一的人還在從事社工。

督導系統爛?社工流動率高?社工的個人安全?

督導系統為何變得很爛?廖福源認為,起因是政府給NGO的經費少到無法養活自己而引發的惡性循環,包括造成社工薪資低、沒有職業前景,NGO為了存活而申請不擅長的案子,例如處理家庭暴力為主的善牧基金會,面對政府連年提升積效要求但經費卻減少決定棄案;又如身心障礙資源中心要求不分障別,但跨障別會導致品質下降,像是精神障礙團體處理自閉症、心智障礙團體處理精神障礙等,都是母單位不擅長的案子。

他提到,當政府要求的積效越來越高,壓榨第一線工作者除了處理品質變差,也會提高人員流動率,導致年資稍高者就能成為督導,對第一線的工作也不熟悉,「你的督導也很菜,如何督導你?又怎能處理情緒問題?」況且還得面對非母單位擅長的案子。

作為服務思覺失調者的社工,工作過程中有安全問題嗎?廖福源認為這個問題非常困難,對他而言最不安全的反而是政府的政策思維與資源分配造成的。他工作14年來只有一次真的被打到,次數出奇的少,但他也承認成為主管後,對於看待安全的態度出現差異。

廖福源在第一線工作時「比較衝」,會盡量接下其他單位拒接的對象,例如智能合併精神障礙者、自閉合併精神障礙者,或本身個性比較暴躁的人,他認為團隊運作會找到出路減少衝突,不過成為主管後,他思考的就是工作環境是否讓每個人覺得安全,比如有非社工的行政人員曾反映覺得「不安心」。

「我們要選擇善良,還是選擇正確?」,廖福源形容在第一線的他選擇的是「善良」,基於過去的工作經驗與相處,他知道會員的衝突是基於過去的創傷,而有辦法消解與學習;而當主管的他選擇的是「正確」,讓工作環境安全、讓工作人員感到安心是正確的事,因此也讓他很兩難。若要讓情緒較暴躁的會員也能獲得支持,在社工與會員的人力比就要夠低(即每位社工負責越少個案),而政府並不願意花足夠的預算處理。

社工的薪水待遇與職業前景? 如何看見社工影響力?

廖福源說,台北的社工原則上薪水至少有32K至34K,中南部社工則在28K至30K之間,他看到有些回捐的案例薪水只有25K還得「回捐」都不忍卒睹,雖然總統蔡英文前年推動社工人員的薪資新制,只要符合衛服部方案的機構,薪資從34K起跳,並依工作風險加成至35K,保護性業務如家暴、兒童保護的加成至36K,但不符合新制條件就不適用,有些縣市仍未按政府方案施行。

「這個職業沒有什麼前景」,廖福源表示雖然一般社工起薪3萬多元,但十年後若沒有升主管薪水最多4萬多元,因此職業流動率高,留不住只想做第一線專業的人。他認為爭取社工的勞動權益上必須跟政府倡議,但整個社會並未將社工視為專業,「可能還會把社工叫成志工」。

為了讓民眾看見社工的重要性與社會影響力,廖福源正試圖進行「文化干政」,例如透過「藝術教育工作者培力」,以去年的展覽「精神病人的房間」為例,當日觀看人次最高有1,500人。「發生這麼多社會事件,政府花了更多錢蓋司法精神病院,而不是去照顧更多有需要的精障家庭」,他認為這是輿論影響的施政方向與資源分配,若是讓民眾進一步認識精障家庭,或許就能改變社會。

看見社工「回捐」背後的結構問題 

「回捐」文化是某些社福組織的不成文規定,社工必須將部分薪資「回捐」給組織,讓組織能維持運作。廖福源表示因為他的組織並沒有這個文化,他也是透過社群分享才得知,雖然他不贊同回捐,但有些組織如果不靠社工回捐可能就活不下來,因此不能單純責怪組織,而是思考政府該負起什麼責任。

廖福源提到,《採購法》中規定社會福利的案子不得有利潤,所以怎麼接案都會賠錢,沒完成目標還會被罰款,因此近年社福團體才希望推動《社會福利基本法》立法。他認為政府應重新檢討社福委外一事,政府基於節省成本及民間會做得更好的因素才委外,應給予足夠的錢或賺錢方法,而不是經費不足又不允許營利,讓組織只能費心籌錢。

社福的本質在捐款上又成為限制?廖福源表示台灣民眾捐款時,通常會指定「用在可憐的人身上」,不能接受把捐款作為人事費,例如台北市議員王浩與應曉薇過去就曾說要凍結預算,批評會所的人事費太高等。

持續縮減的「社會服務」預算 社福民營化的問題

廖福源說明,雖然「社會福利」的支出是政府總預算中最高的,去年約4千億元、今年高達5千億元,佔比超過整體的四分之一,不過支出主要用在老人年金、勞工保險、國民年金等「社會保險」而非「社會服務」,根據監察院2018年的調查,社會保險約佔社福支出的七至八成。

廖福源指出,「社會保險」的支出常見於選舉政見,例如普發現金的老農津貼、老人津貼等,而「發現金」的方式除了讓大家更不重視「社會服務」之外,由於社福預算比例固定,因此每當「社會保險」支出增加,「社會服務」的預算就會降低。

至於社福民營化帶來的問題,廖福源認為「標案」的模式讓NGO忙於爭取經費而壓縮到組織發展空間,例如伊甸的精神障礙者會所「真福之家」在2012年成立時計劃補助5名人力,後來台北市長柯文哲及社會局長認為「真福之家」的「績效」比不上其他個案管理的單位,因此砍成3名人力,後雖靠著極力爭取後只砍了一名,然這個缺額也是再靠自籌補回。

「有時我真的覺得社福應該全部收回、公辦公營,政府才能把錢砸在真實需求上」,廖福源批評,當政府不懂得所有的服務樣態也不認真研究,只被議員的質詢追著跑,在設計所謂的「績效」時,就不會以服務品質及回應現況為目的,而是靠著想像及被質詢的壓力重新調整預算結構,最終繼續擠壓NGO造成惡性循環。

管中祥表示,新自由主義或小政府主義會希望政府不要管太多,民間更有活力能做得更好,歐洲國家民間的社會支持大、政府也會透過稅制協助發展,相較之下台灣透過外包化卻面臨諸多問題,例如採取NGO標案的方式,卻又透過「績效主義」和「主計治國」思維來管理,為了回應議會壓縮到服務品質,又有瑣碎的核銷讓NGO疲於奔命。

管中祥好奇,機構與個案間的關係要長期建立才能獲取信任,但機構每年都得爭取標案,如果沒爭取到標案,整個機構或是單位可能就消失了,對被服務者而言陪伴的人可能突然換人或直接消失,這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嗎?政府既然每年都得花同樣的預算,為何不用穩定的方式?

「精神障礙者的輔具是『關係』」,廖福源也認同「標案」的設計讓所有東西都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並不易於培養長遠的關係。「真福之家」的標案是先做兩年,再續約下一個同樣2年的案子(稱為2+2),現在則是做三年再重新招標下個三年(3+3),還可能因績效評估突然抽回人力補助,全看機構有無財力自行補人,而這種「只能用兩年來思考」的模式,也使得機構無法進行有發展性的長期規劃。

疫情對社福體系的影響?被照顧者頓失社會支持?如何應變?

廖福源表示,在疫情三級警戒後,屬於衛服部的社區復健中心被要求關閉,導致會員頓時失去「唯一的日常」,只能待在家中增加與家人發生摩擦的機會。雖然連一般人都難以適應疫情的隔離生活,相較之下生病的人又缺乏更多排解的管道,例如不會使用網路、原本就失去社會關係等等。

而原本對於精神障礙者不友善的規定在疫情之下變得更嚴重,例如照顧者專線曾經接到家長求助孩子住院但卻無法探視,打電話也連絡不到醫生,完全不知道孩子的狀況而焦急萬分,尤其精神科的病房又規定不能視訊等。廖福源提到,沒有疫情時精神障礙者的「探視權」與「通訊權」就限制頗多,以隱私權、會影響治療為由切斷所有聯繫,還曾發生律師無法探視當事人的案例。

他認為國家面對疫情時並未看到「不同疾病有不同需要」,精神疾病的一部份就是跟自我的鍛鍊與跟人際關係的鍛鍊,住院後卻被切斷所有人際關係。反映台灣在防疫這件事上是「醫療至上」的思維,並未顧慮有些人會出問題,也未思考其他可能性,例如英國在防疫時還會聽人類學、心理學、社會教育學家的意見。

管中祥補充,在疫情嚴重時大家的確都會很緊張,但隨著時間過去應該慢慢建立系統化的應對,面對不同狀況有不同安排方式的思維,或許才真正的「優先部署」。過去節目訪問過陳錦煌醫師及社區工作者,都會提到迅速關閉所有社區關懷據點及直接停止訪視的方法,導致很多長輩頓失社區支持系統,很多人回到家中後出現憂鬱症,家庭衝突或遭到詐騙的狀況很多,有無方法在防疫同時,還能維持支持系統?

廖福源說,活泉之家在三級警戒禁止群聚後,把所有活動線上化,並盡速協助教學會員使用手機與網路,試圖維持某些人的日常,沒有數位能力的人則透過電話訪視。意外的是,有些平常不常參加活動的人在疫情期間更踴躍參與了,「因為他們真的很需要」。

他認為,重要的是「不要直接暫停所有服務」,而是分級分類後針對不同需求給予不同支持,例如還是可以訪視,只要思考如何隔出空間就好,甚至只是單純的敲門或隔著門對話都很好,不要讓他感覺「被社會丟下了」。

對此管中祥也有同感,過去也有受訪者提過可以使用「降載」的方式,設定人數限制讓人們輪流到社區中心,或者強化到家裡的照顧,例如隔著門、隔著對講機通話等,透過低度聚集達到社會支持。

社工面對疫情自己有何保護?政府有何防護措施?廖福源苦笑,「政府都直接暫停服務了,怎會有社工的防護措施?」社工更是被排除在疫苗優先施打順序之外,雖然社福團體為了訪視需求,不斷爭取優先施打也徒勞無功,後來連旅遊業者都排上施打順序,社工仍然榜上無名,防疫上都靠社工自己。

社工的問題,其實是每個人的問題

最後管中祥提問,為何廖福源願意為了勞動權益及社會倡議上街頭抗議?不當個單純的社工。廖福源認為,解決社工們在工作上面臨的問題,就是解決每個人的問題,「從搖籃到墳墓,誰能真正確保自己不會需要社會救助?」比如團隊曾碰過很多「出國像去隔壁縣市、買房像租房般容易」的有錢人,但是當他們的家人生病,縱使有再多的錢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社工制度問題的解決,真的要靠每個人」,根據廖福源工作十多年的經驗,十個飽受精神障礙的會員中有8個都曾遭遇霸凌,而霸凌不只是他們生病的原因,還會在未來的人際關係中都留有不好的感受與習慣,例如有個會員已畢業很久,但多年來都不願意在會碰到學生的時間搭車,因為他還深陷在恐懼中。廖福源強調,當大家都能認同「社工的問題是每個人的問題、有賴不同位置的人一起努力」時,才能進一步討論如何改變社工的勞動環境。

長期到精神障礙機構上課的管中祥深有同感,在真人圖書館中聽聞精障者述說自己的故事,八成都是從小在學校或家庭中被霸凌,不只是肢體上或語言上都對他們產生很大的壓力,因此社會的問題不能只轉嫁到社工身上,而是大家該共同承擔解決的。